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召開會議，認為有必要改善《中國工人通訊》的開支費用並同意撥款，決定庫恩、米夫和王明等「務須在一天內決定《中國工人通訊》的工作方針問題，並確定具體撥款數額幾期來源」。[21]
2月17日 參加《中國工人通訊》問題委員會會議，決定「《中國工人通訊》必須改組。在關於中共工作、中國工農運動、蘇維埃中國和紅軍的報導中，《通訊》應特別注意發表關於日報在滿洲和長江流域一帶活動的材料，注意在報刊上闡明日本人的野蠻暴行，等等」，並決定了出版日期和經費等事項。[22]
2月19日 在列寧學院中國部民族組作題為《中國革命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任務》報告。說：「如果以前中國革命危機隻表現於在廣大的區域建立蘇維埃紅軍，那麽現在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同樣正在成熟直接的革命形勢。」「在有直接革命形勢而我們具有力量的地方，我們應即刻開始奪取政權。」「對黨主觀力量估計之不足，對革命形勢估計之不足，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
陳鬱回憶說：上海「一·二八」戰爭後，我們學校的中國同誌開大會討論。從來不到學校的屬於王明宗派的中國同誌十多人都參加了大會。大會發生爭論，對上海戰爭的性質共同認識是革命戰爭，但對戰爭的領導問題有兩種意見：王明派認為，上海戰爭是我們黨領導發動起來的。我說：「看到真理報片斷消息，這些材料不夠說明上海戰爭是我們黨領導的，但是在十九路軍內有我們的同誌。」……王明派說：你不相信黨領導。這就是我和他們發生爭論的開端。「以後王明在學校作了一次民族革命戰爭的報告，討論時與周達文等人發生爭論。王明一點領導氣味也沒有，對周達文等人完全是宗派報復。簡直不象黨內會議，我開始討厭他們。」「我在國內不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學情形……這次會議上，王明及其宗派種種行為給我很壞的印象。這也可說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碰著這種人。」[23]
2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討論中國問題時應吸收王明、格哈德和雷利斯基參加。[24]
2月29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會議上講話，主要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上海的戰爭，[25]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中日戰爭和中國的蘇維埃運動。關於上海的戰爭，他不相信第十九路軍是真的在抗戰。他說：「有些人認為，19路軍的將領們是作戰的組織者。但實際上也並非如此。舉個例子，19路軍的軍長[26]蔡廷鍇將軍不久前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實際組織者和參與者「是19路軍的士兵、工人、貧民和革命學生」，「上海戰爭現在正是由工人、士兵、城市貧民和革命學生進行的」。關於目前的蘇維埃運動，他說：「我們應該利用一切機會來開展對國民黨的進攻，以便擴大我們的紅軍及其根據地……如果戰爭在我們的領導下，在我們紅軍周圍爆發，那麽我們真的能夠戰勝國民黨，戰勝帝國主義……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把土地革命與反帝鬥爭聯繫起來，把上海的民族鬥爭與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的蘇維埃運動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能把中國革命的兩股洪流：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到那時我們就能戰勝帝國主義。」[27]
2月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23期、中文版第3卷第2期發表《蘇維埃中國——開展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戰爭的根據地》。[28]
3月初 到旅館看望到莫斯科學習的何一民、張達。
3月4日 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如果第十二次全會[29]到一定日期還是不能結束，那麽伊萬諾夫（王明）就不必等待了。我們希望，伊萬諾夫立即回來擔任領導工作。也請盡快派來其他同誌。」[30]
3月31日 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俄文版第5、6期合刊、《紅色國際工會》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文章共分「兩個中國的對立」、「瓜分中國與民族革命戰爭」、「中國革命形勢的生長與中國共產黨的目前主要任務」等三個部分。
文章說：中國當前的革命形勢不僅席捲了許多省的主要區域，「而且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許多最主要中心區域裏（如上海、南京等區域）正在成熟著或生長著革命形勢」。在這樣的形勢下，要「占領我們能夠占領和能夠保守得住的比較重要的中心城市」，現在「在實際上思想上反對一切反革命派別的鬥爭，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文章把中間勢力看作最危險的敵人，說上海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是上海抗戰的「敵人」。「特別要反對那些表麵上拿些『左』的詞句——什麽『民主政治』，『保障民眾利益』，『保護工農』等等來欺騙民眾的那些國民黨派別——改組派、第三黨等，用一切方法去揭穿他們投降帝國主義和反對人民的假麵具；尤其是要用一切方法去抓破那些表麵上站在國民黨的政府反對派地位的那些反革命派別——國家主義派、人權派、社會與教育派、托陳派等的假的『保障中國民族利益』的鬼臉。使廣大群眾認識和相信：這些反革命派別實際上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中國民族及工農勞苦民眾的死敵」。文章還特別強調「在黨內加緊兩條戰線的鬥爭，也比任何時候更加重要。堅決地反對各種各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險」。[31]
2月17日 參加《中國工人通訊》問題委員會會議，決定「《中國工人通訊》必須改組。在關於中共工作、中國工農運動、蘇維埃中國和紅軍的報導中，《通訊》應特別注意發表關於日報在滿洲和長江流域一帶活動的材料，注意在報刊上闡明日本人的野蠻暴行，等等」，並決定了出版日期和經費等事項。[22]
2月19日 在列寧學院中國部民族組作題為《中國革命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任務》報告。說：「如果以前中國革命危機隻表現於在廣大的區域建立蘇維埃紅軍，那麽現在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同樣正在成熟直接的革命形勢。」「在有直接革命形勢而我們具有力量的地方，我們應即刻開始奪取政權。」「對黨主觀力量估計之不足，對革命形勢估計之不足，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
陳鬱回憶說：上海「一·二八」戰爭後，我們學校的中國同誌開大會討論。從來不到學校的屬於王明宗派的中國同誌十多人都參加了大會。大會發生爭論，對上海戰爭的性質共同認識是革命戰爭，但對戰爭的領導問題有兩種意見：王明派認為，上海戰爭是我們黨領導發動起來的。我說：「看到真理報片斷消息，這些材料不夠說明上海戰爭是我們黨領導的，但是在十九路軍內有我們的同誌。」……王明派說：你不相信黨領導。這就是我和他們發生爭論的開端。「以後王明在學校作了一次民族革命戰爭的報告，討論時與周達文等人發生爭論。王明一點領導氣味也沒有，對周達文等人完全是宗派報復。簡直不象黨內會議，我開始討厭他們。」「我在國內不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學情形……這次會議上，王明及其宗派種種行為給我很壞的印象。這也可說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碰著這種人。」[23]
2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討論中國問題時應吸收王明、格哈德和雷利斯基參加。[24]
2月29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會議上講話，主要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上海的戰爭，[25]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中日戰爭和中國的蘇維埃運動。關於上海的戰爭，他不相信第十九路軍是真的在抗戰。他說：「有些人認為，19路軍的將領們是作戰的組織者。但實際上也並非如此。舉個例子，19路軍的軍長[26]蔡廷鍇將軍不久前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實際組織者和參與者「是19路軍的士兵、工人、貧民和革命學生」，「上海戰爭現在正是由工人、士兵、城市貧民和革命學生進行的」。關於目前的蘇維埃運動，他說：「我們應該利用一切機會來開展對國民黨的進攻，以便擴大我們的紅軍及其根據地……如果戰爭在我們的領導下，在我們紅軍周圍爆發，那麽我們真的能夠戰勝國民黨，戰勝帝國主義……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把土地革命與反帝鬥爭聯繫起來，把上海的民族鬥爭與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的蘇維埃運動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能把中國革命的兩股洪流：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到那時我們就能戰勝帝國主義。」[27]
2月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23期、中文版第3卷第2期發表《蘇維埃中國——開展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戰爭的根據地》。[28]
3月初 到旅館看望到莫斯科學習的何一民、張達。
3月4日 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如果第十二次全會[29]到一定日期還是不能結束，那麽伊萬諾夫（王明）就不必等待了。我們希望，伊萬諾夫立即回來擔任領導工作。也請盡快派來其他同誌。」[30]
3月31日 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俄文版第5、6期合刊、《紅色國際工會》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文章共分「兩個中國的對立」、「瓜分中國與民族革命戰爭」、「中國革命形勢的生長與中國共產黨的目前主要任務」等三個部分。
文章說：中國當前的革命形勢不僅席捲了許多省的主要區域，「而且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許多最主要中心區域裏（如上海、南京等區域）正在成熟著或生長著革命形勢」。在這樣的形勢下，要「占領我們能夠占領和能夠保守得住的比較重要的中心城市」，現在「在實際上思想上反對一切反革命派別的鬥爭，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文章把中間勢力看作最危險的敵人，說上海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是上海抗戰的「敵人」。「特別要反對那些表麵上拿些『左』的詞句——什麽『民主政治』，『保障民眾利益』，『保護工農』等等來欺騙民眾的那些國民黨派別——改組派、第三黨等，用一切方法去揭穿他們投降帝國主義和反對人民的假麵具；尤其是要用一切方法去抓破那些表麵上站在國民黨的政府反對派地位的那些反革命派別——國家主義派、人權派、社會與教育派、托陳派等的假的『保障中國民族利益』的鬼臉。使廣大群眾認識和相信：這些反革命派別實際上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中國民族及工農勞苦民眾的死敵」。文章還特別強調「在黨內加緊兩條戰線的鬥爭，也比任何時候更加重要。堅決地反對各種各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險」。[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