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者認為：王明在報告中批評洛川會議沒有突出「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批評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對國民黨的進步認識不足，不同意毛澤東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提出的某些論斷，點名批評劉少奇在《抗日遊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一文中對國民黨提出的各項要求「過高」、「過多」，而沒有反映「抗日高於一切」的中心問題。「王明自恃有史達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躊躇滿誌。毛澤東為歡迎他回國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態麻痹了王明，無形中膨脹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識，使他陷入了錯誤的判斷。王明在報告中無視毛的權威，將他個人自1934年以來與毛修好的努力毀於一旦。王明以為劉少奇沒有實力，以批劉來影射毛，也造成嚴重的後果，促使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進一步加緊聯合。」[24]
在這次會議上，王明誣陷陳獨秀，反對與剛剛出獄並主張抗日的陳獨秀等聯合抗日，說「中央過去對托派實質認識不夠」，「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誣指陳獨秀是每月領取日本300元津貼的間諜，並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他在會上大講蘇聯反托派的「經驗」，主張中國也應加緊反托派的鬥爭。由於他和康生的反對，也由於陳獨秀沒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項條件，致使陳獨秀等與中國共產黨一致抗日的願望沒有實現。後來他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吹噓說：「一九三七年底我回到延安後，就得知毛澤東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已經談好，允許托陳派全部回黨（這個『回黨』計劃由於我到延安而沒有實現）。」[25]有的學者認為，阻止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是王明抵製毛澤東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樹立自己在黨內的權威。[26]
在王明反對與陳獨秀等聯合抗日的同時，康生接著寫了《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開誣陷陳獨秀等與上海的日本偵特機關「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陳獨秀等「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貼，並由托派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27]
對於王明、康生的造謠誣陷，陳獨秀十分憤慨。他於1938年3月17日寫給《新華日報》的公開信中說，「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報》，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28]，要求拿出真憑實據來；同時還對包惠僧說：「老幹們（指王明等人）不會歡迎我，我也犯不著找他們。」[29]就是其他很多人，也深為陳獨秀不平。因此，在當時武漢的報紙上發生了一場公開的辯論。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漢日報》發表公開信說：「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是「莫須有之誣衊」；九人之一的張西曼還單獨給《新華日報》寫信說，他之所以「敢負責為陳獨秀先生辯護」，就因為「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堅決態度」等等，「可以證明他至少是個愛國的學者」。[30]當事人羅漢也在漢口《正報》上發表公開信辯駁：「以這樣嚴重的賣國談判，參加者又有當時政府要人在內，而其結果乃以300元之代價成交，真可謂極廉價之高峰。」又說：「康生君說去年六七月間我和獨秀曾與美國偵探接洽……隻管造謠造的高興，竟連陳、彭那時尚在南京獄中的事實也忘記得幹幹淨淨了！」[31]
1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第二次發言，著重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績，列舉了「代表團對中國黨的政治上的幫助」。最後說：「我們現在估計黨中央的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要估計到較大的錯誤便是五中全會的決議。」
12月11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三天的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禦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對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見，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麵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麵去。」「八路軍與遊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範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後，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他又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隻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32]
毛澤東1943年11月13日、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隻有持久戰、遊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33]
在這次會議上，王明誣陷陳獨秀，反對與剛剛出獄並主張抗日的陳獨秀等聯合抗日，說「中央過去對托派實質認識不夠」，「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誣指陳獨秀是每月領取日本300元津貼的間諜，並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他在會上大講蘇聯反托派的「經驗」，主張中國也應加緊反托派的鬥爭。由於他和康生的反對，也由於陳獨秀沒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項條件，致使陳獨秀等與中國共產黨一致抗日的願望沒有實現。後來他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吹噓說：「一九三七年底我回到延安後，就得知毛澤東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已經談好，允許托陳派全部回黨（這個『回黨』計劃由於我到延安而沒有實現）。」[25]有的學者認為，阻止陳獨秀回到黨內工作，是王明抵製毛澤東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樹立自己在黨內的權威。[26]
在王明反對與陳獨秀等聯合抗日的同時，康生接著寫了《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開誣陷陳獨秀等與上海的日本偵特機關「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陳獨秀等「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貼，並由托派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27]
對於王明、康生的造謠誣陷，陳獨秀十分憤慨。他於1938年3月17日寫給《新華日報》的公開信中說，「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報》，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28]，要求拿出真憑實據來；同時還對包惠僧說：「老幹們（指王明等人）不會歡迎我，我也犯不著找他們。」[29]就是其他很多人，也深為陳獨秀不平。因此，在當時武漢的報紙上發生了一場公開的辯論。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漢日報》發表公開信說：「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是「莫須有之誣衊」；九人之一的張西曼還單獨給《新華日報》寫信說，他之所以「敢負責為陳獨秀先生辯護」，就因為「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堅決態度」等等，「可以證明他至少是個愛國的學者」。[30]當事人羅漢也在漢口《正報》上發表公開信辯駁：「以這樣嚴重的賣國談判，參加者又有當時政府要人在內，而其結果乃以300元之代價成交，真可謂極廉價之高峰。」又說：「康生君說去年六七月間我和獨秀曾與美國偵探接洽……隻管造謠造的高興，竟連陳、彭那時尚在南京獄中的事實也忘記得幹幹淨淨了！」[31]
1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第二次發言，著重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績，列舉了「代表團對中國黨的政治上的幫助」。最後說：「我們現在估計黨中央的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要估計到較大的錯誤便是五中全會的決議。」
12月11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三天的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禦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對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見，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麵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麵去。」「八路軍與遊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範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後，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他又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隻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32]
毛澤東1943年11月13日、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隻有持久戰、遊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