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 莫斯科為中共誕生十五周年舉行慶祝宴會。會上，康生連連舉杯，虔誠地「祝王明同誌身體健康」，並領頭高呼「王明同誌萬歲！」[355]
同日 潘漢年在給王明的信中說：「陳濟棠已經同意同我們的項英和張鼎丞部隊締結協議（這兩支部隊駐紮在江西和福建——王明注）。已經派人去找他們，但沒有把握會找到，因為他們的駐地不詳，而且也沒有他們認識和信任的人。很希望唐古[356]同誌立即來中國，否則就可能錯過時機。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希望同我進行談判，但是眼下未必能達成具體的協議，因為他們都希望弄清楚有關蘇聯援助的可能性問題。」「有消息說孔祥熙（南京財政部長——王明注）和宋子文（前南京財政部長——王明注）希望同我們進行談判，這得到了實際情況的證實。宋〈子文〉已經派董健吾牧師去蘇區，他是穿過張學良軍隊的轄區到蘇區去的，但沒有結果。」「同張學良已經達成協議，我們在他那裏已設有代表」。「董健吾牧師派人帶一封信通過朱德去見毛澤東。」[357]「為了談判，陳立夫和陳果夫積極尋求同我們聯繫，但是他們沒有同鄧〈文儀〉聯繫。」[358]
7月3日 致電中央書記處。[359]
同日 致羅英信。[360]
7月8日 與康生聯名在巴黎《救國時報》第41期上發表《高爾基追悼詞》，並撰寫《悼高爾基逝世》。[361]
7月12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42期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目前中國政局的出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7月14日 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季米特洛夫寫報告，說：「鑑於我承擔著繁重的中國共產黨方麵的工作，並應為預期的回〈國〉做準備，特向書記處提出解除我所擔負的拉美國家方麵工作的問題。」[362]
王明在1966年1月27日談的《關於拉丁美洲工作問題》的回憶錄中說：1933年底（或1934年初），在莫斯科開過一次拉丁美洲共產黨代表會議。拉丁美洲工作那時歸曼努伊爾斯基管。他認為拉丁美洲已處於俄國十月革命前夜的情況，黨的主要政治路線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政黨，推翻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後，1934年春決定我去管拉丁美洲部的工作。我一看到上述關於拉丁美洲的決議，就開始研究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等國家的情況。研究的結果，認為這些國家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有些國家是反美帝的，有些國家是反英帝的），同時反對本國的與帝國主義有密切關係的大買辦階級和大農場主。因此，不僅不應當孤立小資產階級政黨，而且要聯合反帝的民族資產階級黨派。因為那裏當時的革命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以不能在巴西馬上就組織蘇維埃政權。巴西當時有個民族解放聯盟，參加的有一切反帝的黨派，是一個反帝聯盟。我告訴巴西同誌要參加進去並發展它，不能馬上組織蘇維埃政權，因為蘇維埃是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而不是鬥爭的開始。巴西同誌同意我的意見。拉丁美洲部和巴西同誌一齊開會起草了一封信給巴西黨，要他們不要搞蘇維埃紅軍，而搞反帝統一戰線。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時，我在講話裏實際上糾正了拉丁美洲共產黨三次代表大會的錯誤。拉丁美洲同誌都同意我在共產國際七大的講話，曼努伊爾斯基也不好反對。但是，曼努伊爾斯基瞞著我和季米特洛夫等國際領導同誌，他經過共產國際駐巴西的代表，又直接去指揮巴西共產黨，還是搞原來的一套：要他們武裝起義，首先在巴西的京城起義！在1936年夏天的某日，曼努伊爾斯基拿出電報來給我們看，並且說：「收到巴西黨來電，今晚就要在巴西京城起義，明天可以勝利！」我們都很吃驚地問他：為什麽事先不和我們商量？結果，次日起義失敗。因此，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辭去管拉丁美洲部工作的任務，季米特洛夫也隻好同意了。
7月15日 致電中央書記處。[363]
7月22日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抗日反蔣」的決議。對此，季米特洛夫當場說：「我認為，王明同誌在書記處麵前對政治局決議的批評，很大程度上也是適用於王明同誌本人的。」[364]
7月23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聽取王明《中共中央關於成立抗日人民陣線問題的決議》的報告，決定「採納王明同誌的建議作為基礎。責成王明同誌和中國同誌——康生和施平以及米夫同誌和曼達良同誌最後審訂這些建議，並呈報季米特洛夫批準」。[365]
同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的關於中國問題的發言中說：「王明同誌對黨的批評態度絕不意味著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這種批評態度應該是有利於黨的。」他「建議以王明同誌的建議為基礎委託王明同誌和一些中國同誌跟我一起校訂」8月15日發出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366]
7月25日 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5期合刊發表《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紀念和中共新政策實行一周年而作》（又名《為中國人民獨立自由而鬥爭的十五年》、《新中國論》），同時刊載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4期、英文版第44期，巴黎《救國時報》第55、56期（「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專刊）、《全民月刊》第7、8期合刊，《民族殖民地問題》第1期，後收入《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上海南華出版社出版的《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文章共分五個部分：「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地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為蘇維埃政權而奮鬥的九年」，「新環境與中共為新中國而奮鬥的新政策」，「為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
同日 潘漢年在給王明的信中說：「陳濟棠已經同意同我們的項英和張鼎丞部隊締結協議（這兩支部隊駐紮在江西和福建——王明注）。已經派人去找他們，但沒有把握會找到，因為他們的駐地不詳，而且也沒有他們認識和信任的人。很希望唐古[356]同誌立即來中國，否則就可能錯過時機。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希望同我進行談判，但是眼下未必能達成具體的協議，因為他們都希望弄清楚有關蘇聯援助的可能性問題。」「有消息說孔祥熙（南京財政部長——王明注）和宋子文（前南京財政部長——王明注）希望同我們進行談判，這得到了實際情況的證實。宋〈子文〉已經派董健吾牧師去蘇區，他是穿過張學良軍隊的轄區到蘇區去的，但沒有結果。」「同張學良已經達成協議，我們在他那裏已設有代表」。「董健吾牧師派人帶一封信通過朱德去見毛澤東。」[357]「為了談判，陳立夫和陳果夫積極尋求同我們聯繫，但是他們沒有同鄧〈文儀〉聯繫。」[358]
7月3日 致電中央書記處。[359]
同日 致羅英信。[360]
7月8日 與康生聯名在巴黎《救國時報》第41期上發表《高爾基追悼詞》，並撰寫《悼高爾基逝世》。[361]
7月12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42期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目前中國政局的出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7月14日 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季米特洛夫寫報告，說：「鑑於我承擔著繁重的中國共產黨方麵的工作，並應為預期的回〈國〉做準備，特向書記處提出解除我所擔負的拉美國家方麵工作的問題。」[362]
王明在1966年1月27日談的《關於拉丁美洲工作問題》的回憶錄中說：1933年底（或1934年初），在莫斯科開過一次拉丁美洲共產黨代表會議。拉丁美洲工作那時歸曼努伊爾斯基管。他認為拉丁美洲已處於俄國十月革命前夜的情況，黨的主要政治路線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政黨，推翻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後，1934年春決定我去管拉丁美洲部的工作。我一看到上述關於拉丁美洲的決議，就開始研究巴西、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等國家的情況。研究的結果，認為這些國家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有些國家是反美帝的，有些國家是反英帝的），同時反對本國的與帝國主義有密切關係的大買辦階級和大農場主。因此，不僅不應當孤立小資產階級政黨，而且要聯合反帝的民族資產階級黨派。因為那裏當時的革命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以不能在巴西馬上就組織蘇維埃政權。巴西當時有個民族解放聯盟，參加的有一切反帝的黨派，是一個反帝聯盟。我告訴巴西同誌要參加進去並發展它，不能馬上組織蘇維埃政權，因為蘇維埃是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而不是鬥爭的開始。巴西同誌同意我的意見。拉丁美洲部和巴西同誌一齊開會起草了一封信給巴西黨，要他們不要搞蘇維埃紅軍，而搞反帝統一戰線。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時，我在講話裏實際上糾正了拉丁美洲共產黨三次代表大會的錯誤。拉丁美洲同誌都同意我在共產國際七大的講話，曼努伊爾斯基也不好反對。但是，曼努伊爾斯基瞞著我和季米特洛夫等國際領導同誌，他經過共產國際駐巴西的代表，又直接去指揮巴西共產黨，還是搞原來的一套：要他們武裝起義，首先在巴西的京城起義！在1936年夏天的某日，曼努伊爾斯基拿出電報來給我們看，並且說：「收到巴西黨來電，今晚就要在巴西京城起義，明天可以勝利！」我們都很吃驚地問他：為什麽事先不和我們商量？結果，次日起義失敗。因此，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辭去管拉丁美洲部工作的任務，季米特洛夫也隻好同意了。
7月15日 致電中央書記處。[363]
7月22日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抗日反蔣」的決議。對此，季米特洛夫當場說：「我認為，王明同誌在書記處麵前對政治局決議的批評，很大程度上也是適用於王明同誌本人的。」[364]
7月23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聽取王明《中共中央關於成立抗日人民陣線問題的決議》的報告，決定「採納王明同誌的建議作為基礎。責成王明同誌和中國同誌——康生和施平以及米夫同誌和曼達良同誌最後審訂這些建議，並呈報季米特洛夫批準」。[365]
同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的關於中國問題的發言中說：「王明同誌對黨的批評態度絕不意味著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這種批評態度應該是有利於黨的。」他「建議以王明同誌的建議為基礎委託王明同誌和一些中國同誌跟我一起校訂」8月15日發出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366]
7月25日 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5期合刊發表《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紀念和中共新政策實行一周年而作》（又名《為中國人民獨立自由而鬥爭的十五年》、《新中國論》），同時刊載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4期、英文版第44期，巴黎《救國時報》第55、56期（「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專刊）、《全民月刊》第7、8期合刊，《民族殖民地問題》第1期，後收入《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上海南華出版社出版的《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文章共分五個部分：「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地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為蘇維埃政權而奮鬥的九年」，「新環境與中共為新中國而奮鬥的新政策」，「為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