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及以後 在打擊周達文、陳鬱等同誌的同時，還反覆批判、打擊李立三。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同誌不僅對瞿秋白同誌很好，而且對李立三同誌也很好，例如：幫助他鑽研馬列主義，改正錯誤；吸收他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遇事和他商量；經常地談笑自如；從未對他記仇或歧視過。」
但唐純良在《李立三傳》中說：李立三是1930年底達到莫斯科的，向共產國際作了檢查。王明到了莫斯科以後，「李立三雖然被吸收作了代表團成員，併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但是，打擊李立三是王明執行自己的錯誤路線和嚇唬不同意見同誌的手段。自從王明到達莫斯科就在東方大學、中共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東方部等處，沒完沒了的召開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線』的會議。即使別的內容的會議也往往在開會前加上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內容作為前導。通常的做法是先由主持會議的人（多數是王明親自主持）講一通開會的意義，然後就聯繫到『立三路線』的錯誤和王明路線的正確。於是李立三就被叫起來，站在那裏作一通自我檢查和批判。如果這次會是專門批判李立三的會，就要由很多人接著發言批判，說李立三檢查不深刻，態度不老實，必須有深刻反省，徹底改變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必須真誠擁護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路線等等；如果不是專門批判李立三的會議，那就要直接聯繫到會議的目的，要會議參加者按照反『老實聯繫』的戰鬥精神，把當前的鬥爭搞好。當時在莫斯科的同誌回憶說：這樣的會，重重複復，沒完沒了，一直搞了三、四年。李立三曾經回憶說：『我在王明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象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弔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44]
春 有人反映王明用掛毛澤東、朱德照片的事情抬高自己。
盧競如1943年10月25日寫的《有關王明一些事情的反省》說：1932年春，王明說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相片之所以五一節能在莫斯科掛出，是他向共產國際爭來的，並要我們在列寧學校每次開紀念大會選舉名譽主席團時提出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名單來（以前是沒有的）。的確，以後名譽主席團就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名單了。他說這樣做的理由是：中國有紅軍，應在國際上做宣傳，至於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中國黨、中國革命上的重要作用是沒有提出的。我們要把毛主席、朱總司令在國際上堅決提出，並不說明他從政治上來尊重毛主席、朱總司令，隻是說明他拿毛主席、朱總司令來作為他在國際中取得更高地位的資本。他本人呢？卻是居於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領導地位之上的。下麵幾件事就足以說明這點：
（一）他曾幾次談到四中全會的正確與四中全會後的中央的正確領導的有力論證是：「朱毛還是原來的朱毛，領導正確就能決定他們打仗的勝敗。四中全會前朱毛打敗仗，四中全會後朱毛打勝仗。」
（二）對於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查田運動冊子兩文件，記得有一次他說內中有不對的，似乎經他修改過了。
（三）在列寧學校的學生中，從沒有提到過毛主席、朱總司令在黨內的作用。
（四）中國有些負責同誌到蘇聯去了，在學生中組織報告是極少的，隻是晚飯後應同學的要求，陳雲同誌才和我們講過一些關於蘇區的故事（有關財政經濟勞工政策等）。
5月19日 致米夫信。[45]
同日 致薩發洛夫和米夫信。[46]
5月 「提議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名義」「對日宣戰」。[47]
同月 寫七絕《抗日何計》一首，詩曰：
東北淪亡淞滬戰，中華命運發千鈞。
苦思抗日應何計？團結全民內戰停。[48]
6月7日 作關於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概要的報告。[49]
6月17日 談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組織情況。[50]
6月23日 致皮亞尼茨基信。[51]
6月 將林鐵、楊秀峰送到烏拉爾伽裏第一礦當礦工。[52]
何一民回憶說：「當時，林鐵同誌、楊秀峰同誌都不同意王明的作法，並且公開頂了他。他就把楊秀峰、林鐵同誌下放到烏拉爾山區工廠勞動……王明當時就用這種辦法來懲罰那些不跟著他跑的共產黨員。」[53]
7月14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致王明電，說「三個月來我們一直沒有收到錢。財政狀況極其困難。希望你們盡快匯錢來」。[54]
7月24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致王明電，電文中說：「四個月來我們一直沒有收到錢。我們正處於十分窘迫的財政狀況。在目前對蘇維埃進行第四次『圍剿』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蘇區的交通聯繫中斷了，蘇區本身需要經費，因此我們不可能得到蘇區的財政援助。希望盡快寄錢來。」[55]
8月20日左右 幾次找中央蘇區去列寧學院學習的兩位同誌談話，要求他們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陳鬱」，打倒「托派」俞秀鬆、周達文等人。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1932年8月到莫斯科後，20號前後，王明同誌叫我和陳貴前去談話，問了我們中央蘇區的一般情形，以後他告訴我們，你們學校有一個大的鬥爭，還未結束，這就是反托派的鬥爭。托派的人有周達文、於秋鬆[56]、蔣經國、李國煊等，都為托派。他們過去都是中山大學的學生，都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以外的人，他們都反對中央，反對四中全會，反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懷疑中國有蘇維埃和紅軍，也懷疑你們是紅軍裏的人，學校的領導人那個老太婆（即克利山洛夫雅）是包庇托派，同托派勾結在一塊的，所有的教員都是托派分子，如果不把他們趕出去，你們就沒有辦法讀書。因此你們的任務是回去團結蘇區來的同誌，團結在中央和國際的周圍，擁護中央，擁護代表團，反對這些托派分子。同時告訴我們領導這個鬥爭的是吳克堅同誌，你們以後有些什麽具體的問題，去和吳克堅商量。不久吳克堅也找我們去談話，也是上麵的這些話，另外加上李立三、羅章龍右派（指陳鬱）。沒有多久王明同誌又找我們兩個去談話，告訴我們有個缺點，就是幼稚，沒有學習理論，不曉得鬥爭的策略，聽說我們要把李立三、右派和托派一樣的鬥，他說這樣鬥不好，李立三、右派應該鬥，但現在不應該鬥他們，主要的要鬥周達文等。現在應該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達到打倒托派的目的。我們當然按照這樣做啦，鬥爭的結果是校長撤職了，原來在學校的所有的工作人員差不多都走啦，我現在所記得的有周達文、於秋鬆、董xx[57]、蔣經國、捷可夫、教務處書記蘇拉可夫（他是上海工人），陳鬱的支書也撤換了，換了吳克堅同誌，教務處主任換上普世奇，校長換上外國人。這些人走了後王明同誌來學校一次講話，說明了這一次的鬥爭，我和同誌都是積極的，擁護黨和中央，很好，但是有個別同誌，表現得非常不積極，並和托派勾勾搭搭，如右派的頭子陳鬱、阿合斯基（中國人）、黃海等，這些人應該很好的表明態度。在鬥爭中，有很多事實都是捏造的。比如說於秋鬆等和列寧學院院長勾勾搭搭，並同她睡覺，實際上根本沒有這回事。說周達文從遠東回來後住在老太太家，也沒有這回事，因周達文從離開學校就沒有回來過。說陳鬱同誌同右派有聯繫，證據就是他同羅章龍通信，實際上我記得隻是陳鬱同誌和國內的一個朋友寫了封信。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同誌不僅對瞿秋白同誌很好，而且對李立三同誌也很好，例如：幫助他鑽研馬列主義，改正錯誤；吸收他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遇事和他商量；經常地談笑自如；從未對他記仇或歧視過。」
但唐純良在《李立三傳》中說：李立三是1930年底達到莫斯科的，向共產國際作了檢查。王明到了莫斯科以後，「李立三雖然被吸收作了代表團成員，併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但是，打擊李立三是王明執行自己的錯誤路線和嚇唬不同意見同誌的手段。自從王明到達莫斯科就在東方大學、中共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東方部等處，沒完沒了的召開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線』的會議。即使別的內容的會議也往往在開會前加上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內容作為前導。通常的做法是先由主持會議的人（多數是王明親自主持）講一通開會的意義，然後就聯繫到『立三路線』的錯誤和王明路線的正確。於是李立三就被叫起來，站在那裏作一通自我檢查和批判。如果這次會是專門批判李立三的會，就要由很多人接著發言批判，說李立三檢查不深刻，態度不老實，必須有深刻反省，徹底改變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必須真誠擁護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路線等等；如果不是專門批判李立三的會議，那就要直接聯繫到會議的目的，要會議參加者按照反『老實聯繫』的戰鬥精神，把當前的鬥爭搞好。當時在莫斯科的同誌回憶說：這樣的會，重重複復，沒完沒了，一直搞了三、四年。李立三曾經回憶說：『我在王明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象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弔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44]
春 有人反映王明用掛毛澤東、朱德照片的事情抬高自己。
盧競如1943年10月25日寫的《有關王明一些事情的反省》說：1932年春，王明說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相片之所以五一節能在莫斯科掛出，是他向共產國際爭來的，並要我們在列寧學校每次開紀念大會選舉名譽主席團時提出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名單來（以前是沒有的）。的確，以後名譽主席團就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名單了。他說這樣做的理由是：中國有紅軍，應在國際上做宣傳，至於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中國黨、中國革命上的重要作用是沒有提出的。我們要把毛主席、朱總司令在國際上堅決提出，並不說明他從政治上來尊重毛主席、朱總司令，隻是說明他拿毛主席、朱總司令來作為他在國際中取得更高地位的資本。他本人呢？卻是居於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領導地位之上的。下麵幾件事就足以說明這點：
（一）他曾幾次談到四中全會的正確與四中全會後的中央的正確領導的有力論證是：「朱毛還是原來的朱毛，領導正確就能決定他們打仗的勝敗。四中全會前朱毛打敗仗，四中全會後朱毛打勝仗。」
（二）對於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查田運動冊子兩文件，記得有一次他說內中有不對的，似乎經他修改過了。
（三）在列寧學校的學生中，從沒有提到過毛主席、朱總司令在黨內的作用。
（四）中國有些負責同誌到蘇聯去了，在學生中組織報告是極少的，隻是晚飯後應同學的要求，陳雲同誌才和我們講過一些關於蘇區的故事（有關財政經濟勞工政策等）。
5月19日 致米夫信。[45]
同日 致薩發洛夫和米夫信。[46]
5月 「提議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名義」「對日宣戰」。[47]
同月 寫七絕《抗日何計》一首，詩曰：
東北淪亡淞滬戰，中華命運發千鈞。
苦思抗日應何計？團結全民內戰停。[48]
6月7日 作關於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概要的報告。[49]
6月17日 談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組織情況。[50]
6月23日 致皮亞尼茨基信。[51]
6月 將林鐵、楊秀峰送到烏拉爾伽裏第一礦當礦工。[52]
何一民回憶說：「當時，林鐵同誌、楊秀峰同誌都不同意王明的作法，並且公開頂了他。他就把楊秀峰、林鐵同誌下放到烏拉爾山區工廠勞動……王明當時就用這種辦法來懲罰那些不跟著他跑的共產黨員。」[53]
7月14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致王明電，說「三個月來我們一直沒有收到錢。財政狀況極其困難。希望你們盡快匯錢來」。[54]
7月24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致王明電，電文中說：「四個月來我們一直沒有收到錢。我們正處於十分窘迫的財政狀況。在目前對蘇維埃進行第四次『圍剿』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蘇區的交通聯繫中斷了，蘇區本身需要經費，因此我們不可能得到蘇區的財政援助。希望盡快寄錢來。」[55]
8月20日左右 幾次找中央蘇區去列寧學院學習的兩位同誌談話，要求他們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陳鬱」，打倒「托派」俞秀鬆、周達文等人。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1932年8月到莫斯科後，20號前後，王明同誌叫我和陳貴前去談話，問了我們中央蘇區的一般情形，以後他告訴我們，你們學校有一個大的鬥爭，還未結束，這就是反托派的鬥爭。托派的人有周達文、於秋鬆[56]、蔣經國、李國煊等，都為托派。他們過去都是中山大學的學生，都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以外的人，他們都反對中央，反對四中全會，反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懷疑中國有蘇維埃和紅軍，也懷疑你們是紅軍裏的人，學校的領導人那個老太婆（即克利山洛夫雅）是包庇托派，同托派勾結在一塊的，所有的教員都是托派分子，如果不把他們趕出去，你們就沒有辦法讀書。因此你們的任務是回去團結蘇區來的同誌，團結在中央和國際的周圍，擁護中央，擁護代表團，反對這些托派分子。同時告訴我們領導這個鬥爭的是吳克堅同誌，你們以後有些什麽具體的問題，去和吳克堅商量。不久吳克堅也找我們去談話，也是上麵的這些話，另外加上李立三、羅章龍右派（指陳鬱）。沒有多久王明同誌又找我們兩個去談話，告訴我們有個缺點，就是幼稚，沒有學習理論，不曉得鬥爭的策略，聽說我們要把李立三、右派和托派一樣的鬥，他說這樣鬥不好，李立三、右派應該鬥，但現在不應該鬥他們，主要的要鬥周達文等。現在應該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達到打倒托派的目的。我們當然按照這樣做啦，鬥爭的結果是校長撤職了，原來在學校的所有的工作人員差不多都走啦，我現在所記得的有周達文、於秋鬆、董xx[57]、蔣經國、捷可夫、教務處書記蘇拉可夫（他是上海工人），陳鬱的支書也撤換了，換了吳克堅同誌，教務處主任換上普世奇，校長換上外國人。這些人走了後王明同誌來學校一次講話，說明了這一次的鬥爭，我和同誌都是積極的，擁護黨和中央，很好，但是有個別同誌，表現得非常不積極，並和托派勾勾搭搭，如右派的頭子陳鬱、阿合斯基（中國人）、黃海等，這些人應該很好的表明態度。在鬥爭中，有很多事實都是捏造的。比如說於秋鬆等和列寧學院院長勾勾搭搭，並同她睡覺，實際上根本沒有這回事。說周達文從遠東回來後住在老太太家，也沒有這回事，因周達文從離開學校就沒有回來過。說陳鬱同誌同右派有聯繫，證據就是他同羅章龍通信，實際上我記得隻是陳鬱同誌和國內的一個朋友寫了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