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嚴厲批評列寧學院、東方大學中國學生支部的負責人。
在「中國蘇維埃第二周年紀念」會上，請了各國代表來參加。王明講話時，中國的同誌喊口號不多，送花的時候是先送給各國代表，後送給王明。因此，王明在代表團會議上說：「東大之某某同誌工作不夠……送旗時未鼓動（原記錄如此）」，「送德黨花而忘自己的黨」，「某某同誌之錯誤甚大」，以後「要消滅自己蔑視民族態度」，「不容許對於黨的領袖不尊重」。此次會議還討論了「清黨問題」。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有一次請各國的代表來參加一個紀念會，王明上台講話的時候，中國的同誌喊口號喊的不多，送花的時候是先送各國代表，後送王明同誌。結果王明同誌大發脾氣，第二天專門將列寧學院的吳克堅、黃波、周立及東方大學的克利莫夫等同誌（他當時為東大的中國部主任）叫到共產國際去，大罵一頓，說什麽你們不尊重你的父母，叫人家來尊重你的父母；你們不尊重自己的黨和領袖，要別人尊重你們的黨和領袖啊！學了這麽久，尊重領袖就是尊重黨都不知道，真是豈有此理！
11月20日 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州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嫡係部隊十餘萬人向十九路軍進攻。本來，紅軍應該與福建事變領導人聯合起來一起反蔣。可是，共產國際派往遠東局的軍事代表夫列得的「兩個電報把事情弄壞了」。據《傳記與回憶》說：「第一個電報，政治上他對福建事變的估計說：中國沒有第三條道路，他認為或者是蘇維埃道路，或者是國民黨道路。他說：福建政府那邊有軍閥和社會民主黨（指第三黨），不能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接電後，王明起草，經皮亞特尼茨基同誌同意並簽字回電說：「對福建政府的這種估計不正確，他們既接受我們提的三條件，應和他們建立抗日聯盟和反蔣的軍事行動。但此電去後，未見回電。接著又來了第二個電報說：為的使蔣介石便於進攻十九路軍，已將紅軍主力從贛江東岸（即江西福建一帶）調去贛江西岸（江西湖南一帶）。」「皮亞特尼茨基、王明和米夫接電後都大吃一驚！立即復電，叫他們把紅軍從贛江西岸調回贛江東岸。」但夫列得拖了些時才回電說：「紅軍東征已來不及了！」「而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竟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見！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等都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見。」「結果，很快連城失守，十九路軍瓦解了。」在共產國際小委員會開會時，王明說：「原來紅軍守住連城，連城是福建北部之樞紐地帶。蔣介石要打十九路軍，必須經此處，否則他們過不去。現在情況非常危險，因為紅軍一去，連城則守不住了。而連城一失，蔣即可南下。十九路軍見我軍西調就會瓦解，而其他各地方軍閥雖都反蔣，但見十九路軍不能成功，對我們失去信心。而我們中央蘇區就有遭受蔣介石從東北兩方麵夾攻的危險！」皮亞特尼茨基曾不止一次地誇獎過王明說：「王明是個有天才的人，他離蘇區很遠，卻知連城對我們的重要。為什麽在戰爭進行地方的中共中央不知道這一點？」曼努伊爾斯基也說：王明「不管軍事，又離得這樣遠，他知道連城的重要，為什麽他們離那麽近也不懂得呢？」[130]
由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也說：當時共產國際領導根據王明的提議給中共中央發的電報，關於福建事變的有兩次：1.糾正中央對福建事變的錯誤的政治估計，就是所謂「第三條道路不可能」，「不能和福建政府中的社會民主黨建立上層統一戰線，因而不能和福建政府建立真正的合作；2.糾正把紅軍主力從贛江東岸調去贛江西岸，使十九路軍單獨抵抗蔣介石進攻的軍事錯誤。但後來才知道，這兩個錯誤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而共產國際的電報要經過遠東局轉發，所以他們沒有發給中共中央」。
11月28日～12月12日 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於11月30日晚和次日上午作題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長篇演講。這個演講共分「中國——革命，戰爭與武裝幹涉的舞台」，「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底唯一領袖」，「中國蘇維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難與中共和兄弟黨底任務」等三章。
王明在演講中說「革命運動在中國更向前發展」，「然而把主觀力量和客觀形勢的需要及可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觀比客觀相對落後的現象，毫無疑問仍然是存在著的」。「為消滅這個落後現象而鬥爭，是中共最近的戰鬥任務」。「無論在這種或那種情形之下，我們中國共產黨認定我們底主要任務隻有一個：就是為蘇維埃革命在全中國得到決定意義的勝利而鬥爭」。「中國革命的根本敵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中國蘇維埃革命向前勝利底第二個主要困難，就是我們國家底經濟上和軍事技術上的落後。從這兩個主要的困難就產生了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的弱點」。為完成中國共產黨麵臨的新任務，要「更加開展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為理論純一性，組織統一性和團結性，為反對各種各樣離開共產國際和黨的總路線底機會主義傾向而鬥爭，特別是為反對目前主要危險底右傾傾向而鬥爭」。這個演講從帝國主義進行「瓜分中國」的「強盜戰爭」這一概念出發，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沒有突出抗日。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演講不是團結主張抗日的一切人，而隻「對各種形式的反日遊擊隊伍」建立統一戰線。在兵運工作中又提出了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他還強調地說：「首先堅決反對目前階段上底主要危險——右傾傾向。」[131]
在「中國蘇維埃第二周年紀念」會上，請了各國代表來參加。王明講話時，中國的同誌喊口號不多，送花的時候是先送給各國代表，後送給王明。因此，王明在代表團會議上說：「東大之某某同誌工作不夠……送旗時未鼓動（原記錄如此）」，「送德黨花而忘自己的黨」，「某某同誌之錯誤甚大」，以後「要消滅自己蔑視民族態度」，「不容許對於黨的領袖不尊重」。此次會議還討論了「清黨問題」。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有一次請各國的代表來參加一個紀念會，王明上台講話的時候，中國的同誌喊口號喊的不多，送花的時候是先送各國代表，後送王明同誌。結果王明同誌大發脾氣，第二天專門將列寧學院的吳克堅、黃波、周立及東方大學的克利莫夫等同誌（他當時為東大的中國部主任）叫到共產國際去，大罵一頓，說什麽你們不尊重你的父母，叫人家來尊重你的父母；你們不尊重自己的黨和領袖，要別人尊重你們的黨和領袖啊！學了這麽久，尊重領袖就是尊重黨都不知道，真是豈有此理！
11月20日 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州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嫡係部隊十餘萬人向十九路軍進攻。本來，紅軍應該與福建事變領導人聯合起來一起反蔣。可是，共產國際派往遠東局的軍事代表夫列得的「兩個電報把事情弄壞了」。據《傳記與回憶》說：「第一個電報，政治上他對福建事變的估計說：中國沒有第三條道路，他認為或者是蘇維埃道路，或者是國民黨道路。他說：福建政府那邊有軍閥和社會民主黨（指第三黨），不能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接電後，王明起草，經皮亞特尼茨基同誌同意並簽字回電說：「對福建政府的這種估計不正確，他們既接受我們提的三條件，應和他們建立抗日聯盟和反蔣的軍事行動。但此電去後，未見回電。接著又來了第二個電報說：為的使蔣介石便於進攻十九路軍，已將紅軍主力從贛江東岸（即江西福建一帶）調去贛江西岸（江西湖南一帶）。」「皮亞特尼茨基、王明和米夫接電後都大吃一驚！立即復電，叫他們把紅軍從贛江西岸調回贛江東岸。」但夫列得拖了些時才回電說：「紅軍東征已來不及了！」「而當時中共中央的領導竟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見！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等都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見。」「結果，很快連城失守，十九路軍瓦解了。」在共產國際小委員會開會時，王明說：「原來紅軍守住連城，連城是福建北部之樞紐地帶。蔣介石要打十九路軍，必須經此處，否則他們過不去。現在情況非常危險，因為紅軍一去，連城則守不住了。而連城一失，蔣即可南下。十九路軍見我軍西調就會瓦解，而其他各地方軍閥雖都反蔣，但見十九路軍不能成功，對我們失去信心。而我們中央蘇區就有遭受蔣介石從東北兩方麵夾攻的危險！」皮亞特尼茨基曾不止一次地誇獎過王明說：「王明是個有天才的人，他離蘇區很遠，卻知連城對我們的重要。為什麽在戰爭進行地方的中共中央不知道這一點？」曼努伊爾斯基也說：王明「不管軍事，又離得這樣遠，他知道連城的重要，為什麽他們離那麽近也不懂得呢？」[130]
由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也說：當時共產國際領導根據王明的提議給中共中央發的電報，關於福建事變的有兩次：1.糾正中央對福建事變的錯誤的政治估計，就是所謂「第三條道路不可能」，「不能和福建政府中的社會民主黨建立上層統一戰線，因而不能和福建政府建立真正的合作；2.糾正把紅軍主力從贛江東岸調去贛江西岸，使十九路軍單獨抵抗蔣介石進攻的軍事錯誤。但後來才知道，這兩個錯誤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而共產國際的電報要經過遠東局轉發，所以他們沒有發給中共中央」。
11月28日～12月12日 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於11月30日晚和次日上午作題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長篇演講。這個演講共分「中國——革命，戰爭與武裝幹涉的舞台」，「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底唯一領袖」，「中國蘇維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難與中共和兄弟黨底任務」等三章。
王明在演講中說「革命運動在中國更向前發展」，「然而把主觀力量和客觀形勢的需要及可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觀比客觀相對落後的現象，毫無疑問仍然是存在著的」。「為消滅這個落後現象而鬥爭，是中共最近的戰鬥任務」。「無論在這種或那種情形之下，我們中國共產黨認定我們底主要任務隻有一個：就是為蘇維埃革命在全中國得到決定意義的勝利而鬥爭」。「中國革命的根本敵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中國蘇維埃革命向前勝利底第二個主要困難，就是我們國家底經濟上和軍事技術上的落後。從這兩個主要的困難就產生了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的弱點」。為完成中國共產黨麵臨的新任務，要「更加開展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為理論純一性，組織統一性和團結性，為反對各種各樣離開共產國際和黨的總路線底機會主義傾向而鬥爭，特別是為反對目前主要危險底右傾傾向而鬥爭」。這個演講從帝國主義進行「瓜分中國」的「強盜戰爭」這一概念出發，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沒有突出抗日。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演講不是團結主張抗日的一切人，而隻「對各種形式的反日遊擊隊伍」建立統一戰線。在兵運工作中又提出了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他還強調地說：「首先堅決反對目前階段上底主要危險——右傾傾向。」[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