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責成米夫、王明和庫西寧在皮亞特尼茨基建議基礎上起草給中共的復電，認為同廣州人在一定條件下簽訂臨時協議是可行的，也是所期望的。並認為《中國論壇》雜誌有必要繼續存在，必要時要為此撥出資金。責成王明和米夫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起草關於編輯部人員組成的建議。[147]
2月10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報告《兩個月來的工作計劃》。會議決定集體寫一本「民族革命戰爭」小冊子，王明分工寫「理論」、「實際」、「中國發展之重要階段」等部分。
2月21日 上海油印的《鬥爭》第64期發表在王明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領袖》。
文章列舉了「最近數年來，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蘇維埃與紅軍獲得了最偉大的成績」，「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布爾塞維克化」的表現，強調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領導之下開展了不調和的兩條戰線鬥爭」。指出：中共中央「時時進行了和進行著嚴格的鬥爭反對目前主要的危險右傾」，反對在敵人大舉進攻麵前表現的「消極的和張皇失措的情緒和觀點」，同時也反對「個別領導同誌的左的情緒」。文章還指出，在勞動政策上、土地問題上、非蘇區工作上、反帝民族革命運動中還存在著缺點，「克服工作中的基本弱點與缺點，就是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基本任務，而且又是蘇維埃與紅軍迅速而勝利的衝破國民黨五次『圍剿』」之基本保障。
該文還發表於1934年4月28日出版的《火線》第15期，同年6月30日蘇區中央局鉛印的《鬥爭》第66期，12月31日出版的《起來》，並收入1936年出版的《共產國際論中國共產黨》。
2月27日 寫七絕《光輝的凱旋》，以慶祝季米特洛夫到達莫斯科，詩曰：
法西詭計盡煙消，共產光芒萬丈高。
展翅騰空歸祖國，眾歡聲響徹雲霄。[148]
2月 撰寫《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改選運動和蘇維埃的民主》一文。
文章說：「對於地主、資本家、富農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必須特別鮮明地實行專政，對於廣大的工農群眾，則必須發展最大限度的民主。」但是，「我們在係統的發展蘇維埃的民主方麵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夠」，「經常發生那種絕對不能允許的現象——對民眾強迫命令」。我們「對民眾的主要工作方法必須採用勸導、說服、教育」。「要教育、改造、訓練小資產階級的民眾，首先應該讓廣大農民群眾管理自己的國家。」「但是，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言論、行動違反蘇維埃政權的利益和蘇維埃的法律時，蘇維埃應該隨時使用武力、權力機關把他們逮捕、監禁甚至槍斃」。「對於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資本家、富農等，蘇維埃政權要比處理勞苦民眾中的罪犯嚴厲十倍」。[149]
3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責成米夫（負責人）、王明和阿基莫夫根據交換的意見為政治委員會下次會議起草給中共中央的全麵政治戰略計劃，還責成這些同誌起草給中共中央的關於開展敵後遊擊運動和關於瓦解敵人工作的簡短指示。[150]
3月27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皮亞特尼茨基，並抄送王明，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認為可以派他去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您的代表a.埃韋特和中共上海局認為，他的旅行安全難以保證。此外，應該考慮政治後果。[151]
4月3日 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參加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會議責成米夫（負責人）、王明、康生等在5天內根據交換的意見起草軍事政治指示草稿，並將其提交政治委員會批準；責成米夫和王明起草關於《中國論壇》雜誌的撥款和性質的建議，並將其提交政治委員會批準。會議還認為毛澤東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隻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難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152]
4月9日 與米夫、康生聯名寫出《關於幫助中共在滿洲工作的建議》。
同日 與米夫、康生聯名寫出《關於〈中國論壇〉性質的建議》。其中說：「《中國論壇》報（如果不能繼續用以前的名稱出版，或者用別的名稱出版）應該是與中共中央局有聯繫並由該局領導的，但它不應具有公開的共產主義性質，而按其方針應該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它奉公守法，同情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反帝運動，包括（在國民黨地區的）遊擊運動和蘇維埃運動。」「它每月出版應不少於兩次，一有機會可更多次出版，至少每周一次。它應同時用兩種文字出版，英文版麵應麵向中國大學生、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中文版麵應使用更通俗易懂的語言，使中國工人能看得懂。」「在《中國論壇》報周圍要組織讀者小組和廣泛的工人通訊員、農民通訊員和學生通訊員網，並對他們加以利用，作為我們做群眾工作的方式。」[153]
4月11日 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聽取關於《中國論壇》報的性質問題的報告，會議決定採納米夫、王明和康生起草的建議。[154]
4月20日 與康生一起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在「目前黨內的幾個嚴重問題」這部分中，指出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問題上有「不可忽視的嚴重的弱點」，其中主要的是：
2月10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報告《兩個月來的工作計劃》。會議決定集體寫一本「民族革命戰爭」小冊子，王明分工寫「理論」、「實際」、「中國發展之重要階段」等部分。
2月21日 上海油印的《鬥爭》第64期發表在王明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領袖》。
文章列舉了「最近數年來，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蘇維埃與紅軍獲得了最偉大的成績」，「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布爾塞維克化」的表現，強調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領導之下開展了不調和的兩條戰線鬥爭」。指出：中共中央「時時進行了和進行著嚴格的鬥爭反對目前主要的危險右傾」，反對在敵人大舉進攻麵前表現的「消極的和張皇失措的情緒和觀點」，同時也反對「個別領導同誌的左的情緒」。文章還指出，在勞動政策上、土地問題上、非蘇區工作上、反帝民族革命運動中還存在著缺點，「克服工作中的基本弱點與缺點，就是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基本任務，而且又是蘇維埃與紅軍迅速而勝利的衝破國民黨五次『圍剿』」之基本保障。
該文還發表於1934年4月28日出版的《火線》第15期，同年6月30日蘇區中央局鉛印的《鬥爭》第66期，12月31日出版的《起來》，並收入1936年出版的《共產國際論中國共產黨》。
2月27日 寫七絕《光輝的凱旋》，以慶祝季米特洛夫到達莫斯科，詩曰：
法西詭計盡煙消，共產光芒萬丈高。
展翅騰空歸祖國，眾歡聲響徹雲霄。[148]
2月 撰寫《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改選運動和蘇維埃的民主》一文。
文章說：「對於地主、資本家、富農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必須特別鮮明地實行專政，對於廣大的工農群眾，則必須發展最大限度的民主。」但是，「我們在係統的發展蘇維埃的民主方麵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夠」，「經常發生那種絕對不能允許的現象——對民眾強迫命令」。我們「對民眾的主要工作方法必須採用勸導、說服、教育」。「要教育、改造、訓練小資產階級的民眾，首先應該讓廣大農民群眾管理自己的國家。」「但是，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言論、行動違反蘇維埃政權的利益和蘇維埃的法律時，蘇維埃應該隨時使用武力、權力機關把他們逮捕、監禁甚至槍斃」。「對於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地主、資本家、富農等，蘇維埃政權要比處理勞苦民眾中的罪犯嚴厲十倍」。[149]
3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責成米夫（負責人）、王明和阿基莫夫根據交換的意見為政治委員會下次會議起草給中共中央的全麵政治戰略計劃，還責成這些同誌起草給中共中央的關於開展敵後遊擊運動和關於瓦解敵人工作的簡短指示。[150]
3月27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皮亞特尼茨基，並抄送王明，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認為可以派他去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您的代表a.埃韋特和中共上海局認為，他的旅行安全難以保證。此外，應該考慮政治後果。[151]
4月3日 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參加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會議責成米夫（負責人）、王明、康生等在5天內根據交換的意見起草軍事政治指示草稿，並將其提交政治委員會批準；責成米夫和王明起草關於《中國論壇》雜誌的撥款和性質的建議，並將其提交政治委員會批準。會議還認為毛澤東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隻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難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152]
4月9日 與米夫、康生聯名寫出《關於幫助中共在滿洲工作的建議》。
同日 與米夫、康生聯名寫出《關於〈中國論壇〉性質的建議》。其中說：「《中國論壇》報（如果不能繼續用以前的名稱出版，或者用別的名稱出版）應該是與中共中央局有聯繫並由該局領導的，但它不應具有公開的共產主義性質，而按其方針應該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它奉公守法，同情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反帝運動，包括（在國民黨地區的）遊擊運動和蘇維埃運動。」「它每月出版應不少於兩次，一有機會可更多次出版，至少每周一次。它應同時用兩種文字出版，英文版麵應麵向中國大學生、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中文版麵應使用更通俗易懂的語言，使中國工人能看得懂。」「在《中國論壇》報周圍要組織讀者小組和廣泛的工人通訊員、農民通訊員和學生通訊員網，並對他們加以利用，作為我們做群眾工作的方式。」[153]
4月11日 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聽取關於《中國論壇》報的性質問題的報告，會議決定採納米夫、王明和康生起草的建議。[154]
4月20日 與康生一起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在「目前黨內的幾個嚴重問題」這部分中，指出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問題上有「不可忽視的嚴重的弱點」，其中主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