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 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給教職員和學生作報告，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也來聽，並稱讚王明是「列寧通」。[208]
2月 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敵人破壞，東北黨組織與中共中央斷絕了聯繫。此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直接領導東北黨的工作及抗日遊擊隊。
同月 為《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問題》小冊子寫序，說「這本小冊子，是一九三三年末一個中國工人訓練班的教員向我提議並幫助我搜集的。當時編輯這個小冊子的目的，是為的給工人訓練班的同誌們作為上課的參考材料的。小冊子的內容，主要的是我幾篇論文和演講的摘錄和轉載」。全文共分「東北事變底意義與中國共產黨底策略」，「中國反帝運動的新高潮」，「東北情形與反日統一戰線策略」，「上海抗日防衛戰及其教訓」，「中國民族革命戰爭能否勝利問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是反帝革命底唯一領袖」六個部分。這本小冊子當年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209]
3月7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聽取李福生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的報告。
3月10日 胡秋原給王明和康生寫信，轉交《中國人民革命委員會[210]給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說「在這封信中談到了關於該委員會現在的狀況及其原則。我希望你們能夠正式答覆這封信」。中國人民革命委員會的信說他們在福建事變時決定與共產黨和紅軍聯合反對蔣介石，在事變失敗後以中國人民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活動，現在關於如何粉碎日本對中國的進攻，如何推翻日本的工具——蔣介石的統治，以及如何使蔣日聯盟瓦解的問題，就成為世界革命最迫切的問題之一；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唯一的真正的同盟軍和今後我們與之聯合的政黨；我們完全公開地承認，我們像對待同路人那樣對待共產黨，但是將來的密切合作和統一的鬥爭戰線，要求我們相互尊重和理解；如果上述一切能得到充分理解，我們就想開始進行具體的談判和採取相應的措施，以便在各地和所有工作領域共同進行鬥爭。[211]
3月19日 與康生、米夫聯合給斯塔索娃寫信，內容是：「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打算為旅居歐洲和美洲各國的華僑出版一種中文報紙[212]。出版的開支需要蘇聯貨幣99295盧布。中共代表團請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執委會撥出這筆款項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出版社主編支配，報紙的整個出版工作由他承擔。由於該報將向國外發行，並可以指望，至少每年從該報發行中可以獲得四五千金盧布，這些資金可以寄往中國，供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之用。此外，如果您能撥出所需要的蘇聯貨幣數額，則也可以從中共的外匯預算中撥出四五千盧布供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之用。等待您的急速回復。」[213]
3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解救魯埃格兩同誌，關於他的小孩來蘇聯的問題留作懸案，責成米夫、阿布拉莫夫和王明解決他在中國的住所問題。[214]
3月22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四川問題。
初春 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個熟悉無線電通訊的波蘭人前往中亞的阿拉木圖，李立三專門派了兩批人，攜帶無線電密碼本經新疆回國尋找紅軍，但都未獲成功。[215]
春 於莫斯科作七律《歸思》一首。其中說：
連年輾轉勞心計，常夢依稀長翅飛。
萬裏烽煙征路遠，滿城風雨密行歸。[216]
4月8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聽取蕭三關於「文學國際中中國左翼代表的工作」的報告。
4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湘鄂區、鄂豫皖區及其他蘇區工作，會議對過去的工作「不滿意」。
同日 米夫致史達林信說：「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王明和康生同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完全可以信賴的同誌）很想和您談談並聆聽您就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和紅軍戰爭有關的一些問題提出的建議。」「請告，您是否有時間進行這次談話。」[217]
5月3日 與康生一起給上海臨時中央局老秦（劉仲華）寫信，說「在這次破壞後所剩下的一切中局的機關及和中局直接有聯繫的機關，要無條件的解散」，「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組織」。「江蘇省委破壞後所剩下的機關，無條件的解散」，「要設法從好的產業支部中找出幾個在業的可靠的同誌組織上海市委獨立工作」。上海臨時中央局根據這封信的精神，於8月宣告結束工作。
5月4日 與米夫、康生聯名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寫信，說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違背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由於警察很了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徑，一些外國同誌和（通過他們）一些中國同誌可能會暴露。因此，我們建議以徵詢意見方式作出以下決定：「（1）放棄最近一個時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機關報的計劃」；「（2）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尼絲·史沫特萊」。[218]
5月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聽取並通過了東方地區書記處關於近期停止在上海出版合法的反帝機關報並立即召回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建議，即5月4日米夫、王明和康生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的信。[219]
2月 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敵人破壞，東北黨組織與中共中央斷絕了聯繫。此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直接領導東北黨的工作及抗日遊擊隊。
同月 為《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問題》小冊子寫序，說「這本小冊子，是一九三三年末一個中國工人訓練班的教員向我提議並幫助我搜集的。當時編輯這個小冊子的目的，是為的給工人訓練班的同誌們作為上課的參考材料的。小冊子的內容，主要的是我幾篇論文和演講的摘錄和轉載」。全文共分「東北事變底意義與中國共產黨底策略」，「中國反帝運動的新高潮」，「東北情形與反日統一戰線策略」，「上海抗日防衛戰及其教訓」，「中國民族革命戰爭能否勝利問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是反帝革命底唯一領袖」六個部分。這本小冊子當年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209]
3月7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聽取李福生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的報告。
3月10日 胡秋原給王明和康生寫信，轉交《中國人民革命委員會[210]給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說「在這封信中談到了關於該委員會現在的狀況及其原則。我希望你們能夠正式答覆這封信」。中國人民革命委員會的信說他們在福建事變時決定與共產黨和紅軍聯合反對蔣介石，在事變失敗後以中國人民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活動，現在關於如何粉碎日本對中國的進攻，如何推翻日本的工具——蔣介石的統治，以及如何使蔣日聯盟瓦解的問題，就成為世界革命最迫切的問題之一；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唯一的真正的同盟軍和今後我們與之聯合的政黨；我們完全公開地承認，我們像對待同路人那樣對待共產黨，但是將來的密切合作和統一的鬥爭戰線，要求我們相互尊重和理解；如果上述一切能得到充分理解，我們就想開始進行具體的談判和採取相應的措施，以便在各地和所有工作領域共同進行鬥爭。[211]
3月19日 與康生、米夫聯合給斯塔索娃寫信，內容是：「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打算為旅居歐洲和美洲各國的華僑出版一種中文報紙[212]。出版的開支需要蘇聯貨幣99295盧布。中共代表團請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執委會撥出這筆款項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出版社主編支配，報紙的整個出版工作由他承擔。由於該報將向國外發行，並可以指望，至少每年從該報發行中可以獲得四五千金盧布，這些資金可以寄往中國，供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之用。此外，如果您能撥出所需要的蘇聯貨幣數額，則也可以從中共的外匯預算中撥出四五千盧布供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之用。等待您的急速回復。」[213]
3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解救魯埃格兩同誌，關於他的小孩來蘇聯的問題留作懸案，責成米夫、阿布拉莫夫和王明解決他在中國的住所問題。[214]
3月22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四川問題。
初春 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個熟悉無線電通訊的波蘭人前往中亞的阿拉木圖，李立三專門派了兩批人，攜帶無線電密碼本經新疆回國尋找紅軍，但都未獲成功。[215]
春 於莫斯科作七律《歸思》一首。其中說：
連年輾轉勞心計，常夢依稀長翅飛。
萬裏烽煙征路遠，滿城風雨密行歸。[216]
4月8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聽取蕭三關於「文學國際中中國左翼代表的工作」的報告。
4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湘鄂區、鄂豫皖區及其他蘇區工作，會議對過去的工作「不滿意」。
同日 米夫致史達林信說：「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王明和康生同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完全可以信賴的同誌）很想和您談談並聆聽您就與中國蘇維埃運動和紅軍戰爭有關的一些問題提出的建議。」「請告，您是否有時間進行這次談話。」[217]
5月3日 與康生一起給上海臨時中央局老秦（劉仲華）寫信，說「在這次破壞後所剩下的一切中局的機關及和中局直接有聯繫的機關，要無條件的解散」，「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組織」。「江蘇省委破壞後所剩下的機關，無條件的解散」，「要設法從好的產業支部中找出幾個在業的可靠的同誌組織上海市委獨立工作」。上海臨時中央局根據這封信的精神，於8月宣告結束工作。
5月4日 與米夫、康生聯名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寫信，說艾格尼絲·史沫特萊違背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由於警察很了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徑，一些外國同誌和（通過他們）一些中國同誌可能會暴露。因此，我們建議以徵詢意見方式作出以下決定：「（1）放棄最近一個時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機關報的計劃」；「（2）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尼絲·史沫特萊」。[218]
5月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聽取並通過了東方地區書記處關於近期停止在上海出版合法的反帝機關報並立即召回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建議，即5月4日米夫、王明和康生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的信。[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