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明確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進一步宣傳「聯蔣抗日」的主張，說「我們共產黨員應當把國民黨和蔣介石不與日寇一樣看待，因為中國人民的基本敵人是日寇，在現在階段上一切應當服從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個國民黨及其全體軍隊，看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同盟軍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為的真正的和嚴重的武裝抵抗日寇，必須要國民黨的黨〈軍〉隊或其有決定意義的大多數部隊來參加」。並說：「如果蔣介石今天能夠同意與我們進行共同鬥爭去反對外國讎敵對於我們國家和人民利益底侵犯，那末，為的反對共同的和強大的敵人，為什麽我們不可以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呢？」[367]
這篇文章係統地論述了中國共產黨要組織什麽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聯軍和國防政府的問題，指出：「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地應當表現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及其他組織在共同的抗日鬥爭綱領的基礎上訂立政治的協定，同時，保存各黨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應當是紅軍與國民黨軍隊及其他軍隊根據共同反日武裝鬥爭的政治協定而組成的聯合軍隊……所有參加的武裝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的政治製度和組織製度，均保存其原有的軍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員成分」，「沒有得到同盟軍方麵自願的同意，任何一個參加聯軍的部隊，沒有權利去幹涉另一參加部隊的內部事情」；「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應當是一切參加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派和組織的真正的代表機關」，「這個政府不是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權，而是反日民族戰線的政權」。[368]
這篇文章還強調了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的問題，提出要反對陳獨秀等機會主義錯誤的傾向。文章說，關於保存各黨派獨立的問題，「參加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產黨，國民黨及其他組織，都有全權保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政綱和自己的組織。無論參加統一戰線的那個黨派或組織，不幹涉且不應當幹涉參加統一戰線的另一個黨派或組織的內部事情」；「對於我們共產黨員，就是說：在為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或者已經建立了這種統一戰線的條件之下，我們不僅一分鍾也不應當允許減弱我們自己的共產黨及其組織，而且特別應當用盡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黨，更加保障黨的純潔和統一」。「因此，必須堅決反對那些可以在實際上使共產黨與某種反日鬥爭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傾向，必須反對那些以為可以不加選擇地允許一切宣布贊成或實際參加反日的人入黨的提議。同時必須反對那些實際上可以造成重複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等機會主義錯誤的傾向，這種錯誤的實質，就是……使共產黨喪失獨立性和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變成民族資產階級的尾巴。」[369]
文中還稱讚毛澤東是紅軍的領袖，並指出：「在全國革命形勢低落和敵人殘酷武裝進攻情況之下，隻有很少的地方能夠抵抗敵人的進攻和鞏固自己的陣地……特別重要地，在這些地方有那些天才能幹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作領導，例如舉世皆知的毛澤東，朱德……等同誌。」[370]
據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錄》說，此文還發表於《鬥爭》第118期，並收入《共產國際論中國共產黨》，1936年出版的《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論抗日救國統一戰線》，1937年出版的陳紹禹著《時論選集》、朱戈編《今日的紅軍》、《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1938年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陳紹禹著《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新中國論》等。[371]
7月26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聽取王明請求解除他的中南美國家黨的領導職務的申請，飛行表決接受他的申請，委託曼努伊爾斯基同誌暫時擔任中南美國家黨的領導職務。[372]
7月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發言。[373]
同月 致電中共中央政治局。[374]
8月20日 致洛甫信。[375]
8月25日 洛甫、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電王明：為著避免與南京衝突，靠近蘇聯，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但這一地區遍布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城池和圍寨，希望蘇聯能提供飛機、大炮。否則，由於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困難，紅軍以後的發展方向就不得不移向甘南與陝南。「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隻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376]
8月27日 致共產國際中國部信。[377]
夏 派胡蘭畦帶著大批《救國時報》到港滬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政策。[378]
同期 以丟失文件包為由嚴厲批評李立三。
唐純良著《李立三傳》說：「一九三六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的路上丟了一個皮包，裏邊本來沒有機密文件，而且第二天就由車站工作人員送還了李立三，但王明硬說李立三泄露了共產國際的重大機密，給予嚴厲批評。當時的蘇聯正處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時期，這件事引起了蘇聯內務部的注意，從此開始正式指定內務部人員監視李立三的行動。這也是後來逮捕李立三的藉口之一。」[379]
同期 作自由體詩《蒙古草原牧群》。[380]
這篇文章係統地論述了中國共產黨要組織什麽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聯軍和國防政府的問題，指出：「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地應當表現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及其他組織在共同的抗日鬥爭綱領的基礎上訂立政治的協定，同時，保存各黨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應當是紅軍與國民黨軍隊及其他軍隊根據共同反日武裝鬥爭的政治協定而組成的聯合軍隊……所有參加的武裝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的政治製度和組織製度，均保存其原有的軍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員成分」，「沒有得到同盟軍方麵自願的同意，任何一個參加聯軍的部隊，沒有權利去幹涉另一參加部隊的內部事情」；「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應當是一切參加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派和組織的真正的代表機關」，「這個政府不是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權，而是反日民族戰線的政權」。[368]
這篇文章還強調了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的問題，提出要反對陳獨秀等機會主義錯誤的傾向。文章說，關於保存各黨派獨立的問題，「參加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產黨，國民黨及其他組織，都有全權保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政綱和自己的組織。無論參加統一戰線的那個黨派或組織，不幹涉且不應當幹涉參加統一戰線的另一個黨派或組織的內部事情」；「對於我們共產黨員，就是說：在為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或者已經建立了這種統一戰線的條件之下，我們不僅一分鍾也不應當允許減弱我們自己的共產黨及其組織，而且特別應當用盡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黨，更加保障黨的純潔和統一」。「因此，必須堅決反對那些可以在實際上使共產黨與某種反日鬥爭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傾向，必須反對那些以為可以不加選擇地允許一切宣布贊成或實際參加反日的人入黨的提議。同時必須反對那些實際上可以造成重複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等機會主義錯誤的傾向，這種錯誤的實質，就是……使共產黨喪失獨立性和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變成民族資產階級的尾巴。」[369]
文中還稱讚毛澤東是紅軍的領袖，並指出：「在全國革命形勢低落和敵人殘酷武裝進攻情況之下，隻有很少的地方能夠抵抗敵人的進攻和鞏固自己的陣地……特別重要地，在這些地方有那些天才能幹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作領導，例如舉世皆知的毛澤東，朱德……等同誌。」[370]
據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錄》說，此文還發表於《鬥爭》第118期，並收入《共產國際論中國共產黨》，1936年出版的《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論抗日救國統一戰線》，1937年出版的陳紹禹著《時論選集》、朱戈編《今日的紅軍》、《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1938年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陳紹禹著《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新中國論》等。[371]
7月26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聽取王明請求解除他的中南美國家黨的領導職務的申請，飛行表決接受他的申請，委託曼努伊爾斯基同誌暫時擔任中南美國家黨的領導職務。[372]
7月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發言。[373]
同月 致電中共中央政治局。[374]
8月20日 致洛甫信。[375]
8月25日 洛甫、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電王明：為著避免與南京衝突，靠近蘇聯，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但這一地區遍布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城池和圍寨，希望蘇聯能提供飛機、大炮。否則，由於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困難，紅軍以後的發展方向就不得不移向甘南與陝南。「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隻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376]
8月27日 致共產國際中國部信。[377]
夏 派胡蘭畦帶著大批《救國時報》到港滬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政策。[378]
同期 以丟失文件包為由嚴厲批評李立三。
唐純良著《李立三傳》說：「一九三六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的路上丟了一個皮包，裏邊本來沒有機密文件，而且第二天就由車站工作人員送還了李立三，但王明硬說李立三泄露了共產國際的重大機密，給予嚴厲批評。當時的蘇聯正處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時期，這件事引起了蘇聯內務部的注意，從此開始正式指定內務部人員監視李立三的行動。這也是後來逮捕李立三的藉口之一。」[379]
同期 作自由體詩《蒙古草原牧群》。[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