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信中說「隻收到開幕典禮，和毛同誌報告結論，除與五中〈全會文件〉有同樣措詞的缺點，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文件，我們與國際同誌認為是蘇維埃的成績與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同時反映毛同誌豐富經驗，單行本特將出版」。
另外，在這封長信中，王明等人還針對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關門主義主張，對統一戰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信中說：「建立反日反蔣的廣大聯合戰線問題——我們黨在原則上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和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派別，但是根據目前國際和中國形勢，根據敵我力量對比，根據廣大群眾的迫切需要，根據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策略原則，我們必須首先提出反日反蔣的口號。在這口號之下，團結一切有可能參加這個運動的力量，來反對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在這個口號之下，不僅團結工農小資產階級，而且盡可能的利用和聯合一切統治階級內部反日反蔣的派別，如果這方麵過去我多半是處在等待被動的地位（指利用和聯合一切統治階級內部反日反蔣派別方麵），那末現在應當走到積極的和主動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組織一個反日反蔣的最大運動，能夠使中國革命走到新的有利階段。同時也就是真正的幫助紅軍衝破六次『圍剿』的有效方法。」
王明等人的這封信，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指出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路線是「左」的、錯誤的，也沒有提出切實的、具體的改正「左」的錯誤的政策和措施，更沒有先作自我批評，說明六屆五中全會「左」的錯誤是在他們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下發生的。但是，這封信畢竟觸及了某些重要問題，畢竟是給「左」傾錯誤潑了冷水，降了溫，因而是應該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肯定了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信中說：毛澤東同誌的報告和結論，除了個別地方有和五中全會同樣的措詞缺點外，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文件！我們與國際的同誌都一致認為，這個報告明顯地反映出中國蘇維埃的成績和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同時認為，這個報告的內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同誌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的豐富經驗。這個報告的中文單行本，不日即將出版（其中欠妥的詞句已稍加編輯上的糾正），其他俄、德、英、法、日、高麗、蒙古、西班牙、波蘭、印度等十幾個國家的譯本也正在譯印。[170]
8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聽取阿圖爾[171]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責成米夫、皮亞特尼茨基、王明、康生、弗雷德和阿圖爾討論所提出的建議，然後再次提交政治委員會批準。[172]
上述人員起草的《關於中國的決議》，經過包括王明等人的飛行表決[173]，並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通過。其中第11項說：「委託王明和米夫停止對本決議的執行情況進行總的監督。」[174]
9月7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提出：「1.中國是帝國主義戰爭之舞台；2.滿洲問題是將來戰爭之縮影；3.神聖的民族戰爭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4.民族革命任務與國際革命任務是統一的。」
9月9日 致國際濟難會執委會斯塔索娃信。[175]
9月13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討論滿洲問題會議上作結論發言。
9月16日 與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談了準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問題、滿洲問題、西北問題、士兵工作與遊擊運動、反蔣問題、幹部問題、文件與材料問題等七個問題。
關於滿洲問題，信中說準備給滿洲黨發幾個文件，如遊擊戰爭與政權問題、職工運動問題等，希望中央在沒有得到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寫給滿洲省委關於遊擊運動等策略問題的文件」，以免雙方意見不一致，給滿洲同誌造成困難。
在反蔣問題上，信中再次提出「不要像過去隻等人家來找我們，而要我們去成為反蔣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這不是說在名義上到處去抬出我們黨的招牌，而是說我們在實際上進行一切工作，在這運動中我們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蔣的力量，即使軍閥國民黨內部一切反蔣的力量，我們都必須盡量利用。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將北方已經有的以吉鴻昌為首的反法西斯蒂大同盟運動[176]放鬆，這個運動在目前反蔣的運動中有很大的意義，因此我們提議中央要派有力的同誌去加強和擴大這個運動，特別要注意已經與吉鴻昌等有聯繫的軍隊，土匪，義勇軍等當中的工作」。
信中還說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177]，綢製封麵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的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誌三篇文章（我們這裏隻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178]，裝潢與報告是一樣的。這些書籍，對於宣傳中國蘇維埃運動，有極大的作用，因此希望中央務必將五中全會的決議及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一切文件，報告，決議，記事，報紙，照片，小冊子，書籍，雜誌統統迅速送給我們，這裏一切的同誌，如得到這些文件，如獲至寶，而擺在你們機關裏，卻危險之極，希望你們無論如何給我們」。[179]
9月28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現回覆你們（1934年）9月17日n號電。我們不明白，你們為什麽準備以主力對廣州部隊實施打擊。須知，從你們的前幾次報告來看，現在正在與廣州人進行談判，此外，即便我們現在不能利用，那麽我們也應該為自己保留今後利用南京人和廣州人之間矛盾的可能性，而現在向廣州人進攻就會使我們失去這種可能性，並會使暫時還沒有對我們實施積極作戰的補充力量仇視我們，因此，請說明你們決定的理由。」[180]
另外，在這封長信中，王明等人還針對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關門主義主張，對統一戰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信中說：「建立反日反蔣的廣大聯合戰線問題——我們黨在原則上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和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派別，但是根據目前國際和中國形勢，根據敵我力量對比，根據廣大群眾的迫切需要，根據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策略原則，我們必須首先提出反日反蔣的口號。在這口號之下，團結一切有可能參加這個運動的力量，來反對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在這個口號之下，不僅團結工農小資產階級，而且盡可能的利用和聯合一切統治階級內部反日反蔣的派別，如果這方麵過去我多半是處在等待被動的地位（指利用和聯合一切統治階級內部反日反蔣派別方麵），那末現在應當走到積極的和主動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組織一個反日反蔣的最大運動，能夠使中國革命走到新的有利階段。同時也就是真正的幫助紅軍衝破六次『圍剿』的有效方法。」
王明等人的這封信，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指出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路線是「左」的、錯誤的，也沒有提出切實的、具體的改正「左」的錯誤的政策和措施，更沒有先作自我批評，說明六屆五中全會「左」的錯誤是在他們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下發生的。但是，這封信畢竟觸及了某些重要問題，畢竟是給「左」傾錯誤潑了冷水，降了溫，因而是應該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肯定了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信中說：毛澤東同誌的報告和結論，除了個別地方有和五中全會同樣的措詞缺點外，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文件！我們與國際的同誌都一致認為，這個報告明顯地反映出中國蘇維埃的成績和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同時認為，這個報告的內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同誌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的豐富經驗。這個報告的中文單行本，不日即將出版（其中欠妥的詞句已稍加編輯上的糾正），其他俄、德、英、法、日、高麗、蒙古、西班牙、波蘭、印度等十幾個國家的譯本也正在譯印。[170]
8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聽取阿圖爾[171]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責成米夫、皮亞特尼茨基、王明、康生、弗雷德和阿圖爾討論所提出的建議，然後再次提交政治委員會批準。[172]
上述人員起草的《關於中國的決議》，經過包括王明等人的飛行表決[173]，並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通過。其中第11項說：「委託王明和米夫停止對本決議的執行情況進行總的監督。」[174]
9月7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提出：「1.中國是帝國主義戰爭之舞台；2.滿洲問題是將來戰爭之縮影；3.神聖的民族戰爭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4.民族革命任務與國際革命任務是統一的。」
9月9日 致國際濟難會執委會斯塔索娃信。[175]
9月13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討論滿洲問題會議上作結論發言。
9月16日 與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談了準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問題、滿洲問題、西北問題、士兵工作與遊擊運動、反蔣問題、幹部問題、文件與材料問題等七個問題。
關於滿洲問題，信中說準備給滿洲黨發幾個文件，如遊擊戰爭與政權問題、職工運動問題等，希望中央在沒有得到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寫給滿洲省委關於遊擊運動等策略問題的文件」，以免雙方意見不一致，給滿洲同誌造成困難。
在反蔣問題上，信中再次提出「不要像過去隻等人家來找我們，而要我們去成為反蔣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這不是說在名義上到處去抬出我們黨的招牌，而是說我們在實際上進行一切工作，在這運動中我們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蔣的力量，即使軍閥國民黨內部一切反蔣的力量，我們都必須盡量利用。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將北方已經有的以吉鴻昌為首的反法西斯蒂大同盟運動[176]放鬆，這個運動在目前反蔣的運動中有很大的意義，因此我們提議中央要派有力的同誌去加強和擴大這個運動，特別要注意已經與吉鴻昌等有聯繫的軍隊，土匪，義勇軍等當中的工作」。
信中還說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177]，綢製封麵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的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誌三篇文章（我們這裏隻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178]，裝潢與報告是一樣的。這些書籍，對於宣傳中國蘇維埃運動，有極大的作用，因此希望中央務必將五中全會的決議及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一切文件，報告，決議，記事，報紙，照片，小冊子，書籍，雜誌統統迅速送給我們，這裏一切的同誌，如得到這些文件，如獲至寶，而擺在你們機關裏，卻危險之極，希望你們無論如何給我們」。[179]
9月28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中央：「現回覆你們（1934年）9月17日n號電。我們不明白，你們為什麽準備以主力對廣州部隊實施打擊。須知，從你們的前幾次報告來看，現在正在與廣州人進行談判，此外，即便我們現在不能利用，那麽我們也應該為自己保留今後利用南京人和廣州人之間矛盾的可能性，而現在向廣州人進攻就會使我們失去這種可能性，並會使暫時還沒有對我們實施積極作戰的補充力量仇視我們，因此，請說明你們決定的理由。」[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