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與會人員明顯地看出了會議上的分歧。彭德懷在回憶這次會議的時候曾說：「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從王明這些論點看來，顯然同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論點有很大的原則上的分歧。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這就可以肯定他這條路線，是一條放棄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失去無產階級立場的和投降主義的路線。什麽西班牙、法國和滿洲的經驗，所有這些經驗都是失敗的教訓。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他還說：「會議時間很長，似快天明才散會的。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蔣介石根本沒有承認統一戰線，工農紅軍要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強迫戴國民黨軍隊的帽子，與國民黨軍成一種隸屬關係；企圖改變八路軍性質，同化於它的體係，根本沒有承認合作。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經過蔣介石，他決不會容許八路軍擴大，決不會容許我們有任何獨立自主，也不會有平等待遇。回去傳達就隻好是，毛主席是怎麽講，王明又怎麽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47]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王明回國後，「無疑他滿以為是凱旋而歸。也許他和俄國人都以為，他將在抗日統一戰線中領導黨，並以為在此過程中可能要由他重新擔任中央總書記。他是一個驕傲自大的人，他到達延安後，就著手在黨內培植他的勢力。毛澤東看出了陳紹禹的野心，機智地設法讓陳和另一些人先去武漢後去重慶，擔任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商談有關在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兩黨關係事宜。毛把陳送出延安，暫時從黨的總部去掉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對手。還可以說，毛深知陳享有國際聲望。這時張國燾對毛的威脅已被解除，但毛澤東一定感到，他在對付陳的時候，一定要精心策劃才是。於是，一場毛、陳之間隱蔽的權力鬥爭隨之展開」。[48]
有的學者還認為：「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暫時處於下風，王明雖然獲得普遍響應，但王明獲得的成果也僅此而已。毛澤東、王明一時勢均力敵，誰也不具特別優勢……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權力的格局。」「至於王明，則有很多理由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而高興。首先，他的報告被與會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們都對他表示了熱誠的歡迎；其二，政治局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代表團『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團，也就是對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會議上得到確定，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由於自己顯示了政治領袖的水平並具有雄厚的國際背景，爭得了在政治上『幫助』毛澤東的資格，跟隨自己從莫斯科返國的康生等也都成了書記處成員；其四，會議決定成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這將使王明成為國內活躍的領袖人物。在勝利的喜悅中，王明沒有看見籠罩在他頭上的烏雲正慢慢聚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的勝利使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自信，王明隻看到政治局委員們支持他的一麵，而沒看到這種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麵。王明與多數政治局委員隻存在一般的工作關係，並無歷史淵源、個人友誼作這種關係的基礎。他忘記了，這種建立在政見一致基礎上的政治上的結合，經常會因形勢變化、人際關係等因素而處於波動中。少年得誌的王明隻是一個深受俄化教育的共產黨新貴，對這種世故哲學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係十分微妙，盡管王明影響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穩定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並沒有把『寶』押在王明一邊，而是謹言慎行。在毛澤東、王明之間猶疑搖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投下了長長的陰影，王明在嚴重冒犯了毛澤東之後，也許並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黨內頭號敵人。正當王明自鳴得意，陶醉在眼前的勝利時，毛澤東則在妥協、退卻煙幕的掩護下，為打敗王明臥薪嚐膽、積蓄力量。」[49]
1945年4月21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也說：「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講了話，他講了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他的講話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贊同。隻有毛澤東對王明的報告進行了一些批評，但是經過辯論之後，他明白自己有被孤立的危險，於是終於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決議認為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是日本侵略的條件下唯一正確的策略。」「不久，王明和後來成為『莫斯科反對派』的大部分成員前往漢口，代表中共參加蔣介石政府（當時叫做『國防政府』）。」「王明在漢口一直呆到1938年10月漢口被日軍占領為止。在這期間，毛不失時機地積極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準備整風。康生的偵緝機關的實力也就是在這時候增長起來的。同時，毛澤東著手推翻1937年12月的會議決議以及中共六中全會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並從而否定了共產國際所持的立場。」[50]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王明回國後，「無疑他滿以為是凱旋而歸。也許他和俄國人都以為，他將在抗日統一戰線中領導黨，並以為在此過程中可能要由他重新擔任中央總書記。他是一個驕傲自大的人，他到達延安後，就著手在黨內培植他的勢力。毛澤東看出了陳紹禹的野心，機智地設法讓陳和另一些人先去武漢後去重慶，擔任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商談有關在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兩黨關係事宜。毛把陳送出延安，暫時從黨的總部去掉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對手。還可以說，毛深知陳享有國際聲望。這時張國燾對毛的威脅已被解除，但毛澤東一定感到，他在對付陳的時候，一定要精心策劃才是。於是，一場毛、陳之間隱蔽的權力鬥爭隨之展開」。[48]
有的學者還認為：「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暫時處於下風，王明雖然獲得普遍響應，但王明獲得的成果也僅此而已。毛澤東、王明一時勢均力敵，誰也不具特別優勢……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權力的格局。」「至於王明，則有很多理由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而高興。首先，他的報告被與會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們都對他表示了熱誠的歡迎；其二，政治局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代表團『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團，也就是對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會議上得到確定，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由於自己顯示了政治領袖的水平並具有雄厚的國際背景，爭得了在政治上『幫助』毛澤東的資格，跟隨自己從莫斯科返國的康生等也都成了書記處成員；其四，會議決定成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這將使王明成為國內活躍的領袖人物。在勝利的喜悅中，王明沒有看見籠罩在他頭上的烏雲正慢慢聚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的勝利使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自信，王明隻看到政治局委員們支持他的一麵，而沒看到這種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麵。王明與多數政治局委員隻存在一般的工作關係，並無歷史淵源、個人友誼作這種關係的基礎。他忘記了，這種建立在政見一致基礎上的政治上的結合，經常會因形勢變化、人際關係等因素而處於波動中。少年得誌的王明隻是一個深受俄化教育的共產黨新貴，對這種世故哲學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係十分微妙，盡管王明影響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穩定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並沒有把『寶』押在王明一邊，而是謹言慎行。在毛澤東、王明之間猶疑搖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投下了長長的陰影，王明在嚴重冒犯了毛澤東之後，也許並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黨內頭號敵人。正當王明自鳴得意，陶醉在眼前的勝利時，毛澤東則在妥協、退卻煙幕的掩護下，為打敗王明臥薪嚐膽、積蓄力量。」[49]
1945年4月21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也說：「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講了話，他講了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他的講話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贊同。隻有毛澤東對王明的報告進行了一些批評，但是經過辯論之後，他明白自己有被孤立的危險，於是終於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決議認為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是日本侵略的條件下唯一正確的策略。」「不久，王明和後來成為『莫斯科反對派』的大部分成員前往漢口，代表中共參加蔣介石政府（當時叫做『國防政府』）。」「王明在漢口一直呆到1938年10月漢口被日軍占領為止。在這期間，毛不失時機地積極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準備整風。康生的偵緝機關的實力也就是在這時候增長起來的。同時，毛澤東著手推翻1937年12月的會議決議以及中共六中全會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並從而否定了共產國際所持的立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