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部分中，報告指出「鞏固和擴大國共兩黨合作，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樞紐」。為要加強國共合作，報告提出：就要以抗日與不抗日作為「劃分友敵之主要標準」，如「分成左中右三派」，也「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為分野（西班牙例與中國實例）」；要「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奮鬥，互相幫助，共同發展（西班牙，德國經驗，滿洲經驗）」。「在個人中——以現有的合法的工會為基礎，組織統一的職工會」；「在農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進行合法工作」；「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國統一的青年組織」。要「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在現有軍隊基礎上建立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八路軍在新占領區域，「行政製度及政策均須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發點」。雖然要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但八路軍還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19]
在一個更詳細的記錄稿上，這個報告還有如下的內容。
第一，說全國抗戰後政治製度「開始民主化」，對國民黨「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過去提出國民黨片麵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對與復興社過去是叫法西斯蒂，現在應公開糾正過來」等。
第二，說「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隻有嚇走同盟軍」，「因此我們不能說是誰領導誰」。在軍隊問題上，報告雖然談到「八路軍如何保障獨立性問題」，但認為「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並說「紅軍的改編不僅是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報告提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
第三，說「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不要「過早提出肅清漢奸分子」，「行政製度在山西等地區不能建立與特區同樣的政策，要同樣用舊縣政府，縣長，不要用抗日人民政府等」，並批評劉少奇寫的小冊子「提得太多，提出打大地主當作政策是不對的，提出單打維持會也是不對的」，還說「對於中國的軍隊不是說舊軍隊不行，要改造舊軍隊這是不策略的口號，總的是在舊的軍隊基礎上改造軍隊」。
第四，說「今天不是組織狹小的群眾團體，而是利用既在合法的團體，要登記，讀總理遺囑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爭取一切宗教的合法的團體」；「現在中國需要統一的群眾組織，不要分裂的群眾組織，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限製，而是我們的方法不好，一定要爭得合法，到國民黨去立案，市黨部來參加」。
第五，說「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遊擊戰不能戰勝日本」等。
王明在晚年寫的《關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路線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回憶中說，他「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此外，還傳達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莫斯科回國前同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談話的內容，並作了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六年工作的報告」；「在討論中，所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包括毛澤東）一致同意王明同誌的報告及報告中提出的政治路線，即以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建立在國共合作基礎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主要內容的路線，以便進一步動員和組織幾億中國人民及其武裝力量抗日救國，直到在蘇聯全麵幫助下和其他各國反日力量的同情下，取得最後勝利。同時，政治局一致贊同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上述王明同誌的報告」。說「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會議根據王明同誌的報告所通過的路線，是什麽『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因而整個武漢時期「全黨是在這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統治下」，這完全是「毛澤東的偽造」。[20]
張國燾在回憶中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我當時就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王明這些話使毛澤東的神情，顯得有些尷尬，似是受到當頭一棒。他也許想到他已往發表過的言論和所做的一切，竟與莫斯科的簡直大有出入。現在莫斯科，竟要他與國民黨形成長期而鞏固的合作。」[21]倒是劉少奇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須要具體解釋」。[22]
楊奎鬆說：「把自己淩駕在中共中央之上，頤指氣使，這在做慣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他一上來就批評：『有同誌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說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於幫助日本。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問題，這是將來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隻能嚇走同盟軍。西班牙現在實際上已經是無產階級領導，但沒有喊無產階級領導。因為歐洲資產階級知道無產階級領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高喊無產階級領導會嚇退資產階級。『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從抗日的角度出發，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介石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要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23]
在一個更詳細的記錄稿上，這個報告還有如下的內容。
第一，說全國抗戰後政治製度「開始民主化」，對國民黨「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過去提出國民黨片麵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對與復興社過去是叫法西斯蒂，現在應公開糾正過來」等。
第二，說「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隻有嚇走同盟軍」，「因此我們不能說是誰領導誰」。在軍隊問題上，報告雖然談到「八路軍如何保障獨立性問題」，但認為「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並說「紅軍的改編不僅是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報告提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
第三，說「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不要「過早提出肅清漢奸分子」，「行政製度在山西等地區不能建立與特區同樣的政策，要同樣用舊縣政府，縣長，不要用抗日人民政府等」，並批評劉少奇寫的小冊子「提得太多，提出打大地主當作政策是不對的，提出單打維持會也是不對的」，還說「對於中國的軍隊不是說舊軍隊不行，要改造舊軍隊這是不策略的口號，總的是在舊的軍隊基礎上改造軍隊」。
第四，說「今天不是組織狹小的群眾團體，而是利用既在合法的團體，要登記，讀總理遺囑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爭取一切宗教的合法的團體」；「現在中國需要統一的群眾組織，不要分裂的群眾組織，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限製，而是我們的方法不好，一定要爭得合法，到國民黨去立案，市黨部來參加」。
第五，說「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遊擊戰不能戰勝日本」等。
王明在晚年寫的《關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路線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回憶中說，他「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此外，還傳達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莫斯科回國前同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談話的內容，並作了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六年工作的報告」；「在討論中，所有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包括毛澤東）一致同意王明同誌的報告及報告中提出的政治路線，即以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建立在國共合作基礎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主要內容的路線，以便進一步動員和組織幾億中國人民及其武裝力量抗日救國，直到在蘇聯全麵幫助下和其他各國反日力量的同情下，取得最後勝利。同時，政治局一致贊同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上述王明同誌的報告」。說「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會議根據王明同誌的報告所通過的路線，是什麽『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因而整個武漢時期「全黨是在這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統治下」，這完全是「毛澤東的偽造」。[20]
張國燾在回憶中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我當時就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王明這些話使毛澤東的神情，顯得有些尷尬，似是受到當頭一棒。他也許想到他已往發表過的言論和所做的一切，竟與莫斯科的簡直大有出入。現在莫斯科，竟要他與國民黨形成長期而鞏固的合作。」[21]倒是劉少奇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須要具體解釋」。[22]
楊奎鬆說：「把自己淩駕在中共中央之上，頤指氣使，這在做慣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他一上來就批評：『有同誌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說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於幫助日本。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問題，這是將來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隻能嚇走同盟軍。西班牙現在實際上已經是無產階級領導，但沒有喊無產階級領導。因為歐洲資產階級知道無產階級領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高喊無產階級領導會嚇退資產階級。『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從抗日的角度出發，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介石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要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