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民族組工作，發生兩種分歧意見：王明及其宗派認為，民族組工作是政治路線錯誤。另一種意見認為，民族組工作有缺點錯誤，但絕不是政治路線錯誤。會議連續幾個月沒有解決問題，影響到同誌間很不團結。最後由共產國際kucuhch同誌召集會議，由國際做出此決議是「無原則爭論」。
我與王明宗派的鬥爭，也隨著各種爭論問題而發展。他們不僅要打倒周達文，而且鬥爭目標轉移到我身上。問題很多，例如：
學校總支委指定我擔任學生部支部書記，大多數同誌同意。王明宗派的人怕我負責支部工作會給他們宗派活動不利，就集中火力打擊我，公開散布謠言：「右派首領到莫斯科組織右派和黨對抗」，「勾結周達文派反對中央代表團領導……」。他們每天做反對我的活動，煽動學生不要接近我。他們的房子是宗派活動大本營。學校領導也知道，但因他們有王明保鏢，校長因史達林問題犯錯誤受處罰不敢幹涉。有一次，職工國際派我出席漢堡運輸國際會議，並叫我準備在大會上作報告。學校和代表團批準我去，他們也知道。可是他們散布說我隨便不上課。學校總支委負責同誌在黨的會議上，證明是因工作。他們連總支的解釋都不算數，會後仍然反對我。再一例，軍事課結束，教員俄國同誌給學生估計成績。這個教員不知他們的情形，對我的成績估計比他們好。他們馬上在班裏鬧起來，公開責備教員估計錯誤。他們要同學們不敢接近我。僅靠造謠還不夠，還運用了組織手段。他們煽動一個東北學生王以文，叫他捏造事實反對我，這個同學在會議上把這件事揭露了，並辱罵他們。不幾天，王以文同誌被王明派到工廠做工去。「誰不願意學習就到工廠去！」因此，他們的話，同學們不敢不聽。誰接近我或同我談話都是危險的。
在理論和策略的問題上，他們鬥爭我的事實也很多……[40]
林鐵回憶說：王明到莫斯科後，仍然千方百計要把陳鬱同誌打下去。他誣衊陳鬱是「右派」。並且把凡是不贊成他們整陳鬱的人和同情陳鬱的人，都說成是「右派」。隻有那些緊跟王明，按他的旨意辦事的人，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有一次，學生支部開會，王明強行要批判陳鬱同誌。會上，在我和楊秀峰等同誌的支持和力爭下，陳鬱同誌發了言。駁斥了王明的誣衊，使他的企圖未能得逞。王明在整陳鬱同誌的時候，公開威脅跟陳鬱站在一邊的同誌說：「你們要和陳鬱劃清界限！誰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誰的學習，送到工廠去做工！」蠻橫之極，根本不講道理。許多人對王明那一套很反感，我對王明說：「我寧可去工廠做工，也不反對陳鬱同誌！」結果，我就被送到烏拉爾附近的工廠去做工。這在當時是對共產黨員的一種懲罰形式。王明就是用這種宗派主義的手法，打擊堅持黨的原則，不同意他的錯誤做法的共產黨員。[41]
何一民回憶說：「他為了推行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擴大他的宗派主義勢力，不擇手段地在中國學員中拉攏一批人，打擊一批人。在四中全會上反對過王明的陳鬱同誌，更是他千方百計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王明為了煽動一些人孤立、打擊他，多次在背後誣衊他。我幾次聽一些同學講王明對他們說：『陳鬱犯過錯誤，你們不要接近他，同他搞在一起，我很懷疑他。』後來，我把這個問題向院黨委作了反映，當黨委同王明談到此事時，他卻大耍兩麵派，不承認說過這樣的話，說：『他們都是好同誌，我怎麽能說那個話呢？』但同時他卻進一步加緊了對陳鬱同誌的打擊報復。」「中國民族組黨支部委員會五個成員，其中隻有一個人是緊跟王明的。王明對這個支部非常不滿，到處散布說：『這個支部軟弱。陳鬱、何一民做一點工作可以，當領導不行。』想方設法打擊陳鬱同誌和支持他的一些人，要把這個支部委員會都換成王明的人。另外，王明一夥還拉攏支部委員會的人，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一個星期日，一個王明的追隨者約我去王明家，我不去，他勸我說：『你不要和王明鬧僵，將來回國或在莫斯科都有好處。』我說；『我又不是為他革命的。』我不買王明的帳。」「在列寧學院期間，王明還借周達文（即丘古洛夫）問題來整陳鬱同誌和其他不贊成他的人。周達文曾任學院中國部黨支部書記，工作中有些錯誤。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聽從王明的話，王明就要把他徹底打倒。王明及其一夥硬說周達文是『反黨分子』，要狠狠地整。那時他們的人數多，聲勢大。但陳鬱同誌等根據事實，認為周達文有錯誤，但不是反黨分子。後來把這個爭論的問題向共產國際報告請示，結果是同意陳鬱等同誌的意見。王明惱羞成怒，更加痛恨陳鬱同誌，在學院宣布共產國際的批示時，王明便不來參加。」「以後，王明又發動對陳鬱同誌的批判，說他是『右派』、『反四中全會路線』等等，並聲稱，凡是同情陳鬱的，不批判陳鬱的也是右派。」[42]
袁溥之回憶說：「陳鬱在列寧學院中國部學習時，被選為黨的支部書記……王明蠻橫無理地說什麽：陳鬱不能擔任支部書記，強迫中國部黨支部改選。但是改選的結果，陳鬱仍以多數票當選。王明老羞成怒，竟然造謠誣衊陳鬱和國內的『右派』有聯繫，是反黨反領導，脅迫中國部的學生和陳鬱劃清界限，不準學生和陳鬱來往、說話。王明甚至公開宣布，誰要是不反對陳鬱，就叫誰下廠勞動（在當時，下廠勞動是一種懲罰）。但是還是有些同學寧可下廠勞動也不反對陳鬱，象林鐵、何一民、楊秀峰等主持正義的同誌，都是因此而被下放到烏拉爾電機工廠勞動去的。」「王明、康生等還強迫陳鬱檢討錯誤，陳鬱堅信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並沒有錯，隻從組織觀念的角度，檢查了自己對待王明的領導不夠尊重的問題。王明、康生對此大為不滿，蠻橫地訓斥了他。王明本來要開除陳鬱出黨，隻是因為學院領導人的反對，才作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下放到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43]
我與王明宗派的鬥爭，也隨著各種爭論問題而發展。他們不僅要打倒周達文，而且鬥爭目標轉移到我身上。問題很多，例如：
學校總支委指定我擔任學生部支部書記，大多數同誌同意。王明宗派的人怕我負責支部工作會給他們宗派活動不利，就集中火力打擊我，公開散布謠言：「右派首領到莫斯科組織右派和黨對抗」，「勾結周達文派反對中央代表團領導……」。他們每天做反對我的活動，煽動學生不要接近我。他們的房子是宗派活動大本營。學校領導也知道，但因他們有王明保鏢，校長因史達林問題犯錯誤受處罰不敢幹涉。有一次，職工國際派我出席漢堡運輸國際會議，並叫我準備在大會上作報告。學校和代表團批準我去，他們也知道。可是他們散布說我隨便不上課。學校總支委負責同誌在黨的會議上，證明是因工作。他們連總支的解釋都不算數，會後仍然反對我。再一例，軍事課結束，教員俄國同誌給學生估計成績。這個教員不知他們的情形，對我的成績估計比他們好。他們馬上在班裏鬧起來，公開責備教員估計錯誤。他們要同學們不敢接近我。僅靠造謠還不夠，還運用了組織手段。他們煽動一個東北學生王以文，叫他捏造事實反對我，這個同學在會議上把這件事揭露了，並辱罵他們。不幾天，王以文同誌被王明派到工廠做工去。「誰不願意學習就到工廠去！」因此，他們的話，同學們不敢不聽。誰接近我或同我談話都是危險的。
在理論和策略的問題上，他們鬥爭我的事實也很多……[40]
林鐵回憶說：王明到莫斯科後，仍然千方百計要把陳鬱同誌打下去。他誣衊陳鬱是「右派」。並且把凡是不贊成他們整陳鬱的人和同情陳鬱的人，都說成是「右派」。隻有那些緊跟王明，按他的旨意辦事的人，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有一次，學生支部開會，王明強行要批判陳鬱同誌。會上，在我和楊秀峰等同誌的支持和力爭下，陳鬱同誌發了言。駁斥了王明的誣衊，使他的企圖未能得逞。王明在整陳鬱同誌的時候，公開威脅跟陳鬱站在一邊的同誌說：「你們要和陳鬱劃清界限！誰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誰的學習，送到工廠去做工！」蠻橫之極，根本不講道理。許多人對王明那一套很反感，我對王明說：「我寧可去工廠做工，也不反對陳鬱同誌！」結果，我就被送到烏拉爾附近的工廠去做工。這在當時是對共產黨員的一種懲罰形式。王明就是用這種宗派主義的手法，打擊堅持黨的原則，不同意他的錯誤做法的共產黨員。[41]
何一民回憶說：「他為了推行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擴大他的宗派主義勢力，不擇手段地在中國學員中拉攏一批人，打擊一批人。在四中全會上反對過王明的陳鬱同誌，更是他千方百計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王明為了煽動一些人孤立、打擊他，多次在背後誣衊他。我幾次聽一些同學講王明對他們說：『陳鬱犯過錯誤，你們不要接近他，同他搞在一起，我很懷疑他。』後來，我把這個問題向院黨委作了反映，當黨委同王明談到此事時，他卻大耍兩麵派，不承認說過這樣的話，說：『他們都是好同誌，我怎麽能說那個話呢？』但同時他卻進一步加緊了對陳鬱同誌的打擊報復。」「中國民族組黨支部委員會五個成員，其中隻有一個人是緊跟王明的。王明對這個支部非常不滿，到處散布說：『這個支部軟弱。陳鬱、何一民做一點工作可以，當領導不行。』想方設法打擊陳鬱同誌和支持他的一些人，要把這個支部委員會都換成王明的人。另外，王明一夥還拉攏支部委員會的人，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一個星期日，一個王明的追隨者約我去王明家，我不去，他勸我說：『你不要和王明鬧僵，將來回國或在莫斯科都有好處。』我說；『我又不是為他革命的。』我不買王明的帳。」「在列寧學院期間，王明還借周達文（即丘古洛夫）問題來整陳鬱同誌和其他不贊成他的人。周達文曾任學院中國部黨支部書記，工作中有些錯誤。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聽從王明的話，王明就要把他徹底打倒。王明及其一夥硬說周達文是『反黨分子』，要狠狠地整。那時他們的人數多，聲勢大。但陳鬱同誌等根據事實，認為周達文有錯誤，但不是反黨分子。後來把這個爭論的問題向共產國際報告請示，結果是同意陳鬱等同誌的意見。王明惱羞成怒，更加痛恨陳鬱同誌，在學院宣布共產國際的批示時，王明便不來參加。」「以後，王明又發動對陳鬱同誌的批判，說他是『右派』、『反四中全會路線』等等，並聲稱，凡是同情陳鬱的，不批判陳鬱的也是右派。」[42]
袁溥之回憶說：「陳鬱在列寧學院中國部學習時，被選為黨的支部書記……王明蠻橫無理地說什麽：陳鬱不能擔任支部書記，強迫中國部黨支部改選。但是改選的結果，陳鬱仍以多數票當選。王明老羞成怒，竟然造謠誣衊陳鬱和國內的『右派』有聯繫，是反黨反領導，脅迫中國部的學生和陳鬱劃清界限，不準學生和陳鬱來往、說話。王明甚至公開宣布，誰要是不反對陳鬱，就叫誰下廠勞動（在當時，下廠勞動是一種懲罰）。但是還是有些同學寧可下廠勞動也不反對陳鬱，象林鐵、何一民、楊秀峰等主持正義的同誌，都是因此而被下放到烏拉爾電機工廠勞動去的。」「王明、康生等還強迫陳鬱檢討錯誤，陳鬱堅信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並沒有錯，隻從組織觀念的角度，檢查了自己對待王明的領導不夠尊重的問題。王明、康生對此大為不滿，蠻橫地訓斥了他。王明本來要開除陳鬱出黨，隻是因為學院領導人的反對，才作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下放到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