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在《國際工人運動》俄文版第3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關於中國的革命工會運動——在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的補充發言》。[14]又以《中國的革命危機和革命工會運動的任務》的名字發表於《赤色職工國際》俄文版1932年第1～2期合刊。
自本年起 共產國際派遣大批中國留學生回國，凡被王明器重的都事先做好安排。
師哲回憶說：「自1931年起，共產國際從蘇聯各地把中國留學生和已參加工作的中國同誌召回莫斯科，又大批地派遣回國。在回國的人員當中，凡是被王明器重的，在莫斯科就被指定回國後到某地，找某人，擔任某項工作等等。」[15]
1932年 28歲
1月8日 給紅色工會國際中央理事會書記處和東方殖民地部寫信說：「在我從上海動身來莫斯科時，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委託我一項任務，要我以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的名義提出紅色工會國際、國際勞工救濟會等組織幫助為中國罷工運動募集基金的問題。因為你們都知道，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沒有任何資金來為罷工運動建立基金，而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沒有一定的基金，就很難把群眾性罷工運動長期堅持下去，特別是在輕工業的男女工人中間，而後者恰恰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大多數。近來，上海和其他城市組織反帝罷工時資金上的困難明顯地反映出來了。」「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打算建立為數100萬中國元的基金（合25萬美元）。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認為，通過開展廣泛的群眾性運動在中國蘇區和非蘇區可以募集到大約50萬中國元，而其餘部分可由紅色工會國際通過廣泛的援助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群眾性運動來募集。」「請你們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討論這個問題，並積極加以解決。」[16]
1月9日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其中指出：「在目前形勢之下，國民黨的破產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擴大蘇區，將零星的蘇區聯繫成整個的蘇區，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議程上麵了」。[17]
在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當問到1931年底到1932年初給蘇區的軍事指示是由誰和什麽時候製定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否曾討論過類似的決議的時候，王明說：我已不在上海，所以不知道這回事，並說他反對這種主張。他說：我記得1932年春，米夫同誌找我談話，說：「中央蘇區紅軍已衝破敵人三次圍剿，力量比以前大得多了，但他們直到現在，連吉安、贛州等這類省級的二等城市一個也沒有打，可能是反立三路線後在蘇區軍事領導同誌中發生另外一種偏向，就是以為紅軍不僅不能打省的中心城市，而且連省的二等城市也不能打了，這是不對的。所以我和古西寧[18]同誌商量，起草了一個電報給中共中央，要他們糾正這種偏向，去打吉安、贛州這類城市，不然什麽時候才能實現以上幾省首先勝利呢？」米夫把電報稿給我看，內容就是上述這些。我看後告訴他：「我請你和古西寧同誌考慮，最好不發這個電報。」米夫問：「為什麽？」我說：「第一，紅軍不僅沒有炮隊，而且機關槍也很少，主要的靠步槍作戰。紅軍過去占領縣城，主要的是那些沒有敵軍堅守的地方或者城市暫時空虛（例如紅軍第一次所以能夠攻占長沙，是因為長沙敵軍調走去打馮玉祥去了，長沙很少軍事）。吉安、贛州這類城市是次於省城和大於縣城的府城。這些城市平時也都築有高大和堅厚的城牆，又處在紅軍白軍作戰交通要道上，一定都駐有重兵防守，所以攻占它們非常困難，實際上大概不可能。立三路線時曾幾次打過吉安、贛州，從未打下來。所以反立三路線後，紅軍領導沒有再企圖攻占這些城市；第二，國際離戰場萬裏之遙遠，發這樣具體的軍事行動指示是否合適很值得考慮。因為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都非常重視國際意見，得到這樣指示後它們會感困難：不執行嗎？這是國際指示，執行嗎？行不通。使紅軍遭受損失也不好。」後來我和米夫又去見了古西寧和另一位領導同誌，我都說了不贊成的理由，以後這電報究竟是否發出去，我不知道。有可能他們商量後還是發出去了，因為在以前和以後都有這樣的事實。如果上述電報是發出去了，如果的確有此決議，那它們之間可能有連帶關係。那時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以及洛甫同誌在黨的刊物上把所有省委、少共中央、全總黨團等都罵成「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關於這問題，我曾經寫過專門的信去幫助他們糾正亂打「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提醒他們要利用合法的群眾組織，要注意利用公開（合法）與秘密工作的聯繫。
1月2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三人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王明關於「中國共產黨綱領大綱草案」的報告，「責成王明同誌起草綱領草案，並由他酌定吸收一些中國同誌參加」，「確定這項工作的期限為一個月」。[19]
同日晚 日軍突然向駐上海閘北的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隨後又進攻江灣和吳淞。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副總指揮蔡廷鍇的率領下，奮起抵抗，「一·二八事變」爆發。當時，「王明同誌曾經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提出同意群眾自動提出的『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為抗日救國而鬥爭』的口號，並提出『全力支持英勇的十九路軍反擊日本侵略』的口號」。[20]
自本年起 共產國際派遣大批中國留學生回國，凡被王明器重的都事先做好安排。
師哲回憶說：「自1931年起，共產國際從蘇聯各地把中國留學生和已參加工作的中國同誌召回莫斯科，又大批地派遣回國。在回國的人員當中，凡是被王明器重的，在莫斯科就被指定回國後到某地，找某人，擔任某項工作等等。」[15]
1932年 28歲
1月8日 給紅色工會國際中央理事會書記處和東方殖民地部寫信說：「在我從上海動身來莫斯科時，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委託我一項任務，要我以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的名義提出紅色工會國際、國際勞工救濟會等組織幫助為中國罷工運動募集基金的問題。因為你們都知道，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沒有任何資金來為罷工運動建立基金，而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沒有一定的基金，就很難把群眾性罷工運動長期堅持下去，特別是在輕工業的男女工人中間，而後者恰恰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大多數。近來，上海和其他城市組織反帝罷工時資金上的困難明顯地反映出來了。」「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打算建立為數100萬中國元的基金（合25萬美元）。中華全國勞動聯合會認為，通過開展廣泛的群眾性運動在中國蘇區和非蘇區可以募集到大約50萬中國元，而其餘部分可由紅色工會國際通過廣泛的援助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群眾性運動來募集。」「請你們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討論這個問題，並積極加以解決。」[16]
1月9日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其中指出：「在目前形勢之下，國民黨的破產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擴大蘇區，將零星的蘇區聯繫成整個的蘇區，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議程上麵了」。[17]
在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當問到1931年底到1932年初給蘇區的軍事指示是由誰和什麽時候製定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否曾討論過類似的決議的時候，王明說：我已不在上海，所以不知道這回事，並說他反對這種主張。他說：我記得1932年春，米夫同誌找我談話，說：「中央蘇區紅軍已衝破敵人三次圍剿，力量比以前大得多了，但他們直到現在，連吉安、贛州等這類省級的二等城市一個也沒有打，可能是反立三路線後在蘇區軍事領導同誌中發生另外一種偏向，就是以為紅軍不僅不能打省的中心城市，而且連省的二等城市也不能打了，這是不對的。所以我和古西寧[18]同誌商量，起草了一個電報給中共中央，要他們糾正這種偏向，去打吉安、贛州這類城市，不然什麽時候才能實現以上幾省首先勝利呢？」米夫把電報稿給我看，內容就是上述這些。我看後告訴他：「我請你和古西寧同誌考慮，最好不發這個電報。」米夫問：「為什麽？」我說：「第一，紅軍不僅沒有炮隊，而且機關槍也很少，主要的靠步槍作戰。紅軍過去占領縣城，主要的是那些沒有敵軍堅守的地方或者城市暫時空虛（例如紅軍第一次所以能夠攻占長沙，是因為長沙敵軍調走去打馮玉祥去了，長沙很少軍事）。吉安、贛州這類城市是次於省城和大於縣城的府城。這些城市平時也都築有高大和堅厚的城牆，又處在紅軍白軍作戰交通要道上，一定都駐有重兵防守，所以攻占它們非常困難，實際上大概不可能。立三路線時曾幾次打過吉安、贛州，從未打下來。所以反立三路線後，紅軍領導沒有再企圖攻占這些城市；第二，國際離戰場萬裏之遙遠，發這樣具體的軍事行動指示是否合適很值得考慮。因為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都非常重視國際意見，得到這樣指示後它們會感困難：不執行嗎？這是國際指示，執行嗎？行不通。使紅軍遭受損失也不好。」後來我和米夫又去見了古西寧和另一位領導同誌，我都說了不贊成的理由，以後這電報究竟是否發出去，我不知道。有可能他們商量後還是發出去了，因為在以前和以後都有這樣的事實。如果上述電報是發出去了，如果的確有此決議，那它們之間可能有連帶關係。那時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以及洛甫同誌在黨的刊物上把所有省委、少共中央、全總黨團等都罵成「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關於這問題，我曾經寫過專門的信去幫助他們糾正亂打「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提醒他們要利用合法的群眾組織，要注意利用公開（合法）與秘密工作的聯繫。
1月2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三人小組召開會議，聽取王明關於「中國共產黨綱領大綱草案」的報告，「責成王明同誌起草綱領草案，並由他酌定吸收一些中國同誌參加」，「確定這項工作的期限為一個月」。[19]
同日晚 日軍突然向駐上海閘北的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隨後又進攻江灣和吳淞。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副總指揮蔡廷鍇的率領下，奮起抵抗，「一·二八事變」爆發。當時，「王明同誌曾經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提出同意群眾自動提出的『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為抗日救國而鬥爭』的口號，並提出『全力支持英勇的十九路軍反擊日本侵略』的口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