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王明剛回國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現得不可一世。對王明的這種表現，毛主席一時摸不著頭腦，沒有多說話，但還是堅持了他原來的正確主張。」[34]
但在1988年6月28日～7月4日，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全國黨史研究會和東北師範大學聯合召開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第五次全國學術討論會上，有的學者提出當時大多數同誌同意王明的觀點，毛澤東本人在會上沒有與王明發生交鋒，原因是什麽？是毛澤東的鬥爭藝術、策略問題？還是當時毛澤東也未認清王明的右傾錯誤？這一點，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35]
1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增補王明、康生、陳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常委增為九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會議決定中央實行集體領導並有分工：日常來往電報「黨的交洛，軍隊交毛，統戰交王，王外出時交洛」。[36]
據張國燾回憶：「在我們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王明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十六人的名單。毛澤東對王明的這種單獨舉動，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隻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37]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原則上毛是贊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徵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並說自己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上和反托派鬥爭上，都沒有把穩住這個舵，願意減輕自己的責任，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經王明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後，沒有再發言，名單也算通過了。」他還說：「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裏一言不發，除了表示過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到改選書記的問題。」[38]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王明的發言通過了《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其中說：「政治局聽了中共駐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陳雲三同誌工作報告之後，認為在王明同誌領導之下的代表團，在國際領導和特米脫洛夫[39]的幫助之下，幾年來所做的工作成績，首先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此外如培養幹部，出版報紙書籍，反對隱藏在某些黨的組織中的奸細敵探，對滿洲與華僑工作的直接領導和進行國際宣傳等，是滿意的完成了黨中央與共產國際所給與他們的任務。」[40]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成立了毛澤東、王明等25人的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41]並決定在七大上由王明作政治報告，毛澤東作工作報告。[42]會議還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繼續與國民黨談判。[43]
楊奎鬆評論說：「實在不知道一個準備委員會，在『主席』之外如何出來一個不倫不類的『書記』職務？大概是王明不想要那個『副』字想出來的辦法吧？無論如何，王明推舉毛作『主席』，自己又弄個『書記』坐，這種一山二虎的架式，很符合王明的作風，顯示了他不甘寂寞的扭曲心態。而更讓人要猜疑王明用心的是，在這個文件上，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全體成員還破天荒地被要求依次簽名以示贊成。這在中共歷史上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44]
1945年8月25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1938年12月全會通過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之後，毛澤東意識到他是孤立的，意識到大會很可能選出一個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決心要搞掉王明。是一場爭權鬥爭，同時也是為爭取實現他的思想而進行的鬥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12月會議上發言以後，發現他自己是孤立的。他感到震驚！」[45]1938年12月中共中央並未召開全會，他說的似乎就是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12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
任弼時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充分肯定了這次會議。他說：「十二月會議，王明同誌等帶回季米特洛夫同誌關於鞏固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後，對於統一戰線問題有著更詳細的討論，認定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不僅是黨的策略上的改變，而且是戰略性質的改變」；「認定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過去「由於對統一戰線的認識，還有某些不足夠的地方；工作方式上存在著缺點，和國民黨人們的深刻成見，在過去曾發生過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間某些磨擦；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乃漸減少，使著統一戰線，得著發展與成績」。[46]他在5月17日對這個報告大綱所作的補充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中，再次對這次會議作了肯定。
但在1988年6月28日～7月4日，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全國黨史研究會和東北師範大學聯合召開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問題第五次全國學術討論會上，有的學者提出當時大多數同誌同意王明的觀點，毛澤東本人在會上沒有與王明發生交鋒，原因是什麽？是毛澤東的鬥爭藝術、策略問題？還是當時毛澤東也未認清王明的右傾錯誤？這一點，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35]
1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增補王明、康生、陳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常委增為九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項英。會議決定中央實行集體領導並有分工：日常來往電報「黨的交洛，軍隊交毛，統戰交王，王外出時交洛」。[36]
據張國燾回憶：「在我們討論組織問題的時候，王明事先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十六人的名單。毛澤東對王明的這種單獨舉動，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隻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37]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原則上毛是贊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徵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並說自己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上和反托派鬥爭上，都沒有把穩住這個舵，願意減輕自己的責任，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經王明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後，沒有再發言，名單也算通過了。」他還說：「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裏一言不發，除了表示過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到改選書記的問題。」[38]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王明的發言通過了《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其中說：「政治局聽了中共駐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陳雲三同誌工作報告之後，認為在王明同誌領導之下的代表團，在國際領導和特米脫洛夫[39]的幫助之下，幾年來所做的工作成績，首先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此外如培養幹部，出版報紙書籍，反對隱藏在某些黨的組織中的奸細敵探，對滿洲與華僑工作的直接領導和進行國際宣傳等，是滿意的完成了黨中央與共產國際所給與他們的任務。」[40]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成立了毛澤東、王明等25人的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41]並決定在七大上由王明作政治報告，毛澤東作工作報告。[42]會議還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繼續與國民黨談判。[43]
楊奎鬆評論說：「實在不知道一個準備委員會，在『主席』之外如何出來一個不倫不類的『書記』職務？大概是王明不想要那個『副』字想出來的辦法吧？無論如何，王明推舉毛作『主席』，自己又弄個『書記』坐，這種一山二虎的架式，很符合王明的作風，顯示了他不甘寂寞的扭曲心態。而更讓人要猜疑王明用心的是，在這個文件上，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全體成員還破天荒地被要求依次簽名以示贊成。這在中共歷史上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44]
1945年8月25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1938年12月全會通過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之後，毛澤東意識到他是孤立的，意識到大會很可能選出一個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決心要搞掉王明。是一場爭權鬥爭，同時也是為爭取實現他的思想而進行的鬥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12月會議上發言以後，發現他自己是孤立的。他感到震驚！」[45]1938年12月中共中央並未召開全會，他說的似乎就是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12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
任弼時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充分肯定了這次會議。他說：「十二月會議，王明同誌等帶回季米特洛夫同誌關於鞏固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後，對於統一戰線問題有著更詳細的討論，認定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不僅是黨的策略上的改變，而且是戰略性質的改變」；「認定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過去「由於對統一戰線的認識，還有某些不足夠的地方；工作方式上存在著缺點，和國民黨人們的深刻成見，在過去曾發生過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間某些磨擦；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乃漸減少，使著統一戰線，得著發展與成績」。[46]他在5月17日對這個報告大綱所作的補充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中，再次對這次會議作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