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 《解放》（北平）第1期發表王明撰寫的發刊詞。[341]
4月25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7卷第5期發表《為中國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而鬥爭》。
4月30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27期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怎樣準備抗日？》的文章，揭露「國民黨不僅空說準備抗日，不僅實際毫不準備抗日，而且反對真正準備抗日」，「國民黨藉口準備抗日，把抗日事業推延到遙遙無期，實際上就是不抗日」。文章還說：「我們共產黨提出的真正準備抗日的辦法，即是建立中國各黨派、各軍隊、各團體和各界同胞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以便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實行抗日的民族自衛戰爭」。為此，「在對內政策方麵」：「立即停止內戰」，「發展民眾救國運動」，「給予人民以民主自由」，「實行中國各黨派抗日救國聯合」，「我們歡迎南京國民黨和藍衣社內的抗日救國的同誌與我們合作」，「如果中國軍隊……已經自動地起來實行武裝抗日戰爭，使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感覺到眾叛親離和命在旦夕的時候」，他們「有可能」「參加『抗日』」。這篇文章還同時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發表於5月15日出版的《全民月刊》第4期，6月6日出版的《先鋒》。
4月 指示潘漢年與胡愈之一起啟程回國。[342]
5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43]
5月19日 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與康生、戈帕涅爾、切爾諾莫爾季克和米夫提出關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國部的建議，批準米夫任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國部校長等。[344]
5月20日 聽取關於為中國幹部工作設立顧問問題的報告，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345]
同日 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就「對外宣傳口號及國內外政治形勢與國燾關係」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等，其中說：「黨的十二月政治決議及七次政治宣言與紹禹同誌在七次國際大會的報告，均得到全國廣大人民包括知識界最大多數人的同情與擁護。」
5月25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說：「請看一下陳銘樞的書麵報告[346]，他要就此報告同我們進行談判。我同康生和施平同誌正在準備同他協商的方案。」「近幾天我們將把方案呈送給你，以便得到您的指示，盡快地結束談判並著手做實際工作。」[347]
5月27日 撰寫《致紐約商報主筆的信（關於中俄同盟及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和反蔣派別之間底關係問題）》，以王明的名字發表在6月5日出版的巴黎《救國時報》第33期上。信中對中俄同盟、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的關係、中國共產黨與反蔣派別的關係等問題作了闡述。關於中俄同盟問題，信中說：為了保障抗戰勝利，中國共產黨「除極力設法團結和動員全中國人力、財力、武力和物力供對日抗戰外，並對使中國人民取得抗日的有力外援的問題，時刻深為注意」。關於對蔣介石的關係問題，信中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共產黨鑑於亡國滅種之大禍迫在眉睫，對於國內政敵之態度，日有改變」，「無論蔣介石或其他任何軍政人物，隻要他們真正參加抗日救國的行動，中國紅軍和蘇維埃政府一定與他們共禦外侮」。關於與反蔣派別的關係問題，信中說：「當內爭未息的時候，從中國內部政爭的觀點看，蔣介石毫無疑問地是中國人民及其紅軍的主要敵人，因此，一切反蔣派別，主觀上或客觀上不能不是紅軍反蔣的朋友。」
6月16日 與米夫聯名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信。[348]
同日 就關於國共協商抗日救國問題致電毛澤東、王稼祥。[349]
6月20日 與康生等7人在巴黎《救國時報》第37期上發表對瞿秋白殉難一周年的紀念詞，標題是「我國共產黨領袖王明等之紀念詞」，並與康生撰寫《追悼瞿秋白同誌》一文，其中說：瞿秋白「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是最有名的活動家之一」，「與陳獨秀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進行了鬥爭」，「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優秀行政家」，「畢生行動可為中國革命者的模範」，但也說「他自己也難免犯了或右或『左』的錯誤。特別犯了調和主義和立三路線的錯誤」。此文收入《瞿秋白同誌犧牲周年紀念》。
6月22日 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信。[350]
6月23日 聽取關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國部委託的報告，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決定從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係統中分出外國部作為獨立的高等學校。[351]
6月2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自陝北瓦窯堡致電王明，報告西北地區的局勢和打算。[352]
6月30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王明，說：「中共中央2月的政治決議，完全貫徹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精神。已著手堅決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抗日反蔣廣泛統一戰線路線。」[353]
6月 通過胡秋原聯繫陳銘樞和魯迅，請他們訪問莫斯科。魯迅因病不能行動，僅陳銘樞前往。胡蘭畦陪陳銘樞到莫斯科後，中共代表團盛情接待，王明與陳銘樞分別代表中共和民族革命同盟單獨談話。月底胡秋原離開莫斯科時，王明特別約他到家中談話，參加的還有康生和潘漢年。王明再三地誠懇地要求胡秋原參加中國共產黨。30日晚，王明設宴為胡秋原夫婦餞行，並送給他們一副寶石袖口。作陪的仍是康生和潘漢年。[354]
4月25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7卷第5期發表《為中國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而鬥爭》。
4月30日 在巴黎《救國時報》第27期上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怎樣準備抗日？》的文章，揭露「國民黨不僅空說準備抗日，不僅實際毫不準備抗日，而且反對真正準備抗日」，「國民黨藉口準備抗日，把抗日事業推延到遙遙無期，實際上就是不抗日」。文章還說：「我們共產黨提出的真正準備抗日的辦法，即是建立中國各黨派、各軍隊、各團體和各界同胞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以便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實行抗日的民族自衛戰爭」。為此，「在對內政策方麵」：「立即停止內戰」，「發展民眾救國運動」，「給予人民以民主自由」，「實行中國各黨派抗日救國聯合」，「我們歡迎南京國民黨和藍衣社內的抗日救國的同誌與我們合作」，「如果中國軍隊……已經自動地起來實行武裝抗日戰爭，使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感覺到眾叛親離和命在旦夕的時候」，他們「有可能」「參加『抗日』」。這篇文章還同時以陳紹禹（王明）的名字發表於5月15日出版的《全民月刊》第4期，6月6日出版的《先鋒》。
4月 指示潘漢年與胡愈之一起啟程回國。[342]
5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43]
5月19日 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與康生、戈帕涅爾、切爾諾莫爾季克和米夫提出關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國部的建議，批準米夫任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國部校長等。[344]
5月20日 聽取關於為中國幹部工作設立顧問問題的報告，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345]
同日 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就「對外宣傳口號及國內外政治形勢與國燾關係」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等，其中說：「黨的十二月政治決議及七次政治宣言與紹禹同誌在七次國際大會的報告，均得到全國廣大人民包括知識界最大多數人的同情與擁護。」
5月25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說：「請看一下陳銘樞的書麵報告[346]，他要就此報告同我們進行談判。我同康生和施平同誌正在準備同他協商的方案。」「近幾天我們將把方案呈送給你，以便得到您的指示，盡快地結束談判並著手做實際工作。」[347]
5月27日 撰寫《致紐約商報主筆的信（關於中俄同盟及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和反蔣派別之間底關係問題）》，以王明的名字發表在6月5日出版的巴黎《救國時報》第33期上。信中對中俄同盟、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的關係、中國共產黨與反蔣派別的關係等問題作了闡述。關於中俄同盟問題，信中說：為了保障抗戰勝利，中國共產黨「除極力設法團結和動員全中國人力、財力、武力和物力供對日抗戰外，並對使中國人民取得抗日的有力外援的問題，時刻深為注意」。關於對蔣介石的關係問題，信中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共產黨鑑於亡國滅種之大禍迫在眉睫，對於國內政敵之態度，日有改變」，「無論蔣介石或其他任何軍政人物，隻要他們真正參加抗日救國的行動，中國紅軍和蘇維埃政府一定與他們共禦外侮」。關於與反蔣派別的關係問題，信中說：「當內爭未息的時候，從中國內部政爭的觀點看，蔣介石毫無疑問地是中國人民及其紅軍的主要敵人，因此，一切反蔣派別，主觀上或客觀上不能不是紅軍反蔣的朋友。」
6月16日 與米夫聯名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信。[348]
同日 就關於國共協商抗日救國問題致電毛澤東、王稼祥。[349]
6月20日 與康生等7人在巴黎《救國時報》第37期上發表對瞿秋白殉難一周年的紀念詞，標題是「我國共產黨領袖王明等之紀念詞」，並與康生撰寫《追悼瞿秋白同誌》一文，其中說：瞿秋白「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是最有名的活動家之一」，「與陳獨秀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進行了鬥爭」，「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優秀行政家」，「畢生行動可為中國革命者的模範」，但也說「他自己也難免犯了或右或『左』的錯誤。特別犯了調和主義和立三路線的錯誤」。此文收入《瞿秋白同誌犧牲周年紀念》。
6月22日 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信。[350]
6月23日 聽取關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國部委託的報告，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飛行表決，決定從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係統中分出外國部作為獨立的高等學校。[351]
6月2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自陝北瓦窯堡致電王明，報告西北地區的局勢和打算。[352]
6月30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王明，說：「中共中央2月的政治決議，完全貫徹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精神。已著手堅決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抗日反蔣廣泛統一戰線路線。」[353]
6月 通過胡秋原聯繫陳銘樞和魯迅，請他們訪問莫斯科。魯迅因病不能行動，僅陳銘樞前往。胡蘭畦陪陳銘樞到莫斯科後，中共代表團盛情接待，王明與陳銘樞分別代表中共和民族革命同盟單獨談話。月底胡秋原離開莫斯科時，王明特別約他到家中談話，參加的還有康生和潘漢年。王明再三地誠懇地要求胡秋原參加中國共產黨。30日晚，王明設宴為胡秋原夫婦餞行，並送給他們一副寶石袖口。作陪的仍是康生和潘漢年。[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