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將此文稍加修改、補充，更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於6月由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並收入伯力遠東國家出版社1932年出版的《在中國的戰爭與共產黨員底任務》一書。[32]
3月 將《兩條路線》的小冊子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在莫斯科出版，加寫了近5萬字的《再版書後（或對小冊子的補充）》，談了三個問題：「關於反立三路線鬥爭中的幾部分問題」，「關於反對反革命的羅章龍派底鬥爭問題」，「黨內目前兩條路線上的鬥爭問題」。他在反對李立三在「『左』傾詞句下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的思想下，急於證明中國革命能首先勝利，說李立三「否認單個國家革命有勝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對中國革命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底悲觀失望消極的道路上去」。他在反對李立三的「消極」的同時，繼續鼓吹紅軍攻打大城市，說「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因為一九三○年夏季占領長沙的錯誤，便根本作出無論如何都不能占領重要城市的結論」。在敘述反「立三路線」，反「羅章龍右派」的經過時，他誇大自己的功績，並極力貶低別人。在談到「黨內目前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時，說「無情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右傾，同時，絲毫不放鬆反對『左』傾的鬥爭，是使黨更前向布爾塞維克化的保證」，「因此，把一切妨礙黨進行兩條戰線上鬥爭的手段和方法，確切點講，把那些掩蓋錯誤和幫助反黨傾向的各種暗藏的與『靈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來，是使黨能夠順利地進行反傾向鬥爭和克服傾向的保證」。[33]
《寫作要目》說：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1三版序言——其中有批評篡改作品的原則錯誤一段。2反對立三路線，擁護國際路線。3再版書後——其中有：關於立三路線的補充說明，在這裏有一段論中國工農運動發展不平衡問題，批評當時抬高農民革命作用，降低工人革命作用的各種觀點……關於反對李立三路線問題。關於反對反革命羅章龍派鬥爭問題。」
4月7日 作關於中共的一般組織情況的報告。[34]
4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責成王明同誌寫一篇短文在國際報刊上發表，說明中國工人住宅區被毀和企業關閉所處的狀況。這篇文章應包括號召中國工會以及全世界工人和工會組織舉行募捐來支持中國工人並通過國際工人救濟會轉交給他們」。[35]
4月18日 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談關於丘古洛夫發言問題。[36]
4月 在《革命的東方》俄文版第3～4期發表《反對中共黨內李立三主義的鬥爭》。[37]
春 到列寧學院，以總結工作為名召開會議，攻擊那裏的「反黨集團」，集中打擊周達文同誌。
師哲回憶說：「他下車伊始便排斥異己。他以總結工作為名召開會議，打擊不同意王明某些看法的中國部負責人周達文同誌。誣衊周是『反黨分子』。企圖以否定周個人，達到否定中國部的全部工作的目的。並八方相告，四處遊說：『列寧學院中國部出現了反黨分子。』」「陳鬱、林鐵、楊秀峰、何一民等同誌認為：周達文同誌雖然有些錯誤，但並不是『反黨分子』。」「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就呈共產國際審批。結果共產國際同意了陳鬱等同誌的意見。」「王明拒絕參加宣讀共產國際對周達文同誌的審批結論。事後，王明決定把周達文同誌送去遠東伯力《工人之路》報社。從此，再也沒有人聽到過他的消息。」[38]
黃藥眠回憶說：對於東方大學和中共代表團之間的矛盾，當時曾有一個決議，既批評了中共代表團的瞿秋白，也批評了學校領導和他們支持的中國學生。王明做了中央領導之後，他就把決議中不利於瞿秋白的那一條公開出來。對此，列寧學院的學生（工農幹部出身的人多）有意見，說既公開就應該把決議中的幾條都公開，否則不公平。於是，王明就召集了一次會，說列寧學院學生中有「反黨集團」，「這是事實，不可否認」。並說：「我來莫斯科已經三個星期了，我本人並沒什麽了不起，但我是代表黨中央來的，而列寧學院的中國學生並沒有請我去作報告，這不是看不起我個人，而是看不起黨中央。所以，我說他們中有反黨小集團，肯定是事實。」他還說：「這個學校是給各國工人階級政黨培養幹部的，可是這些學生卻反對他們的黨中央，對黨不滿，這是什麽問題？學校的校長沒有責任嗎？」他不僅要追究中國學生的思想，而且要追究校長區爾姍諾娃的責任，而他們夫婦在蘇聯是很有威信的。「王明搞了這幾手之後，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內部，在黨裏麵樹立了他自己的威信。利用劉少奇打擊羅佐夫斯基，利用中國學生事件打擊到區爾姍諾娃，乘她丈夫失勢和她本人受到區委批評的機會，整得她不能在原來的崗位上呆下去。人們看到他敢於同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裏的蘇共老黨員表示不同意見，好像是個馬列主義者，有一套的。」[39]
同期及以後 在打擊周達文的同時，集中打擊不同意他的做法的陳鬱同誌。
陳鬱回憶說：
一九三二年春季，王明檢查中國部民族組工作，並要學校召集在莫斯科中國同誌都參加討論。他們要藉故撤銷中國部周達文等那些反對他們的人的職，和打擊學校校長。我不知道他這一陰謀。
3月 將《兩條路線》的小冊子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在莫斯科出版，加寫了近5萬字的《再版書後（或對小冊子的補充）》，談了三個問題：「關於反立三路線鬥爭中的幾部分問題」，「關於反對反革命的羅章龍派底鬥爭問題」，「黨內目前兩條路線上的鬥爭問題」。他在反對李立三在「『左』傾詞句下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的思想下，急於證明中國革命能首先勝利，說李立三「否認單個國家革命有勝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對中國革命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底悲觀失望消極的道路上去」。他在反對李立三的「消極」的同時，繼續鼓吹紅軍攻打大城市，說「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因為一九三○年夏季占領長沙的錯誤，便根本作出無論如何都不能占領重要城市的結論」。在敘述反「立三路線」，反「羅章龍右派」的經過時，他誇大自己的功績，並極力貶低別人。在談到「黨內目前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時，說「無情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右傾，同時，絲毫不放鬆反對『左』傾的鬥爭，是使黨更前向布爾塞維克化的保證」，「因此，把一切妨礙黨進行兩條戰線上鬥爭的手段和方法，確切點講，把那些掩蓋錯誤和幫助反黨傾向的各種暗藏的與『靈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來，是使黨能夠順利地進行反傾向鬥爭和克服傾向的保證」。[33]
《寫作要目》說：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1三版序言——其中有批評篡改作品的原則錯誤一段。2反對立三路線，擁護國際路線。3再版書後——其中有：關於立三路線的補充說明，在這裏有一段論中國工農運動發展不平衡問題，批評當時抬高農民革命作用，降低工人革命作用的各種觀點……關於反對李立三路線問題。關於反對反革命羅章龍派鬥爭問題。」
4月7日 作關於中共的一般組織情況的報告。[34]
4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責成王明同誌寫一篇短文在國際報刊上發表，說明中國工人住宅區被毀和企業關閉所處的狀況。這篇文章應包括號召中國工會以及全世界工人和工會組織舉行募捐來支持中國工人並通過國際工人救濟會轉交給他們」。[35]
4月18日 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談關於丘古洛夫發言問題。[36]
4月 在《革命的東方》俄文版第3～4期發表《反對中共黨內李立三主義的鬥爭》。[37]
春 到列寧學院，以總結工作為名召開會議，攻擊那裏的「反黨集團」，集中打擊周達文同誌。
師哲回憶說：「他下車伊始便排斥異己。他以總結工作為名召開會議，打擊不同意王明某些看法的中國部負責人周達文同誌。誣衊周是『反黨分子』。企圖以否定周個人，達到否定中國部的全部工作的目的。並八方相告，四處遊說：『列寧學院中國部出現了反黨分子。』」「陳鬱、林鐵、楊秀峰、何一民等同誌認為：周達文同誌雖然有些錯誤，但並不是『反黨分子』。」「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就呈共產國際審批。結果共產國際同意了陳鬱等同誌的意見。」「王明拒絕參加宣讀共產國際對周達文同誌的審批結論。事後，王明決定把周達文同誌送去遠東伯力《工人之路》報社。從此，再也沒有人聽到過他的消息。」[38]
黃藥眠回憶說：對於東方大學和中共代表團之間的矛盾，當時曾有一個決議，既批評了中共代表團的瞿秋白，也批評了學校領導和他們支持的中國學生。王明做了中央領導之後，他就把決議中不利於瞿秋白的那一條公開出來。對此，列寧學院的學生（工農幹部出身的人多）有意見，說既公開就應該把決議中的幾條都公開，否則不公平。於是，王明就召集了一次會，說列寧學院學生中有「反黨集團」，「這是事實，不可否認」。並說：「我來莫斯科已經三個星期了，我本人並沒什麽了不起，但我是代表黨中央來的，而列寧學院的中國學生並沒有請我去作報告，這不是看不起我個人，而是看不起黨中央。所以，我說他們中有反黨小集團，肯定是事實。」他還說：「這個學校是給各國工人階級政黨培養幹部的，可是這些學生卻反對他們的黨中央，對黨不滿，這是什麽問題？學校的校長沒有責任嗎？」他不僅要追究中國學生的思想，而且要追究校長區爾姍諾娃的責任，而他們夫婦在蘇聯是很有威信的。「王明搞了這幾手之後，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內部，在黨裏麵樹立了他自己的威信。利用劉少奇打擊羅佐夫斯基，利用中國學生事件打擊到區爾姍諾娃，乘她丈夫失勢和她本人受到區委批評的機會，整得她不能在原來的崗位上呆下去。人們看到他敢於同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裏的蘇共老黨員表示不同意見，好像是個馬列主義者，有一套的。」[39]
同期及以後 在打擊周達文的同時，集中打擊不同意他的做法的陳鬱同誌。
陳鬱回憶說：
一九三二年春季，王明檢查中國部民族組工作，並要學校召集在莫斯科中國同誌都參加討論。他們要藉故撤銷中國部周達文等那些反對他們的人的職，和打擊學校校長。我不知道他這一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