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要目》說：這個報告曾發表於《共產國際》第12期、《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2期。在《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的說明中說：《六次戰爭與紅軍策略》和《新條件與新策略》兩篇論文，「不僅說明我們對六次『圍剿』的策略，而且據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們當時的估計，認為上述兩篇論文，尤其是第一篇論文，『不僅給六次戰爭和福建事變問題作了正確的總結，不僅把紅軍蘇維埃運動作了歷史性的總結，而且把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作了歷史性的總結』。因此，蘇軍總政治部曾經把登有『六次戰爭與紅軍策略』一文的『共產國際』雜誌（俄文的）全部35萬份買去作為蘇軍政治教材，因而這一期俄文的又重印35萬份」。
同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聽取王明關於中國反帝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委託的報告，責成王明在15天內起草出關於中國反帝運動的文件，並加快擬定告中國人民書草稿。[194]
11月23日 應英文《國際通訊》雜誌記者之請，撰寫《新條件與新策略》，發表於《國際報刊通訊》英文版第26期。[195]
文章說：紅軍長征，是「實行自己新策略中很重要的一點」。紅軍實行新策略「是根據新的鬥爭條件來決定的」。新的條件是：1.「為的粉碎蔣介石、賽克特在六次圍剿中的新軍事計劃」；2.「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蒙和華北底新的武裝進攻，中國民眾有加快進行對日作戰底必要」；3.「為的戰勝中央區紅軍方麵的物質困難」。因此，「中央區紅軍才拿出很大一部分軍力去衝破各方麵敵軍的包圍線，以便在那些更便利於我們軍事行動的省份，去創造新的蘇維埃區域和遊擊區域」。
這篇文章後收入王明1935年在蘇聯出版的小冊子《新條件與新策略》，並發表於1935年1月18日的《鬥爭》第77期，同年1月20日的《鐵錘》第3期，2月24日的《火線》第32期，5月2日的《解放》第2卷第5期，12月30日的《社聯盟報》第29期。[196]
11月24日 為《新條件和新策略》小冊子寫《小引》。這個小冊子包括《六次戰爭與紅軍策略》、《新條件與新策略》兩篇文章。《小引》說：「這個小冊子中的兩篇論文，第一篇是我在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先由天微和周同誌筆記下來，然後經過我自己的校對和整理的。第二篇是應國際新聞通訊記者的要求而寫的。兩篇論文解釋的中心是一題，就是中國紅軍反對六次『圍剿』的策略問題。第二篇論文說紅軍放棄瑞金問題。」「為使讀者對於中國紅軍最近策略方針有明白了解起見，我同意把這兩篇論文合印成這個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第二年在蘇聯印行。
11月 撰寫《十三年來的中國共產黨》（又名《中共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發表於《共產國際》中文版第5卷第11期，《中國問題》俄文版第3期。其中說：「中國布爾塞維克底黨，在史達林同誌為首的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從成立到現在這13年期間，已經使蘇維埃革命在中國得到部分勝利，在中國六分之一的領土內，已經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達到布爾塞維克化，首先就是因為它學習了聯共（布爾塞維克）底經驗，經常不斷地為列寧主義總路線而鬥爭，它用列寧主義底精神爭取黨內思想上的一致和組織上的統一，它用鬥爭的方法去克服黨內的總分歧。」文章還說：「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發展上有一個優點，就是它一開始就是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它一開始就能應用布爾塞維克黨的勝利經驗。」
文章分四個時期敘述了中共歷史。在五卅事件到廣州公社這一時期中，根本不提打響武裝反對蔣介石第一槍的南昌起義，也不提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秋收起義。在敘述「1930年到現在」的歷史時，他極力誇大自己在反「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調和錯誤的作用，說：「當1930年四五月份的黨中央機關報（《紅旗》及《布爾塞維克》）上，李立三同誌發表了綱領式的論文時，黨的一部分工作人員（何、陳、秦、王等同誌）馬上就指出李立三同誌這個不正確政治立場底莫大危害。」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上海黨組織內一大部分先進積極分子，在上述那些同誌領導之下，又能夠及時地和堅決地揭穿了三中全會底原則上的錯誤，並要求政治局取消它的一切錯誤決議（從6月11日起一直到三中全會底決議止），並回到共產國際底布爾塞維主義的立場上來」。
文章還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功績，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之莫大的歷史意義和政治意義，正是在於它不僅對於李立三『左』的冒險主義的半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及其調和派宣布了死刑，而且對於當時正抬起頭來的那個羅章龍右傾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路線，也給了堅決的打擊。負李立三路線責任的那些主要分子，被取消了領導地位，革新了政治局底人選，在其中吸收了共產國際路線堅定的擁護者，同時，不許右派羅章龍等參加黨的領導機關。四中全會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了真的布爾塞維克的鬥爭，這樣就開闢了我們黨歷史發展底新階段。四中全會所提出的『對共產國際底列寧主義路線應無條件百分之百的忠實』的口號，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旗幟與勝利底保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在使中國共產黨繼續布爾塞維主義化的事業上，作了最嚴重的一步』（見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在1931年關於中國共產黨底任務的決議案）。」[197]1935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將此文出版了單行本。[198]
同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聽取王明關於中國反帝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委託的報告，責成王明在15天內起草出關於中國反帝運動的文件，並加快擬定告中國人民書草稿。[194]
11月23日 應英文《國際通訊》雜誌記者之請，撰寫《新條件與新策略》，發表於《國際報刊通訊》英文版第26期。[195]
文章說：紅軍長征，是「實行自己新策略中很重要的一點」。紅軍實行新策略「是根據新的鬥爭條件來決定的」。新的條件是：1.「為的粉碎蔣介石、賽克特在六次圍剿中的新軍事計劃」；2.「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蒙和華北底新的武裝進攻，中國民眾有加快進行對日作戰底必要」；3.「為的戰勝中央區紅軍方麵的物質困難」。因此，「中央區紅軍才拿出很大一部分軍力去衝破各方麵敵軍的包圍線，以便在那些更便利於我們軍事行動的省份，去創造新的蘇維埃區域和遊擊區域」。
這篇文章後收入王明1935年在蘇聯出版的小冊子《新條件與新策略》，並發表於1935年1月18日的《鬥爭》第77期，同年1月20日的《鐵錘》第3期，2月24日的《火線》第32期，5月2日的《解放》第2卷第5期，12月30日的《社聯盟報》第29期。[196]
11月24日 為《新條件和新策略》小冊子寫《小引》。這個小冊子包括《六次戰爭與紅軍策略》、《新條件與新策略》兩篇文章。《小引》說：「這個小冊子中的兩篇論文，第一篇是我在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先由天微和周同誌筆記下來，然後經過我自己的校對和整理的。第二篇是應國際新聞通訊記者的要求而寫的。兩篇論文解釋的中心是一題，就是中國紅軍反對六次『圍剿』的策略問題。第二篇論文說紅軍放棄瑞金問題。」「為使讀者對於中國紅軍最近策略方針有明白了解起見，我同意把這兩篇論文合印成這個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第二年在蘇聯印行。
11月 撰寫《十三年來的中國共產黨》（又名《中共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發表於《共產國際》中文版第5卷第11期，《中國問題》俄文版第3期。其中說：「中國布爾塞維克底黨，在史達林同誌為首的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從成立到現在這13年期間，已經使蘇維埃革命在中國得到部分勝利，在中國六分之一的領土內，已經建立了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達到布爾塞維克化，首先就是因為它學習了聯共（布爾塞維克）底經驗，經常不斷地為列寧主義總路線而鬥爭，它用列寧主義底精神爭取黨內思想上的一致和組織上的統一，它用鬥爭的方法去克服黨內的總分歧。」文章還說：「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發展上有一個優點，就是它一開始就是在列寧主義的共產國際領導之下，它一開始就能應用布爾塞維克黨的勝利經驗。」
文章分四個時期敘述了中共歷史。在五卅事件到廣州公社這一時期中，根本不提打響武裝反對蔣介石第一槍的南昌起義，也不提創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秋收起義。在敘述「1930年到現在」的歷史時，他極力誇大自己在反「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調和錯誤的作用，說：「當1930年四五月份的黨中央機關報（《紅旗》及《布爾塞維克》）上，李立三同誌發表了綱領式的論文時，黨的一部分工作人員（何、陳、秦、王等同誌）馬上就指出李立三同誌這個不正確政治立場底莫大危害。」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上海黨組織內一大部分先進積極分子，在上述那些同誌領導之下，又能夠及時地和堅決地揭穿了三中全會底原則上的錯誤，並要求政治局取消它的一切錯誤決議（從6月11日起一直到三中全會底決議止），並回到共產國際底布爾塞維主義的立場上來」。
文章還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功績，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之莫大的歷史意義和政治意義，正是在於它不僅對於李立三『左』的冒險主義的半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及其調和派宣布了死刑，而且對於當時正抬起頭來的那個羅章龍右傾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路線，也給了堅決的打擊。負李立三路線責任的那些主要分子，被取消了領導地位，革新了政治局底人選，在其中吸收了共產國際路線堅定的擁護者，同時，不許右派羅章龍等參加黨的領導機關。四中全會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了真的布爾塞維克的鬥爭，這樣就開闢了我們黨歷史發展底新階段。四中全會所提出的『對共產國際底列寧主義路線應無條件百分之百的忠實』的口號，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旗幟與勝利底保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在使中國共產黨繼續布爾塞維主義化的事業上，作了最嚴重的一步』（見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在1931年關於中國共產黨底任務的決議案）。」[197]1935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將此文出版了單行本。[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