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華還說：「王明同誌對於黨內生活完全是家長製的統治」，並列舉了幾個事實：（1）普世奇任教務主任時，時常不到校辦公，許多問題不解決，到學校也隻看一、二班的同誌，對三、四班根本不過問（三、四班是中央蘇區去的幹部多）。我曾代表第三班向王明同誌建議過，希望王明同誌能和普世奇談談改善他的領導方法，王明同誌當時就這樣答覆：你們來到蘇聯就學壞了，這裏比你們在紅軍學校還壞？你們還提意見。回去告訴他們，不準隨便提意見。他是個紅色教授，還當不了你們的教務主任？！沒有絲毫的解釋，隻是嚴厲地批評了一頓。（2）克利莫夫任我們三班黨史和列寧主義的教員，每次上課都要遲到10～15分鍾，早退十幾分鍾，上課不準備，一句俄國話，一句中國話，學生沒有辦法記筆記，因此我們提議換教員。這消息被王明同誌聽到，馬上要我和陳貴去（我當時為班的小組長，陳貴為班長），把我們責備一頓，認為我們學壞了，這也批評，那也不滿意，自高自大，紅色的教授還當不了你們的教員？
8月 將何一民送到烏拉爾伽裏第一礦勞動。
何一民回憶說：「陸續地，王明把和他觀點不一致，他又拉不過去的同誌弄到工廠去了。1932年6月，林鐵和楊秀峰被送到烏拉爾伽裏第一礦當礦工。8月，我也被送到同一工廠。」「兩年後，楊秀峰、林鐵同誌走了，我再給王明寫信，他就不答覆我了。一次，我寄了二百盧布，讓王明轉交我國內家中的父母，他給我退回來，說以後再說吧！但我從此再沒聽到回音。回國後，我才知道，母親在那幾年無依無靠，沿街討飯，最後餓死了。我跑去找王明，他不見我。白天去，他說沒時間；晚上七八點鍾去，他又說睡覺了。回想起我臨下工廠和王明交換意見時，他假惺惺地說：『你年輕，來這兒不容易，到工廠深造一下，以後要常給我來信啊！』他還奉承了我半天，並親自寫好一大摞寫明自己通過［訊］地址的信封，讓我帶走。現在，這些信封還沒用幾個，他就不來信了，我們的關係就這樣斷了。看來，歷史上的兩麵派都是一個味兒，當麵說好聽的，背後總要搗鬼。」[58]
夏 曾想回國。
《傳記與回憶》說：紹禹「曾於32年夏、33年夏、34年夏，三次準備回國（有兩次準備經西歐回去，護照行裝都準備好了）都因負責建立交通聯絡的人被捕而未成行。以後又因紅軍長征未能回去。」
8月27日～9月15日 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並在會上作了兩次長篇發言。他第一次發言是9月2日，第二次發言是9月12日。這次全會上，他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會後被選為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59]
9月2日晨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發言。發言共分「我們戰勝了自己蘇區內部的敵人」，「工農運動日益高漲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反帝高潮和關於民族革命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問題」三個部分。他說：「中國的發展開始傾向於中國蘇區和白區的革命運動融為一體。正如提綱中所正確指出的，國內存在著革命的形勢，而在大部分國土上是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因此，我們的總綱領正確地規定了我們當前的以下一些基本任務」：1.在進行民族革命鬥爭、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爭取中國獨立和統一的口號下動員群眾；2.發展和統一蘇區、鞏固紅軍；3.為推翻國民黨政權而鬥爭；4.堅決採取使赤色工會變為群眾性組織和爭取那些加入國民黨工會的工人的方針；5.開展遊擊運動，在滿洲提出建立農民委員會、抗稅和抵製政府命令、沒收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的財產和建立選舉產生的人民政權等口號；6.廣泛宣傳蘇區的成就和中、蘇工農結成兄弟聯盟的口號。並說：「中國共產黨的所有這些任務的完成不僅意味著民族革命任務，而且意味著其國際主義任務的完成，不僅意味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結束，而且意味著它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時期的勝利開端。」「為了實現這些任務而鬥爭是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都應該給中共以應有的幫助。」[60]
9月3日晚 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會議的執行主席。
9月12日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上發言。該發言共分「從滿洲事變到上海抗戰」，「上海抗戰」，「關於滿洲的抗日遊擊戰爭」，「關於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反戰工作的落後現象」等四個部分，主要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些兄弟黨的反戰工作做了分析。關於上海抗戰，他否定蔣光鼐和蔡廷鍇將軍抗戰的積極性，說：「蔣光鼐和蔡廷鍇將軍或者軍閥投機分子張發奎和黃琪翔是上海抗戰的組織者嗎？不是。他們不是出於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士兵和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參戰的，而且一直在尋找暫時停戰或投降的機會。」「上海抗戰主要是在全中國廣大群眾反帝高潮的背景下進行的，並且是中國人民多年來的民族解放鬥爭政策的必然繼續。它的特點主要是自發性。上海抗戰的真正組織者是積極參加了這次戰爭的上海工人。」關於滿洲的抗日遊擊戰爭，他說：「當前，我們在滿洲的主要策略方針是靈活和正確地採取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目的在於奪取、鞏固與擴大對於統一戰線的無產階級領導和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滿洲的軍閥、官僚和保皇黨，以便在鬥爭過程中為進一步發展滿洲的蘇維埃革命運動打下基礎和動員滿洲的勞動群眾參加蘇維埃革命。」[61]
8月 將何一民送到烏拉爾伽裏第一礦勞動。
何一民回憶說：「陸續地，王明把和他觀點不一致，他又拉不過去的同誌弄到工廠去了。1932年6月，林鐵和楊秀峰被送到烏拉爾伽裏第一礦當礦工。8月，我也被送到同一工廠。」「兩年後，楊秀峰、林鐵同誌走了，我再給王明寫信，他就不答覆我了。一次，我寄了二百盧布，讓王明轉交我國內家中的父母，他給我退回來，說以後再說吧！但我從此再沒聽到回音。回國後，我才知道，母親在那幾年無依無靠，沿街討飯，最後餓死了。我跑去找王明，他不見我。白天去，他說沒時間；晚上七八點鍾去，他又說睡覺了。回想起我臨下工廠和王明交換意見時，他假惺惺地說：『你年輕，來這兒不容易，到工廠深造一下，以後要常給我來信啊！』他還奉承了我半天，並親自寫好一大摞寫明自己通過［訊］地址的信封，讓我帶走。現在，這些信封還沒用幾個，他就不來信了，我們的關係就這樣斷了。看來，歷史上的兩麵派都是一個味兒，當麵說好聽的，背後總要搗鬼。」[58]
夏 曾想回國。
《傳記與回憶》說：紹禹「曾於32年夏、33年夏、34年夏，三次準備回國（有兩次準備經西歐回去，護照行裝都準備好了）都因負責建立交通聯絡的人被捕而未成行。以後又因紅軍長征未能回去。」
8月27日～9月15日 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並在會上作了兩次長篇發言。他第一次發言是9月2日，第二次發言是9月12日。這次全會上，他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會後被選為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59]
9月2日晨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發言。發言共分「我們戰勝了自己蘇區內部的敵人」，「工農運動日益高漲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反帝高潮和關於民族革命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問題」三個部分。他說：「中國的發展開始傾向於中國蘇區和白區的革命運動融為一體。正如提綱中所正確指出的，國內存在著革命的形勢，而在大部分國土上是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因此，我們的總綱領正確地規定了我們當前的以下一些基本任務」：1.在進行民族革命鬥爭、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爭取中國獨立和統一的口號下動員群眾；2.發展和統一蘇區、鞏固紅軍；3.為推翻國民黨政權而鬥爭；4.堅決採取使赤色工會變為群眾性組織和爭取那些加入國民黨工會的工人的方針；5.開展遊擊運動，在滿洲提出建立農民委員會、抗稅和抵製政府命令、沒收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的財產和建立選舉產生的人民政權等口號；6.廣泛宣傳蘇區的成就和中、蘇工農結成兄弟聯盟的口號。並說：「中國共產黨的所有這些任務的完成不僅意味著民族革命任務，而且意味著其國際主義任務的完成，不僅意味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結束，而且意味著它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時期的勝利開端。」「為了實現這些任務而鬥爭是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都應該給中共以應有的幫助。」[60]
9月3日晚 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會議的執行主席。
9月12日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第二十六次會議上發言。該發言共分「從滿洲事變到上海抗戰」，「上海抗戰」，「關於滿洲的抗日遊擊戰爭」，「關於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反戰工作的落後現象」等四個部分，主要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些兄弟黨的反戰工作做了分析。關於上海抗戰，他否定蔣光鼐和蔡廷鍇將軍抗戰的積極性，說：「蔣光鼐和蔡廷鍇將軍或者軍閥投機分子張發奎和黃琪翔是上海抗戰的組織者嗎？不是。他們不是出於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士兵和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參戰的，而且一直在尋找暫時停戰或投降的機會。」「上海抗戰主要是在全中國廣大群眾反帝高潮的背景下進行的，並且是中國人民多年來的民族解放鬥爭政策的必然繼續。它的特點主要是自發性。上海抗戰的真正組織者是積極參加了這次戰爭的上海工人。」關於滿洲的抗日遊擊戰爭，他說：「當前，我們在滿洲的主要策略方針是靈活和正確地採取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目的在於奪取、鞏固與擴大對於統一戰線的無產階級領導和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滿洲的軍閥、官僚和保皇黨，以便在鬥爭過程中為進一步發展滿洲的蘇維埃革命運動打下基礎和動員滿洲的勞動群眾參加蘇維埃革命。」[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