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俄文版1933年第11期刊登了《中國革命的蘇維埃階段——王明同誌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上的報告節錄》。
9月15日後 繼續批判陳鬱。
陳鬱回憶說：
國際十二次擴大會時，因我旁聽了兩、三次，他們一定要我在會議上傳達。我根據大會決議「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提出這樣意見：中國今天處在民族戰爭環境中，我們任務不僅要爭取工人階級，而且要爭取工農小資產階級大多數，這是符合中國革命迫切需要的……他們馬上全體動員開大會鬥爭我，說我公開反抗國際決議，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撤銷支書工作，強迫我承認錯誤。
有一次我和李立三談到：關於武裝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問題。李立三說這個行動口號適合中國各個角落。我表示意見：在全國範圍是行動口號，各個地區不相同，有些地區仍是宣傳口號。我開他玩笑說：「你的看法是立三路線殘餘。」以後王明等人打擊我說：「陳鬱反對『武裝人民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行動口號』，又說這是一貫右派理論。」
有一次王明在中國學生部報告：《中國黨的工作問題》，我在討論時說：「目前中國黨在白區工作的主要危險不是右傾，而是要集中力量反對『左傾危險』。」他們說：陳鬱這種提問題的方法，不僅右傾，而且遮蓋國內右派的反黨行為。
討論職工運動，我又與他們意見不同，由中國回去的國際代表在會議上報告職工工作。王明罵他右傾。我同意國際代表的說法，結果又被他們大罵：「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所謂和國內右派通訊問題，當時學校每月發給五元美金優待有家屬和小孩的學生。我經過柏林轉給家裏，後收到回信。在莫斯科收到國內來信是很歡喜的，給同學們傳看。這封信的內容是家庭事情。過去有位同誌，我離開上海時，他病倒了。他在信上寫幾句問候我的話。幾天後，王明要這封信，我答應送去，回宿舍到處找不到。我告訴他有誰看過，可以證明信的內容。王明說我和國內右派通訊，瞞騙黨等嚴重錯誤。據吳克堅同誌說，這封信是他們偷給王明了。
再一事實證明他們無惡不作。他們威脅一個青年同學，叫他反對我。但這個同學沒有執行，以後便受壓迫，結果得了神經病（這個人後來生死不明）。他們還利用這個病人反對我。後來他們承認是他們幹的。[62]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1932年10月革命紀念節以後，又來了一個反陳鬱同誌右派的鬥爭，王明同誌的指示：（1）說陳鬱同誌同國內的右派有著聯繫，並在莫斯科組織右派分子；（2）陳鬱同誌同托派有聯繫，表現在反托派鬥爭中，陳鬱表現不積極，態度不明顯，並與他們勾勾搭搭；（3）陳鬱同誌反對新的中央和東方部的領導，企圖重新爬到中央政治局的位置上去；（4）陳鬱同誌沒有清算他在國內的右派錯誤，還繼續地進行兩麵派的活動。因此，他讓我們展開鬥爭，鬥爭方法應該鼓勵羅邁同誌，說明他承認錯誤是比較徹底的，是比較快的，爭取阿合斯基，還要利用李立三，同學校當局的關係搞得好一些，有什麽問題可以請示校長。結果，鬥爭開始了。首先由羅邁同誌作報告，傳達史達林同誌關於布爾什維克歷史上的幾個問題，報告以後就討論。在討論中，首先請陳鬱同誌表示態度。陳鬱同誌在發言中聯繫到中國黨內的幾個問題，認為黨內目前主要是「左」傾的危險，當時在會議上就鬥陳鬱同誌，認為他販私貨，掩護右派，在黨內活動，轉移我們黨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樣一來，差不多在每次的會議、每次的文章中，陳鬱同誌都是不對，都是要受到批評的，一直到33年底34年初（大概），清黨委員會給陳鬱同誌最後的嚴重警告，並送到工廠做工。
周焱等著《陳鬱傳》說：陳鬱列席共產國際第十二次擴大會議後，在向中國部支部傳達會議精神時，談了自己的心得體會。王明的追隨者把陳鬱的談話掐頭去尾，加以歪曲，成了「對抗國際決議的言論」。王明很高興，認為抓住了陳鬱的反對國際的把柄，找到了攻擊陳鬱的炮彈。他在批判陳鬱的動員會上說：陳鬱的關於國際決議的言論，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觀點的露骨表現，是反黨、反國際的明證，他除了必須向黨交代上述反動言論外，還必須向黨交代：一、同李立三談話中提出的反對黨武裝人民抗日的主張；二、誣衊攻擊我的關於白區工作主要危險的論斷；三、同國內右派通訊，並拒絕向黨交出右派來信。陳鬱還未作「交代」，王明一夥即對他接連開了兩天批判大會。王明的一個追隨者聲嘶力竭地叫嚷，說陳鬱關於白區工作主要危險的觀點是「左」傾的謬論，是直接針對王明的列寧主義的論斷的，是不甘心自己在六屆四中全會的可恥失敗而進行的瘋狂反撲。另一個身為支部委員的王明追隨者揭發說，國內右派不斷給陳鬱寫信，要陳鬱在國際替他們申冤叫屈，妄圖推翻「偉大」的「四中全會」決議……在兩天多的批判會上，陳鬱幾次站起來要求答辯，都被王明製止了。第三天，陳鬱有條不紊地批駁了王明一夥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63]
9月20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卷第12期發表《國民黨組織中國反革命的新策略》[64]，《共產國際》中文版第12期。[65]
9月15日後 繼續批判陳鬱。
陳鬱回憶說：
國際十二次擴大會時，因我旁聽了兩、三次，他們一定要我在會議上傳達。我根據大會決議「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提出這樣意見：中國今天處在民族戰爭環境中，我們任務不僅要爭取工人階級，而且要爭取工農小資產階級大多數，這是符合中國革命迫切需要的……他們馬上全體動員開大會鬥爭我，說我公開反抗國際決議，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撤銷支書工作，強迫我承認錯誤。
有一次我和李立三談到：關於武裝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問題。李立三說這個行動口號適合中國各個角落。我表示意見：在全國範圍是行動口號，各個地區不相同，有些地區仍是宣傳口號。我開他玩笑說：「你的看法是立三路線殘餘。」以後王明等人打擊我說：「陳鬱反對『武裝人民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行動口號』，又說這是一貫右派理論。」
有一次王明在中國學生部報告：《中國黨的工作問題》，我在討論時說：「目前中國黨在白區工作的主要危險不是右傾，而是要集中力量反對『左傾危險』。」他們說：陳鬱這種提問題的方法，不僅右傾，而且遮蓋國內右派的反黨行為。
討論職工運動，我又與他們意見不同，由中國回去的國際代表在會議上報告職工工作。王明罵他右傾。我同意國際代表的說法，結果又被他們大罵：「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所謂和國內右派通訊問題，當時學校每月發給五元美金優待有家屬和小孩的學生。我經過柏林轉給家裏，後收到回信。在莫斯科收到國內來信是很歡喜的，給同學們傳看。這封信的內容是家庭事情。過去有位同誌，我離開上海時，他病倒了。他在信上寫幾句問候我的話。幾天後，王明要這封信，我答應送去，回宿舍到處找不到。我告訴他有誰看過，可以證明信的內容。王明說我和國內右派通訊，瞞騙黨等嚴重錯誤。據吳克堅同誌說，這封信是他們偷給王明了。
再一事實證明他們無惡不作。他們威脅一個青年同學，叫他反對我。但這個同學沒有執行，以後便受壓迫，結果得了神經病（這個人後來生死不明）。他們還利用這個病人反對我。後來他們承認是他們幹的。[62]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1932年10月革命紀念節以後，又來了一個反陳鬱同誌右派的鬥爭，王明同誌的指示：（1）說陳鬱同誌同國內的右派有著聯繫，並在莫斯科組織右派分子；（2）陳鬱同誌同托派有聯繫，表現在反托派鬥爭中，陳鬱表現不積極，態度不明顯，並與他們勾勾搭搭；（3）陳鬱同誌反對新的中央和東方部的領導，企圖重新爬到中央政治局的位置上去；（4）陳鬱同誌沒有清算他在國內的右派錯誤，還繼續地進行兩麵派的活動。因此，他讓我們展開鬥爭，鬥爭方法應該鼓勵羅邁同誌，說明他承認錯誤是比較徹底的，是比較快的，爭取阿合斯基，還要利用李立三，同學校當局的關係搞得好一些，有什麽問題可以請示校長。結果，鬥爭開始了。首先由羅邁同誌作報告，傳達史達林同誌關於布爾什維克歷史上的幾個問題，報告以後就討論。在討論中，首先請陳鬱同誌表示態度。陳鬱同誌在發言中聯繫到中國黨內的幾個問題，認為黨內目前主要是「左」傾的危險，當時在會議上就鬥陳鬱同誌，認為他販私貨，掩護右派，在黨內活動，轉移我們黨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樣一來，差不多在每次的會議、每次的文章中，陳鬱同誌都是不對，都是要受到批評的，一直到33年底34年初（大概），清黨委員會給陳鬱同誌最後的嚴重警告，並送到工廠做工。
周焱等著《陳鬱傳》說：陳鬱列席共產國際第十二次擴大會議後，在向中國部支部傳達會議精神時，談了自己的心得體會。王明的追隨者把陳鬱的談話掐頭去尾，加以歪曲，成了「對抗國際決議的言論」。王明很高興，認為抓住了陳鬱的反對國際的把柄，找到了攻擊陳鬱的炮彈。他在批判陳鬱的動員會上說：陳鬱的關於國際決議的言論，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觀點的露骨表現，是反黨、反國際的明證，他除了必須向黨交代上述反動言論外，還必須向黨交代：一、同李立三談話中提出的反對黨武裝人民抗日的主張；二、誣衊攻擊我的關於白區工作主要危險的論斷；三、同國內右派通訊，並拒絕向黨交出右派來信。陳鬱還未作「交代」，王明一夥即對他接連開了兩天批判大會。王明的一個追隨者聲嘶力竭地叫嚷，說陳鬱關於白區工作主要危險的觀點是「左」傾的謬論，是直接針對王明的列寧主義的論斷的，是不甘心自己在六屆四中全會的可恥失敗而進行的瘋狂反撲。另一個身為支部委員的王明追隨者揭發說，國內右派不斷給陳鬱寫信，要陳鬱在國際替他們申冤叫屈，妄圖推翻「偉大」的「四中全會」決議……在兩天多的批判會上，陳鬱幾次站起來要求答辯，都被王明製止了。第三天，陳鬱有條不紊地批駁了王明一夥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63]
9月20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卷第12期發表《國民黨組織中國反革命的新策略》[64]，《共產國際》中文版第12期。[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