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在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中國革命不可戰勝》的演說。
《寫作要目》說：「因時間很匆忙，講話不長，不是自己寫的，是俄國同誌記寫的，沒有中文。」俄羅斯科學院漢學圖書館編目說這個演說是庫西寧等記錄的，發表於《環球》俄文版第3期。[141]
同月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隨後在2月3日舉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王明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王明得知後特地通知中共中央說：共產國際很不滿意，並批評博古：「關於選舉名單，我們還沒收到。此地同誌都感覺到關於蘇維埃政府的選舉和改組這類重大問題，事先沒有通知，作意見交換，事後許久不能得到確切消息，不能不是工作當中一個大的缺陷。」[142]
同月 在列寧學院的清黨中重點清查和打擊陳鬱，不久把他送到工廠勞動，並且不給轉黨的關係。
陳鬱回憶說：1934年1月我參加了清黨，當我對自己的歷史作了報告後，「康生和王明等人講話。康生批評我認識錯誤還不夠。王明的追隨者說我反對代表團領導和幫助周達文派。王明演說，批評我對自己反革命錯誤認識不夠，瞞騙黨，在莫斯科學習犯了許多原則理論上的錯誤，並與周達文等人反對領導，在實際和理論原則上非常嚴重，嚴重到要開除黨籍」。「清黨委員會決定給我最後嚴重警告。中國代表團要開除我的黨籍，清委不同意。王明和我談話時說，不開除你的黨籍，為的是不給在國內的右派同誌政治資本，說『我們的同誌如何英勇鬥爭直到被開除黨籍』。」「清黨結束後，中國代表團決定我到工廠去生產勞動。」「我去工廠，代表團沒有給我組織手續，叫我先去，以後給我轉。開始時我寫了八次信，工廠黨委會寫了兩次，向中國代表團要組織關係。他們答應辦，叫我等待。一九三九年夏天，逼得我親自到莫斯科向代表團提出這個問題。結果表麵答應，實際上沒有解決，康生是清楚的。從此以後，我做長期打算，決心做個先進公民，更係統學習技術。我想有王明、米夫這些人，回國是極困難的。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寫過多次信請求回國參加抗戰。一九三九年又寫過四次信，請求國際給我組織關係和回國工作。前後我寫過請求書十二次。」[143]
周焱等著的《陳鬱傳》也說：1934年1月，王明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宣布列寧學院的清黨重點對象是陳鬱。王明和他的副手康生親自到列寧學院動員清黨。他們把陳鬱叫到辦公室談話。王明高坐在辦公桌後麵，康生靠在沙發上，對陳鬱說：「我們是來通知你交代問題的。」他們也不叫陳鬱坐下，就讓陳鬱站著聽他們「訓話」。王明說：「你的問題很清楚，一貫地反黨，反國際，勾結右派，組成反黨小宗派。本來要把你送集中營審查的，但為了教育群眾，同時也給你最後一次機會，看你是否有轉變的可能。你不要存僥倖心理，你的材料足足裝了兩皮包，根據那些材料怎樣處罰你都行！就看你是否改悔了。」陳鬱被迫作了三十分鍾的交代，康生聽了第一個跳出來說：「陳鬱對錯誤的認識不夠、不徹底。陳鬱隱瞞了他在反黨活動中最主要的事實，例如在莫斯科如何勾結右派周達文，公開反對中共代表團領導等重大問題。」王明說：「陳鬱對『四中全會』前後的反黨問題輕描淡寫，對來莫斯科後的嚴重問題隻字不提，說明他仍然堅持錯誤立場，也說明這兩個問題是他的要害！黨號召每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必須勇敢地站出來，同陳鬱作堅決的鬥爭！」大會以後，陳鬱又不斷被批鬥。在對陳鬱反覆鬥爭以後，王明等人提出要開除陳鬱的黨籍，送西伯利亞勞動。學院黨委提出給陳鬱「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工廠參加勞動」。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批準了學院黨委的意見，否定了王明等人的意見。在把陳鬱送到工廠勞動之前，王明在中共代表團駐地對陳鬱「訓話」。他說：「根據你的錯誤，完全夠資格進集中營，考慮到你的血統工人的家庭出身，從輕處分，即使從輕也應該開除你的黨籍。但為什麽又不開除呢？為的是不讓你在國內的右派同誌撈取政治資本，免得他們宣揚。我們的同誌如何英勇鬥爭，直到被開除黨籍！」康生欺騙陳鬱說：「你先到工廠報到，我們隨後給你轉去組織關係。」陳鬱想不到他們會用這種伎倆來中斷他的黨籍，他到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報到後很久，王明、康生仍未把他的黨組織關係轉去。他多次去信催促，總是石沉大海。王明一夥就是這樣蠻不講理地取消了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黨籍。[144]
師哲也回憶說：1934年，蘇共進行清黨，開展反托派鬥爭。王明、康生趁機把陳鬱同誌送到了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工廠。臨走時，王明找他談話說：「這次不開除你的黨籍，為的不給你在國內同誌麵前撈政治資本時說：『我們的同誌多麽英勇鬥爭直到被開除出黨。』」他要求帶走組織關係，卻遭到他們的無理拒絕。[145]
2月4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報紙工作問題。會議指出：報紙「紀事須多」，「通訊要敘述活的事情」。
2月5日 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曼努伊爾斯基《關於聯共（布）代表團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報告時發言，介紹了一些最近時期中國狀況的基本材料。他極力誇大中國革命的勝利，說：「關於第六次『圍剿』的結果，我們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據部分材料得知，紅軍在福建、四川和贛北等戰線擊潰了國民黨18個師。繳獲步槍2萬多支，機槍180挺，駁殼槍500支。鋼盔2000頂，子彈40萬發，手榴彈5000枚，無線電收發報機3部，滿載軍用裝備、糧秣和錢財的大輪12艘。（鼓掌）為了卸載這些大輪中8艘船上的物資，動員了1萬多名工人。紅軍在福建戰線也俘虜了第19路軍的1名旅長和3名團長。」「正是由於紅軍取得上述各種勝利的結果，近幾年來蘇維埃中國的形勢大大改善。截至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時，蘇維埃中國的總麵積（包括固定的蘇區和紅色遊擊區）已達1348180平方公裏。僅固定的蘇區麵積就有681255平方公裏，比法國的麵積大19.1%，比德國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國大64.5%。現在，紅軍的正規部隊已有35萬多人，非正規武裝支隊有60多萬人，這還不包括有數百萬人參加的各種半軍事性群眾組織。但是，形勢之好不僅表現在數量上的增長，軍隊的質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紅軍的主力部隊中，共產黨員占50%～60%，無產階級成分占25%～30%。」關於勝利的原因，他說：「首先是，我們的黨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始終一貫地執行著列寧的共產國際的政治總路線，而領導共產國際的，正是我們歷史時代的偉大領袖，他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事業的最佳繼承人，他的每句話都在鼓舞著所有國家的共產黨人、工人和勞動群眾為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激烈的、堅決的鬥爭，並使他們牢固地樹立起對自己事業的必勝信心，——這就是我們所敬愛的史達林。（鼓掌）」[146]
《寫作要目》說：「因時間很匆忙，講話不長，不是自己寫的，是俄國同誌記寫的，沒有中文。」俄羅斯科學院漢學圖書館編目說這個演說是庫西寧等記錄的，發表於《環球》俄文版第3期。[141]
同月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隨後在2月3日舉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王明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王明得知後特地通知中共中央說：共產國際很不滿意，並批評博古：「關於選舉名單，我們還沒收到。此地同誌都感覺到關於蘇維埃政府的選舉和改組這類重大問題，事先沒有通知，作意見交換，事後許久不能得到確切消息，不能不是工作當中一個大的缺陷。」[142]
同月 在列寧學院的清黨中重點清查和打擊陳鬱，不久把他送到工廠勞動，並且不給轉黨的關係。
陳鬱回憶說：1934年1月我參加了清黨，當我對自己的歷史作了報告後，「康生和王明等人講話。康生批評我認識錯誤還不夠。王明的追隨者說我反對代表團領導和幫助周達文派。王明演說，批評我對自己反革命錯誤認識不夠，瞞騙黨，在莫斯科學習犯了許多原則理論上的錯誤，並與周達文等人反對領導，在實際和理論原則上非常嚴重，嚴重到要開除黨籍」。「清黨委員會決定給我最後嚴重警告。中國代表團要開除我的黨籍，清委不同意。王明和我談話時說，不開除你的黨籍，為的是不給在國內的右派同誌政治資本，說『我們的同誌如何英勇鬥爭直到被開除黨籍』。」「清黨結束後，中國代表團決定我到工廠去生產勞動。」「我去工廠，代表團沒有給我組織手續，叫我先去，以後給我轉。開始時我寫了八次信，工廠黨委會寫了兩次，向中國代表團要組織關係。他們答應辦，叫我等待。一九三九年夏天，逼得我親自到莫斯科向代表團提出這個問題。結果表麵答應，實際上沒有解決，康生是清楚的。從此以後，我做長期打算，決心做個先進公民，更係統學習技術。我想有王明、米夫這些人，回國是極困難的。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寫過多次信請求回國參加抗戰。一九三九年又寫過四次信，請求國際給我組織關係和回國工作。前後我寫過請求書十二次。」[143]
周焱等著的《陳鬱傳》也說：1934年1月，王明以中共代表團的名義，宣布列寧學院的清黨重點對象是陳鬱。王明和他的副手康生親自到列寧學院動員清黨。他們把陳鬱叫到辦公室談話。王明高坐在辦公桌後麵，康生靠在沙發上，對陳鬱說：「我們是來通知你交代問題的。」他們也不叫陳鬱坐下，就讓陳鬱站著聽他們「訓話」。王明說：「你的問題很清楚，一貫地反黨，反國際，勾結右派，組成反黨小宗派。本來要把你送集中營審查的，但為了教育群眾，同時也給你最後一次機會，看你是否有轉變的可能。你不要存僥倖心理，你的材料足足裝了兩皮包，根據那些材料怎樣處罰你都行！就看你是否改悔了。」陳鬱被迫作了三十分鍾的交代，康生聽了第一個跳出來說：「陳鬱對錯誤的認識不夠、不徹底。陳鬱隱瞞了他在反黨活動中最主要的事實，例如在莫斯科如何勾結右派周達文，公開反對中共代表團領導等重大問題。」王明說：「陳鬱對『四中全會』前後的反黨問題輕描淡寫，對來莫斯科後的嚴重問題隻字不提，說明他仍然堅持錯誤立場，也說明這兩個問題是他的要害！黨號召每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必須勇敢地站出來，同陳鬱作堅決的鬥爭！」大會以後，陳鬱又不斷被批鬥。在對陳鬱反覆鬥爭以後，王明等人提出要開除陳鬱的黨籍，送西伯利亞勞動。學院黨委提出給陳鬱「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工廠參加勞動」。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批準了學院黨委的意見，否定了王明等人的意見。在把陳鬱送到工廠勞動之前，王明在中共代表團駐地對陳鬱「訓話」。他說：「根據你的錯誤，完全夠資格進集中營，考慮到你的血統工人的家庭出身，從輕處分，即使從輕也應該開除你的黨籍。但為什麽又不開除呢？為的是不讓你在國內的右派同誌撈取政治資本，免得他們宣揚。我們的同誌如何英勇鬥爭，直到被開除黨籍！」康生欺騙陳鬱說：「你先到工廠報到，我們隨後給你轉去組織關係。」陳鬱想不到他們會用這種伎倆來中斷他的黨籍，他到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報到後很久，王明、康生仍未把他的黨組織關係轉去。他多次去信催促，總是石沉大海。王明一夥就是這樣蠻不講理地取消了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黨籍。[144]
師哲也回憶說：1934年，蘇共進行清黨，開展反托派鬥爭。王明、康生趁機把陳鬱同誌送到了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工廠。臨走時，王明找他談話說：「這次不開除你的黨籍，為的不給你在國內同誌麵前撈政治資本時說：『我們的同誌多麽英勇鬥爭直到被開除出黨。』」他要求帶走組織關係，卻遭到他們的無理拒絕。[145]
2月4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報紙工作問題。會議指出：報紙「紀事須多」，「通訊要敘述活的事情」。
2月5日 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曼努伊爾斯基《關於聯共（布）代表團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報告時發言，介紹了一些最近時期中國狀況的基本材料。他極力誇大中國革命的勝利，說：「關於第六次『圍剿』的結果，我們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據部分材料得知，紅軍在福建、四川和贛北等戰線擊潰了國民黨18個師。繳獲步槍2萬多支，機槍180挺，駁殼槍500支。鋼盔2000頂，子彈40萬發，手榴彈5000枚，無線電收發報機3部，滿載軍用裝備、糧秣和錢財的大輪12艘。（鼓掌）為了卸載這些大輪中8艘船上的物資，動員了1萬多名工人。紅軍在福建戰線也俘虜了第19路軍的1名旅長和3名團長。」「正是由於紅軍取得上述各種勝利的結果，近幾年來蘇維埃中國的形勢大大改善。截至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時，蘇維埃中國的總麵積（包括固定的蘇區和紅色遊擊區）已達1348180平方公裏。僅固定的蘇區麵積就有681255平方公裏，比法國的麵積大19.1%，比德國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國大64.5%。現在，紅軍的正規部隊已有35萬多人，非正規武裝支隊有60多萬人，這還不包括有數百萬人參加的各種半軍事性群眾組織。但是，形勢之好不僅表現在數量上的增長，軍隊的質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紅軍的主力部隊中，共產黨員占50%～60%，無產階級成分占25%～30%。」關於勝利的原因，他說：「首先是，我們的黨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始終一貫地執行著列寧的共產國際的政治總路線，而領導共產國際的，正是我們歷史時代的偉大領袖，他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事業的最佳繼承人，他的每句話都在鼓舞著所有國家的共產黨人、工人和勞動群眾為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激烈的、堅決的鬥爭，並使他們牢固地樹立起對自己事業的必勝信心，——這就是我們所敬愛的史達林。（鼓掌）」[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