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聯共（布）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米·基洛夫在列寧格勒被人殺害後，聯共（布）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開展「坦白和承認錯誤運動」。在運動中不少人被開除黨籍和被捕。趁此機會，王明、康生在代表團成立了肅反辦公室，並在駐地召開布置開展運動的會。他們認為：蘇聯共產黨內部有問題，我們內部也不幹淨，我們要把黨內的奸細、叛徒、漢奸、壞人徹底清理出來。結果有不少人無辜受害，也有人被迫害致死。
12月5日 作家胡蘭畦受王明委託，寫信邀作家胡秋原訪蘇。[199]
12月29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海蘭（黃文傑）給王明和康生寫信，說自10月黨中央駐上海代表盛忠亮和其他五六位同誌被捕，上海的三部無線電台暴露後，同你們和黨中央的聯繫已經中斷了三個月。為了使你們了解國統區的工作情況，所以寫了這封信，信中講了以下幾個問題：1.敵人的進攻準備和計劃及我們組織的暴露；2.領導機關的大暴露；3.地方組織的損失；4.組織力量尤其受到削弱；5.幹部的缺乏和極其嚴峻的局勢；6.活動的範圍縮小；7.技術工作和聯繫方法的落後以及敵人更為狡猾的工作方法，請求給予具體的指示。同時，還隨信寄去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文件材料以及地方黨組織的一些文件和材料。[200]
本年 派楊鬆（吳紹鎰）同誌到滿洲遊擊區去領導組織東北抗日聯軍，共組織成和改編為七個軍。[201]
本年 還在《青年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期發表《東方的第二個蘇維埃共和國》，在《土地問題》第7～8期發表《遠東的鬥爭》，撰寫《十月革命在蘇維埃中國》。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再版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王明、康生的《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兩書。[202]
1935年 31歲
1月9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上作關於德國問題的講話，其中談到群眾工作方法，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反對蔣介石的蠱惑宣傳的，說「如果我們籠統地反對這種蠱惑宣傳，反對這場運動，那麽群眾就不會聽我們的，因為這些都是很好的詞語，反對這些好的詞語是不行的。所以，我們上海的一些黨支部，例如，企業中的支部就組建了『新生活』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要求改善勞動條件，他們說，企業太髒了，這不符合新生活的精神，既不清潔，又不衛生，等等。或者，再例如，我們農村的黨組織組織農民向國民黨鄉黨部和市黨部請願，要求國民黨在新年前向農民發放大米和衣服，因為在新年前每個家庭都應該有秩序，在新年團拜前大家都應該穿上好衣服。這樣一來，某些地方的國民黨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新生活』運動」。「我認為，我們的德國同誌也應該根據這種方針進行工作，以便揭露法西斯分子和社會民主黨經常進行的很狡猾的蠱惑宣傳和採用的伎倆。否則我們就不能揭露他們。」[203]
1月15～17日 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博古「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陝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於失敗。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204]
1月16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在討論報紙問題時，說要「改良工作」，注意收集材料，提議「少岩[205]任報館政治工作」，建議「最近召集報館會議」。會議決定寫「抗日救國」小冊子，並決定由王明寫「紅軍、土地問題、滿洲問題」的小冊子。會議還討論了「三月內計劃」，並作了分工，決定「一般政治問題文件」由米夫、王明負責。
1月 在《中國報》第8、9期合刊發表時評《福建事變一周年》。[206]
年初 約胡秋原夫婦到家中晚餐，在座的還有康生和米夫。餐後，王明從口袋中取出一份準備好的草稿，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說，為了全民團結，抗日救國，他們決定辦一份周刊，名為《救國時報》，在莫斯科編好打版，寄到巴黎印刷發行。因為久仰胡秋原多年來主張抗日，文章又好，所以特地請來幫忙辦這份報紙。胡秋原接受了邀請。第二天，王明即委託胡加可夫帶胡秋原到瓦爾加圖書館看資料。[207]
12月5日 作家胡蘭畦受王明委託，寫信邀作家胡秋原訪蘇。[199]
12月29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海蘭（黃文傑）給王明和康生寫信，說自10月黨中央駐上海代表盛忠亮和其他五六位同誌被捕，上海的三部無線電台暴露後，同你們和黨中央的聯繫已經中斷了三個月。為了使你們了解國統區的工作情況，所以寫了這封信，信中講了以下幾個問題：1.敵人的進攻準備和計劃及我們組織的暴露；2.領導機關的大暴露；3.地方組織的損失；4.組織力量尤其受到削弱；5.幹部的缺乏和極其嚴峻的局勢；6.活動的範圍縮小；7.技術工作和聯繫方法的落後以及敵人更為狡猾的工作方法，請求給予具體的指示。同時，還隨信寄去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文件材料以及地方黨組織的一些文件和材料。[200]
本年 派楊鬆（吳紹鎰）同誌到滿洲遊擊區去領導組織東北抗日聯軍，共組織成和改編為七個軍。[201]
本年 還在《青年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期發表《東方的第二個蘇維埃共和國》，在《土地問題》第7～8期發表《遠東的鬥爭》，撰寫《十月革命在蘇維埃中國》。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再版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王明、康生的《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兩書。[202]
1935年 31歲
1月9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上作關於德國問題的講話，其中談到群眾工作方法，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反對蔣介石的蠱惑宣傳的，說「如果我們籠統地反對這種蠱惑宣傳，反對這場運動，那麽群眾就不會聽我們的，因為這些都是很好的詞語，反對這些好的詞語是不行的。所以，我們上海的一些黨支部，例如，企業中的支部就組建了『新生活』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要求改善勞動條件，他們說，企業太髒了，這不符合新生活的精神，既不清潔，又不衛生，等等。或者，再例如，我們農村的黨組織組織農民向國民黨鄉黨部和市黨部請願，要求國民黨在新年前向農民發放大米和衣服，因為在新年前每個家庭都應該有秩序，在新年團拜前大家都應該穿上好衣服。這樣一來，某些地方的國民黨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新生活』運動」。「我認為，我們的德國同誌也應該根據這種方針進行工作，以便揭露法西斯分子和社會民主黨經常進行的很狡猾的蠱惑宣傳和採用的伎倆。否則我們就不能揭露他們。」[203]
1月15～17日 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博古「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他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陝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於失敗。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誌，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204]
1月16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在討論報紙問題時，說要「改良工作」，注意收集材料，提議「少岩[205]任報館政治工作」，建議「最近召集報館會議」。會議決定寫「抗日救國」小冊子，並決定由王明寫「紅軍、土地問題、滿洲問題」的小冊子。會議還討論了「三月內計劃」，並作了分工，決定「一般政治問題文件」由米夫、王明負責。
1月 在《中國報》第8、9期合刊發表時評《福建事變一周年》。[206]
年初 約胡秋原夫婦到家中晚餐，在座的還有康生和米夫。餐後，王明從口袋中取出一份準備好的草稿，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說，為了全民團結，抗日救國，他們決定辦一份周刊，名為《救國時報》，在莫斯科編好打版，寄到巴黎印刷發行。因為久仰胡秋原多年來主張抗日，文章又好，所以特地請來幫忙辦這份報紙。胡秋原接受了邀請。第二天，王明即委託胡加可夫帶胡秋原到瓦爾加圖書館看資料。[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