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這次演講，是他1933年年初以來思想發生某些變化的一次「左」的反覆，後來用王明的名字發表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6期，1934年1月31日出版的《共產國際》中文版第5卷第1期，《中國問題》俄文版第3期，後收入1934年出版的王明、康生著《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132]
在這次全會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133]
11月30日 與康生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卷第11期發表《東方勞動者底重大損失》，悼日本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袖片山潛。
11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十月》特刊上發表《反革命的第六次「圍剿」的特點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134]
同月 在莫斯科紅場追悼片山潛同誌大會上講話，[135]並作七絕《悼片山潛同誌》。[136]
12月2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幹部問題。
12月28日 同即將從莫斯科回國的同誌談話。說在中共中央送來的材料上，「經常的看見『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等名詞，其實這些名詞是不能夠隨便亂用的。把這些名詞用得太濫的時候有兩種不好：第一，用得太濫了，中國黨的同誌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失了『機會主義』原來的政治上的嚴重（肅）性，第二，用得太濫了，大家都駭怕，因此壓殺了同誌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本年 在《真理報》第341號發表《廣州公社六周年》，還作七律《念念不忘（悼陳原道、何子述兩同誌）》，五律《婦女英雄（悼黃勵同誌）》各一首，發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中的唯一領袖》，在紅場追悼片山潛同誌大會上的講話。[137]
下半年至1934年春 曾想回國。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陳紹禹曾試圖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春回中國。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我當時是成員之一，接到國際指示，要為陳紹禹去江西瑞金作好安排。指示說，陳將經由歐洲到香港，要我們把他從香港轉送到瑞金。上海局接到國際指示後，兩次派人去香港進行安排，但均告失敗。第一次，派去安排的人很快被捕。第二次，地下電台台長、接收國際關於陳紹禹問題指示電的李晉永被捕，李原是中山大學學生，在莫斯科受過專門無線電訓練。自然，上述兩個情況都影響了安全。再進一步試圖把陳紹禹送去瑞金，實在風險太大，這樣，陳就又在莫斯科呆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回國到延安。」[138]
同期 散布對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等同誌不滿的言論。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對瞿秋白、周恩來、羅邁等同誌，王明一貫地向我們介紹，他們都是老機會主義，陳獨秀機會主義有他們，盲動主義有他們，冒險主義的歷史路線有他們，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有他們，現在於蘇區又搞機會主義，因此王明同誌認為這些人的前途有兩個：托洛茨基主義或布哈林的前途（此話是1933～34年講的）。
李國華還說：對吳亮平、郭化若、蕭勁光等同誌，王明同誌向我們數次地說過，他們在莫斯科學習的時候，同托派有聯繫，他們現在的工作是不適合的，國際已經去電給中共中央，叫撤銷他們的工作，特別是吳亮平，在解放報寫了一篇批評托派的文章以後，王明同誌在會議上公開地說吳那篇東西是在吾黨和機關報上公開的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國的理論與政綱的文章，他說中央的警惕性太差了，托派的言論侵入到中央的機關報上都不知道，因而國際與代表團也去了急電，要中央撤銷吳的工作。
李國華還說：王明認為毛主席在創造蘇維埃與紅軍中是有功勞的，毛主席是我們在國際上與國內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治旗幟，是我黨的領袖，但是很可惜的，是毛主席隻有一點實際的工作經驗，多年在農村中活動，而沒有能夠得到理論的學習，使經驗不能得到總結，提到理論的原則，同時缺乏國際的知識，在一切東西中能大眾化，但是在國際問題的分析上常常發生不充分甚至錯誤，因此我（指王明）的任務是回國去幫助他，當主席的秘書或助手。
1934年 30歲
1月6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工作計劃，決定給滿洲的信先「與列校[139]滿洲同誌討論修改」，然後再討論。
1月10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列校課程問題計劃」。
1月中旬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王明雖然沒有參加，仍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傳記與回憶》說：「在六屆五中全會前，博古曾給國際電：提議在新選書記處成員中，不選王明、張國燾（此二人原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三人。理由是：王、張不在中央蘇區，毛做政府工作。同時提出：選陳雲、張聞天做書記。國際復電不同意這些意見。博古又來電說：『可以不選陳雲、張聞天為正式書記，但請批準他們作候補書記，不然書記處無人工作。』至於整個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問題，博古事前未和國際領導商量。但他在五中全會上提出一個書記處名單，即正式書記為：博古、王明、周恩來、毛澤東、張國燾。候補書記為陳雲、張聞天，他說他的這個名單是和共產國際商量決定的。然後，由羅邁同誌提議選舉博古做總書記。」[140]但這種說法似不可信。其一，博古是堅決擁護和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對新的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不可能不和共產國際商量，不向共產國際請示。其二，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書記處成員中並沒有毛澤東，他隻是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不是書記處書記，書記處書記是秦邦憲（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陳紹禹（王明）、張國燾、項英。其三，既說博古曾給國際電，提議在新選書記處成員中，不選王明、張國燾（此二人原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三人，又說整個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問題，博古事前未和國際領導商量，也前後矛盾。
在這次全會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133]
11月30日 與康生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卷第11期發表《東方勞動者底重大損失》，悼日本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袖片山潛。
11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十月》特刊上發表《反革命的第六次「圍剿」的特點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134]
同月 在莫斯科紅場追悼片山潛同誌大會上講話，[135]並作七絕《悼片山潛同誌》。[136]
12月25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幹部問題。
12月28日 同即將從莫斯科回國的同誌談話。說在中共中央送來的材料上，「經常的看見『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等名詞，其實這些名詞是不能夠隨便亂用的。把這些名詞用得太濫的時候有兩種不好：第一，用得太濫了，中國黨的同誌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失了『機會主義』原來的政治上的嚴重（肅）性，第二，用得太濫了，大家都駭怕，因此壓殺了同誌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本年 在《真理報》第341號發表《廣州公社六周年》，還作七律《念念不忘（悼陳原道、何子述兩同誌）》，五律《婦女英雄（悼黃勵同誌）》各一首，發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中的唯一領袖》，在紅場追悼片山潛同誌大會上的講話。[137]
下半年至1934年春 曾想回國。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陳紹禹曾試圖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春回中國。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我當時是成員之一，接到國際指示，要為陳紹禹去江西瑞金作好安排。指示說，陳將經由歐洲到香港，要我們把他從香港轉送到瑞金。上海局接到國際指示後，兩次派人去香港進行安排，但均告失敗。第一次，派去安排的人很快被捕。第二次，地下電台台長、接收國際關於陳紹禹問題指示電的李晉永被捕，李原是中山大學學生，在莫斯科受過專門無線電訓練。自然，上述兩個情況都影響了安全。再進一步試圖把陳紹禹送去瑞金，實在風險太大，這樣，陳就又在莫斯科呆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回國到延安。」[138]
同期 散布對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等同誌不滿的言論。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對瞿秋白、周恩來、羅邁等同誌，王明一貫地向我們介紹，他們都是老機會主義，陳獨秀機會主義有他們，盲動主義有他們，冒險主義的歷史路線有他們，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有他們，現在於蘇區又搞機會主義，因此王明同誌認為這些人的前途有兩個：托洛茨基主義或布哈林的前途（此話是1933～34年講的）。
李國華還說：對吳亮平、郭化若、蕭勁光等同誌，王明同誌向我們數次地說過，他們在莫斯科學習的時候，同托派有聯繫，他們現在的工作是不適合的，國際已經去電給中共中央，叫撤銷他們的工作，特別是吳亮平，在解放報寫了一篇批評托派的文章以後，王明同誌在會議上公開地說吳那篇東西是在吾黨和機關報上公開的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國的理論與政綱的文章，他說中央的警惕性太差了，托派的言論侵入到中央的機關報上都不知道，因而國際與代表團也去了急電，要中央撤銷吳的工作。
李國華還說：王明認為毛主席在創造蘇維埃與紅軍中是有功勞的，毛主席是我們在國際上與國內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治旗幟，是我黨的領袖，但是很可惜的，是毛主席隻有一點實際的工作經驗，多年在農村中活動，而沒有能夠得到理論的學習，使經驗不能得到總結，提到理論的原則，同時缺乏國際的知識，在一切東西中能大眾化，但是在國際問題的分析上常常發生不充分甚至錯誤，因此我（指王明）的任務是回國去幫助他，當主席的秘書或助手。
1934年 30歲
1月6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工作計劃，決定給滿洲的信先「與列校[139]滿洲同誌討論修改」，然後再討論。
1月10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列校課程問題計劃」。
1月中旬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王明雖然沒有參加，仍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傳記與回憶》說：「在六屆五中全會前，博古曾給國際電：提議在新選書記處成員中，不選王明、張國燾（此二人原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三人。理由是：王、張不在中央蘇區，毛做政府工作。同時提出：選陳雲、張聞天做書記。國際復電不同意這些意見。博古又來電說：『可以不選陳雲、張聞天為正式書記，但請批準他們作候補書記，不然書記處無人工作。』至於整個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問題，博古事前未和國際領導商量。但他在五中全會上提出一個書記處名單，即正式書記為：博古、王明、周恩來、毛澤東、張國燾。候補書記為陳雲、張聞天，他說他的這個名單是和共產國際商量決定的。然後，由羅邁同誌提議選舉博古做總書記。」[140]但這種說法似不可信。其一，博古是堅決擁護和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對新的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不可能不和共產國際商量，不向共產國際請示。其二，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的書記處成員中並沒有毛澤東，他隻是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不是書記處書記，書記處書記是秦邦憲（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陳紹禹（王明）、張國燾、項英。其三，既說博古曾給國際電，提議在新選書記處成員中，不選王明、張國燾（此二人原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澤東三人，又說整個書記處、總書記和政治局名單問題，博古事前未和國際領導商量，也前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