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和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沒有一個白區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領導之下的群眾團體的黨團，不被指出過（甚至不止一次的）犯了嚴重的或不可容許的機會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兩麵派的錯誤……如江蘇省委幾次的被中央指出過犯了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兩麵派等路線上的錯誤，如滿洲、四川、陝西等省委都曾被中央指出過犯了一次或二次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如c.y.中央全總黨團同樣的被指出過犯了路線上的錯誤，當然在指出的一些黨部的錯誤中，有許多帶有非常嚴重性的，但是絕不能說他們都是路線上的錯誤，或者都是有了自己機會主義的路線……決沒有領導機關的路線正確，而一切被領導的機關的路線都不正確的道理，此種過分和誇大的批評，既不合乎實際，結果自不免發生不好的影響，一方麵不能真正推動工作，另一方麵使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發生害怕困難，對困難投降的情緒，而且甚至於使一部分幼稚的同誌發生跳不出機會主義的泥坑的煩悶心理，以致有的發生對黨和革命抱悲觀失望的態度。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時，有個別同誌在文章上，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於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這樣在客觀上不是使羅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鬥爭中可以避免的糾紛和困難。c.將兩條戰線的鬥爭變成無內容的空談……這就減輕了兩條戰線鬥爭黨內教育的意義，而且模糊了真正原則路線的鬥爭。
在這裏，王明批評了黨內路線鬥爭的擴大化和鬥爭方法的不策略。但是，他不肯承認當時所開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羅明路線」等等的鬥爭，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更不肯承認這些鬥爭，以至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在他本人一再強調「反右傾」的號召下開展起來的，自己對此負有極大的責任。這說明，王明對當時的「左」傾錯誤還是缺乏認識的。
4月23日 致電共產國際代表埃韋特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聲，說：「注意到日本人的聲明[155]，有必要發表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簽署的聲明，反對日本厚顏無恥的勒索，同時強調指出，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背叛行徑導致日本提出了這種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恥辱的要求。聲明中應該強調指出，國民黨從華北撤軍並把軍隊調到華中，這就便於日本人占領華北和進而占領整個中國。在這個聲明中，要再次呼籲國民黨軍隊共同與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還要重提六項條件[156]，表明可以開展神聖的對日國民革命戰爭。請保證中國紅軍同奴役中國人民的行為作鬥爭。同時要加強反帝組織活動並準備在5月9日[157]國恥周年日開展廣泛的宣傳運動，把以前的21條同日本今天的聲明聯繫起來。有可能的話，要組織短時間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和為表示抗議在廠門口和學校裏組織示威活動。」[158]
4月25日 與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對4月20日信作了補充。信中說：「我們的鬥爭是為了組織，組織是為了鬥爭，二者是不可分離的。」但有人「藉口注意組織，不願去發動群眾鬥爭，有的在領導群眾鬥爭時完全不注意保護和鞏固我們的組織，因此時常看到一個鬥爭下來組織完全塌台」。這是因為「在鬥爭中將我們的幹部完全暴露出來」，或者是「不顧一切『輕易的』、『不斷的』浪費我們的組織力量」。信中還說：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稍為先進些的群眾組織都不能存在，但群眾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舊的組織形式，我們要「善於利用這些組織的外殼，將他們充實我們的新的內容」。這封信還談到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和進攻蘇聯的關係。說：「日本占領滿洲和北中國的行動，是積極準備武裝進攻蘇聯的步趨［驟］，但是在我們的宣傳鼓動上，必須首先指出日本進攻中國吞併中國的事實，號召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中國的行動，然後再指出日本積極進攻蘇聯的陰謀。」
5月7日 撰寫關於刊物問題的信。[159]
5月16日 在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上發言。[160]
5月20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郵寄書報問題，決定成立寄書委員會，王明在會上發了言。
5月27日 撰寫關於共產國際第六～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中共情況的報告。[161]
5月28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定組織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王明參加了籌備工作。他在籌備委員會中同貝拉·庫恩、羅佐夫斯基、諾爾林一道，一度堅持「左」傾政策，認為「社會民主黨仍是資產階級的主要靠山」，「右傾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僅同意一定的策略變化，對共產國際的戰略轉變，抱有牴觸情緒。經過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的幫助，他們才轉變了立場。
同日 在蘇聯斯維德洛夫全蘇農業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擴大會議上作《中國蘇維埃是特殊形式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報告。後發表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1期、《馬列主義函授教程》第11期。
《寫作要目》說：這個報告原載該校校刊，《共產國際》俄文版轉載。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他在此文中「詳細地闡明了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的論點，並強調指出，這個轉變將發生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162]
在這裏，王明批評了黨內路線鬥爭的擴大化和鬥爭方法的不策略。但是，他不肯承認當時所開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羅明路線」等等的鬥爭，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更不肯承認這些鬥爭，以至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在他本人一再強調「反右傾」的號召下開展起來的，自己對此負有極大的責任。這說明，王明對當時的「左」傾錯誤還是缺乏認識的。
4月23日 致電共產國際代表埃韋特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聲，說：「注意到日本人的聲明[155]，有必要發表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簽署的聲明，反對日本厚顏無恥的勒索，同時強調指出，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背叛行徑導致日本提出了這種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恥辱的要求。聲明中應該強調指出，國民黨從華北撤軍並把軍隊調到華中，這就便於日本人占領華北和進而占領整個中國。在這個聲明中，要再次呼籲國民黨軍隊共同與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還要重提六項條件[156]，表明可以開展神聖的對日國民革命戰爭。請保證中國紅軍同奴役中國人民的行為作鬥爭。同時要加強反帝組織活動並準備在5月9日[157]國恥周年日開展廣泛的宣傳運動，把以前的21條同日本今天的聲明聯繫起來。有可能的話，要組織短時間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和為表示抗議在廠門口和學校裏組織示威活動。」[158]
4月25日 與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對4月20日信作了補充。信中說：「我們的鬥爭是為了組織，組織是為了鬥爭，二者是不可分離的。」但有人「藉口注意組織，不願去發動群眾鬥爭，有的在領導群眾鬥爭時完全不注意保護和鞏固我們的組織，因此時常看到一個鬥爭下來組織完全塌台」。這是因為「在鬥爭中將我們的幹部完全暴露出來」，或者是「不顧一切『輕易的』、『不斷的』浪費我們的組織力量」。信中還說：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稍為先進些的群眾組織都不能存在，但群眾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舊的組織形式，我們要「善於利用這些組織的外殼，將他們充實我們的新的內容」。這封信還談到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和進攻蘇聯的關係。說：「日本占領滿洲和北中國的行動，是積極準備武裝進攻蘇聯的步趨［驟］，但是在我們的宣傳鼓動上，必須首先指出日本進攻中國吞併中國的事實，號召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奴役中國的行動，然後再指出日本積極進攻蘇聯的陰謀。」
5月7日 撰寫關於刊物問題的信。[159]
5月16日 在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上發言。[160]
5月20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郵寄書報問題，決定成立寄書委員會，王明在會上發了言。
5月27日 撰寫關於共產國際第六～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中共情況的報告。[161]
5月28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定組織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王明參加了籌備工作。他在籌備委員會中同貝拉·庫恩、羅佐夫斯基、諾爾林一道，一度堅持「左」傾政策，認為「社會民主黨仍是資產階級的主要靠山」，「右傾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僅同意一定的策略變化，對共產國際的戰略轉變，抱有牴觸情緒。經過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的幫助，他們才轉變了立場。
同日 在蘇聯斯維德洛夫全蘇農業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擴大會議上作《中國蘇維埃是特殊形式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報告。後發表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1期、《馬列主義函授教程》第11期。
《寫作要目》說：這個報告原載該校校刊，《共產國際》俄文版轉載。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他在此文中「詳細地闡明了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的論點，並強調指出，這個轉變將發生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