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中共中央致電上海中央局盛忠亮，並抄送王明。[181]
10月1日 就中國共產黨為迎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做準備一事寫出給中共中央的信的草稿，其中說：「利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召開前的所有時間動員全黨進行積極認真的政治準備，總結共產國際和中共自共產國際六大至七大期間鬥爭的共同的和主要的教訓，檢查共產國際六大和黨的六大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全會的主要決議的執行情況，發揚成績，揭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薄弱環節，分析當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擬定革命鬥爭的近期目標並確定這個時期的策略方針，如果你們能通過討論的方式在全黨麵前突出地提出下述方麵的迫切問題，我們覺得那將是有益的，也是合適的。」下麵，便分別談了關於紅軍和蘇維埃的鬥爭，關於爭取和瓦解敵人武裝力量方麵的工作，關於反帝鬥爭和統一戰線，關於工會運動，關於農民運動，關於滿洲問題，關於幾個黨內問題等七個方麵的工作。在關於反帝鬥爭和統一戰線問題中，信中說：「應該堅決而具體地譴責在這個工作領域中的宗派主義。指出在這一鬥爭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誠實的『愛國』力量、組織和人士的必要性。指出為建立廣泛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而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矛盾和對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使黨意識到，我們的口號和爭取組織和進行武裝人民的神聖民族革命戰爭的鬥爭，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可能是現實的和有成效的，如果它們帶有真正深刻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也就是說，在『武裝保衛祖國』的總口號下，它們涵蓋最廣泛的，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階層和力量。」[182]
10月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會議繼續討論王明的報告，責成王明在兩周內寫出致滿洲組織的信草稿。並基本上通過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責成王明、康生、米夫、薩法羅夫對該信作最後修改。[183]
10月16日 致皮亞尼茨基信。[184]
10月14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鑑於遊擊戰爭的廣泛開展和紅軍在敵人側翼實施迂迴機動戰術，以及紅軍有可能奪取所必需的彈藥和藥品，請告訴我們，現在是否還需要在南方建立採購武器的機構？請立即告知你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185]
10月15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紅軍主力是否已經離開中央蘇區？現在情況怎樣？同廣州人的談判結果如何？請立即告知。」[186]
10月16日 致電中共中央，說：「一切表明，最近在蔣介石和廣州人之間可能爆發戰爭。如果他們之間爆發戰爭，不管廣州人和紅軍之間是否存在軍事協定，紅軍都應該在反蔣前線的相應地段大力加強作戰行動。應該認真地考慮到，在中國目前條件下，蔣介石對其對手的每一次勝利，都意味著同時加強我們的主要敵人來對付紅軍。福建事變的教訓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187]
10月 寫七律《紅軍北上抗日》詩一首，詩曰：
三島烽煙東北來，長城崩毀滬淞災。
蔣家天下陳家黨，內戰熱衷外戰呆，
共黨宣言齊抗日，神州到處響驚雷。
紅軍北上人心向，海可倒兮山可排。[188]
秋 應蘇聯老布爾塞維克協會邀請，作《關於中國工農紅軍反對第六次「圍剿」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得到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稱讚。[189]
同期 曾湧泉被王明誣陷有政治問題，流放到加裏寧城機械廠做學徒工達3年之久。後經共產國際查證澄清。[190]
11月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會議「審查從前之工作」，討論「最近工作」、「代表團成分問題」和「東大教育計劃」，並原則通過。決定代表團由王明、康生、福生、李明[191]、萬某、周和森、李光組成。
11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來信摘要》。[192]
11月1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聽取周和森關於江西蘇區的土地問題的報告。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聽取周和森關於蘇區經濟問題的報告。王明提出幾個問題要大家研究：與中農聯盟問題，地主、富農、中農的界限問題，商業、財政、工業政策問題，奪取廣大小資產階級問題等。討論後王明作了結論。
11月20日 在蘇聯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的報告《六次戰爭與紅軍策略》（又名《中國紅軍反對蔣介石第六次圍剿的鬥爭》），主要談關於反對六次「圍剿」戰爭與紅軍策略問題，分成下列四部分：（一）蔣介石的新計劃和紅軍應采的新策略；（二）反對六次「圍剿」戰爭的四個主要階段；（三）反對六次「圍剿」戰爭為什麽具有這樣長期性；（四）中國現狀及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最近前途。報告說明了時局的新特點，說根據這些新特點，我黨在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及利用軍閥衝突問題上，就「不能不按照新的觀點和新的辦法來解決」。這些新辦法是：第一，使軍閥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有利於紅軍的武裝鬥爭；第二，首先應該注意設法打碎蔣介石這個主要敵人的軍事力量集團。據此，「紅軍領導不僅不應拒絕任何反蔣派別向他們提出的訂立作戰協定，以便反對共同敵人底要求，而且自己應當加倍地積極起來進行這一方麵的工作；而當蔣介石與反蔣派別之間的戰爭真正開始了的時候，不管反蔣派別與紅軍方麵是否訂立過共同反蔣的作戰協定，紅軍領導都應當在一定戰線上實行最積極的軍事行動去反對蔣介石的軍隊」；第三，我們「不應當對反蔣派別的軍事行動採取旁觀態度」，而應當使之成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組成部分。[193]這說明，王明不僅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口號，而且主張在政治上、軍事上主動地採取積極行動，促成這個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後稍加修改，以《中國紅軍反對蔣介石等六次圍剿的鬥爭》為題，發表在11月30日出版的《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2期及《共產國際》第32～33期上。
10月1日 就中國共產黨為迎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做準備一事寫出給中共中央的信的草稿，其中說：「利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召開前的所有時間動員全黨進行積極認真的政治準備，總結共產國際和中共自共產國際六大至七大期間鬥爭的共同的和主要的教訓，檢查共產國際六大和黨的六大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全會的主要決議的執行情況，發揚成績，揭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薄弱環節，分析當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擬定革命鬥爭的近期目標並確定這個時期的策略方針，如果你們能通過討論的方式在全黨麵前突出地提出下述方麵的迫切問題，我們覺得那將是有益的，也是合適的。」下麵，便分別談了關於紅軍和蘇維埃的鬥爭，關於爭取和瓦解敵人武裝力量方麵的工作，關於反帝鬥爭和統一戰線，關於工會運動，關於農民運動，關於滿洲問題，關於幾個黨內問題等七個方麵的工作。在關於反帝鬥爭和統一戰線問題中，信中說：「應該堅決而具體地譴責在這個工作領域中的宗派主義。指出在這一鬥爭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誠實的『愛國』力量、組織和人士的必要性。指出為建立廣泛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而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矛盾和對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使黨意識到，我們的口號和爭取組織和進行武裝人民的神聖民族革命戰爭的鬥爭，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可能是現實的和有成效的，如果它們帶有真正深刻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也就是說，在『武裝保衛祖國』的總口號下，它們涵蓋最廣泛的，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階層和力量。」[182]
10月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會議繼續討論王明的報告，責成王明在兩周內寫出致滿洲組織的信草稿。並基本上通過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責成王明、康生、米夫、薩法羅夫對該信作最後修改。[183]
10月16日 致皮亞尼茨基信。[184]
10月14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鑑於遊擊戰爭的廣泛開展和紅軍在敵人側翼實施迂迴機動戰術，以及紅軍有可能奪取所必需的彈藥和藥品，請告訴我們，現在是否還需要在南方建立採購武器的機構？請立即告知你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185]
10月15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紅軍主力是否已經離開中央蘇區？現在情況怎樣？同廣州人的談判結果如何？請立即告知。」[186]
10月16日 致電中共中央，說：「一切表明，最近在蔣介石和廣州人之間可能爆發戰爭。如果他們之間爆發戰爭，不管廣州人和紅軍之間是否存在軍事協定，紅軍都應該在反蔣前線的相應地段大力加強作戰行動。應該認真地考慮到，在中國目前條件下，蔣介石對其對手的每一次勝利，都意味著同時加強我們的主要敵人來對付紅軍。福建事變的教訓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187]
10月 寫七律《紅軍北上抗日》詩一首，詩曰：
三島烽煙東北來，長城崩毀滬淞災。
蔣家天下陳家黨，內戰熱衷外戰呆，
共黨宣言齊抗日，神州到處響驚雷。
紅軍北上人心向，海可倒兮山可排。[188]
秋 應蘇聯老布爾塞維克協會邀請，作《關於中國工農紅軍反對第六次「圍剿」的策略問題》的報告，得到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稱讚。[189]
同期 曾湧泉被王明誣陷有政治問題，流放到加裏寧城機械廠做學徒工達3年之久。後經共產國際查證澄清。[190]
11月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會議「審查從前之工作」，討論「最近工作」、「代表團成分問題」和「東大教育計劃」，並原則通過。決定代表團由王明、康生、福生、李明[191]、萬某、周和森、李光組成。
11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來信摘要》。[192]
11月1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聽取周和森關於江西蘇區的土地問題的報告。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聽取周和森關於蘇區經濟問題的報告。王明提出幾個問題要大家研究：與中農聯盟問題，地主、富農、中農的界限問題，商業、財政、工業政策問題，奪取廣大小資產階級問題等。討論後王明作了結論。
11月20日 在蘇聯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的報告《六次戰爭與紅軍策略》（又名《中國紅軍反對蔣介石第六次圍剿的鬥爭》），主要談關於反對六次「圍剿」戰爭與紅軍策略問題，分成下列四部分：（一）蔣介石的新計劃和紅軍應采的新策略；（二）反對六次「圍剿」戰爭的四個主要階段；（三）反對六次「圍剿」戰爭為什麽具有這樣長期性；（四）中國現狀及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最近前途。報告說明了時局的新特點，說根據這些新特點，我黨在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及利用軍閥衝突問題上，就「不能不按照新的觀點和新的辦法來解決」。這些新辦法是：第一，使軍閥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有利於紅軍的武裝鬥爭；第二，首先應該注意設法打碎蔣介石這個主要敵人的軍事力量集團。據此，「紅軍領導不僅不應拒絕任何反蔣派別向他們提出的訂立作戰協定，以便反對共同敵人底要求，而且自己應當加倍地積極起來進行這一方麵的工作；而當蔣介石與反蔣派別之間的戰爭真正開始了的時候，不管反蔣派別與紅軍方麵是否訂立過共同反蔣的作戰協定，紅軍領導都應當在一定戰線上實行最積極的軍事行動去反對蔣介石的軍隊」；第三，我們「不應當對反蔣派別的軍事行動採取旁觀態度」，而應當使之成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組成部分。[193]這說明，王明不僅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口號，而且主張在政治上、軍事上主動地採取積極行動，促成這個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後稍加修改，以《中國紅軍反對蔣介石等六次圍剿的鬥爭》為題，發表在11月30日出版的《布爾什維克》俄文版第22期及《共產國際》第32～33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