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 到達莫斯科。[3]
王明後來回憶說：「到車站時沒有人接，我提著小箱到共產國際去找人。值班的同誌說：今天是節日，那有人辦公呢？我不知別的地方，還有誰都住在那裏，隻記得米夫住的地方，因而就從國際到米夫家裏，時已夜深了。」[4]
同日 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蘇區瑞金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盧福坦、朱德、陳紹禹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5]
11月10日 米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寫一便函：「請批準王明同誌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6]
11月13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聽取了米夫關於批準王明同誌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的建議，會議決定：「建議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通過飛行表決暫時任命王明同誌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這個問題的最終決定必須徵詢中共中央的意見。」[7]
11月15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擴大會議上作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整個報告分為三部分：一、關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二、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黨內狀況；三、中國共產黨的戰鬥任務。關於黨的任務，他說：「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把一切革命運動聯合在為建立蘇維埃而鬥爭的旗幟下……目前，黨向蘇區提出一項任務，要他們竭盡全力爭取在一省或數省內首先取得勝利，先是在江西。」「中央認為，切實完成這些任務的重要前提條件是：第一，從組織上加強和擴大我們的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第二，在兩條戰線上進行無情的鬥爭，既反對右的機會主義傾向這個主要危險，又毫不削弱地反對『左派』和他們搞調和主義的以及耍兩麵派手腕的行為。」[8]
11月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反帝運動的高潮》，讚揚群眾「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沒有突出反對最兇狠最野蠻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文章說：「在許多群眾示威中通過的決議上，在許多群眾的傳單宣言和報紙上，都決不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三省，也不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民眾的壓迫剝削的口號。『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反對國際聯盟，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反對英美法德等帝國主義乘機瓜分中國，反對太平洋帝國主義戰爭』等口號，在有些地方成為極普遍的口號」。這篇文章後收入1935年蘇聯出版的《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問題》。[9]
《寫作要目》說：這篇文章題目為《論中國反帝運動新高潮》，「敘述1931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後，發生廣大的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和反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群眾運動」。
11～12月間[10]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報告，批評了瞿秋白、劉少奇等人。據黃藥眠回憶：
王明來後不久，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一個報告，報告很長，講了兩次才講完。他講的內容很多，又隔了這麽多年，我記不清了，但有幾點還記得。他說：
一、瞿秋白回去時，共產國際交給他的任務是糾正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李立三路線是半個托洛茨基主義。可是，瞿秋白回去後實際上同李立三妥協，是半個李立三主義。因此，他應該受到嚴厲的批評。
二、羅章龍乘機搞右傾路線，以反李立三「左」傾的名目搞右傾，還拉一批人，非法地組織偽中央。
三、李立三路線的殘餘和羅章龍路線的幹擾，對於江西蘇區的軍事指揮，也發生了影響。
四、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去後，假借職工國際主席羅佐夫斯基的名義，說中國職工運動應該放棄公開的赤色的旗幟，隱蔽起共產黨的麵貌，採取隱蔽的形式，組織讀書會、救濟會、互助會等各種各樣的團體進行活動，或者打入黃色工會內部進行工作，這樣才能維持下去。又說什麽公開打出赤色的旗幟是不對的，國民黨不允許存在。並且說這是羅佐夫斯基的意見，用職工國際名義恐嚇黨中央。但是這意見與當年職工國際代表大會的決議精神不符。那個決議中講要明朗地打出赤色職工會的旗幟進行活動。王明說他來莫斯科後還問過羅佐夫斯基，羅不承認對劉少奇講過這樣的主張，所以劉少奇是假冒職工國際的名義與黨中央對立。我已經同羅佐夫斯基講過，要打電報去糾正，並給劉少奇以處分。
五、在列寧主義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指王明去後，留在列寧學院學習的學生）當中有反對黨中央的分子。共產國際辦的學校是為了培養各國共產黨的幹部，可是令人奇怪，這裏卻出現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集團，必需加以清理！
六、瞿秋白回國前，曾就糾正李立三錯誤的問題擬了一個提綱，瞿把這個提綱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看過，米夫曾嚴正地指出過他提綱中有錯誤，但瞿秋白沒改正，堅持自己的意見，所以這錯誤應該由他自己全部承擔。[11]
12月27日 致普其尼茨基信。[12]
12月29日 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出《共產國際指示——關於反帝鬥爭問題》。這是王明到共產國際後參與製定的第一個共產國際文件，其中有許多「左」傾思想。第一，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它仍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作為中心口號，根本不講鬥爭策略。第二，它明確提出「推翻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意味著不先打倒國民黨就不能取得反帝鬥爭的勝利。照這種說法，首先就要集中力量反對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個派別，然後再去反帝，因而不可能提出與各愛國黨派、愛國軍隊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第三，它依然堅持「城市中心論」，指出「發展工人運動，經過你們的糾察隊將抵貨（指抵製日貨——引者）運動抓到你們的手中來」，「領導學生運動，利用學生來煽動起國民黨統治區域的農民群眾」。[13]這個指示根本沒有提到建設、鞏固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問題。
王明後來回憶說：「到車站時沒有人接，我提著小箱到共產國際去找人。值班的同誌說：今天是節日，那有人辦公呢？我不知別的地方，還有誰都住在那裏，隻記得米夫住的地方，因而就從國際到米夫家裏，時已夜深了。」[4]
同日 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蘇區瑞金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盧福坦、朱德、陳紹禹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5]
11月10日 米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寫一便函：「請批準王明同誌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6]
11月13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聽取了米夫關於批準王明同誌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的建議，會議決定：「建議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通過飛行表決暫時任命王明同誌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這個問題的最終決定必須徵詢中共中央的意見。」[7]
11月15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擴大會議上作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整個報告分為三部分：一、關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二、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黨內狀況；三、中國共產黨的戰鬥任務。關於黨的任務，他說：「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把一切革命運動聯合在為建立蘇維埃而鬥爭的旗幟下……目前，黨向蘇區提出一項任務，要他們竭盡全力爭取在一省或數省內首先取得勝利，先是在江西。」「中央認為，切實完成這些任務的重要前提條件是：第一，從組織上加強和擴大我們的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第二，在兩條戰線上進行無情的鬥爭，既反對右的機會主義傾向這個主要危險，又毫不削弱地反對『左派』和他們搞調和主義的以及耍兩麵派手腕的行為。」[8]
11月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反帝運動的高潮》，讚揚群眾「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沒有突出反對最兇狠最野蠻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文章說：「在許多群眾示威中通過的決議上，在許多群眾的傳單宣言和報紙上，都決不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三省，也不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民眾的壓迫剝削的口號。『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反對國際聯盟，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反對英美法德等帝國主義乘機瓜分中國，反對太平洋帝國主義戰爭』等口號，在有些地方成為極普遍的口號」。這篇文章後收入1935年蘇聯出版的《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問題》。[9]
《寫作要目》說：這篇文章題目為《論中國反帝運動新高潮》，「敘述1931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後，發生廣大的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和反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群眾運動」。
11～12月間[10]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報告，批評了瞿秋白、劉少奇等人。據黃藥眠回憶：
王明來後不久，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一個報告，報告很長，講了兩次才講完。他講的內容很多，又隔了這麽多年，我記不清了，但有幾點還記得。他說：
一、瞿秋白回去時，共產國際交給他的任務是糾正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李立三路線是半個托洛茨基主義。可是，瞿秋白回去後實際上同李立三妥協，是半個李立三主義。因此，他應該受到嚴厲的批評。
二、羅章龍乘機搞右傾路線，以反李立三「左」傾的名目搞右傾，還拉一批人，非法地組織偽中央。
三、李立三路線的殘餘和羅章龍路線的幹擾，對於江西蘇區的軍事指揮，也發生了影響。
四、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去後，假借職工國際主席羅佐夫斯基的名義，說中國職工運動應該放棄公開的赤色的旗幟，隱蔽起共產黨的麵貌，採取隱蔽的形式，組織讀書會、救濟會、互助會等各種各樣的團體進行活動，或者打入黃色工會內部進行工作，這樣才能維持下去。又說什麽公開打出赤色的旗幟是不對的，國民黨不允許存在。並且說這是羅佐夫斯基的意見，用職工國際名義恐嚇黨中央。但是這意見與當年職工國際代表大會的決議精神不符。那個決議中講要明朗地打出赤色職工會的旗幟進行活動。王明說他來莫斯科後還問過羅佐夫斯基，羅不承認對劉少奇講過這樣的主張，所以劉少奇是假冒職工國際的名義與黨中央對立。我已經同羅佐夫斯基講過，要打電報去糾正，並給劉少奇以處分。
五、在列寧主義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指王明去後，留在列寧學院學習的學生）當中有反對黨中央的分子。共產國際辦的學校是為了培養各國共產黨的幹部，可是令人奇怪，這裏卻出現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集團，必需加以清理！
六、瞿秋白回國前，曾就糾正李立三錯誤的問題擬了一個提綱，瞿把這個提綱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看過，米夫曾嚴正地指出過他提綱中有錯誤，但瞿秋白沒改正，堅持自己的意見，所以這錯誤應該由他自己全部承擔。[11]
12月27日 致普其尼茨基信。[12]
12月29日 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出《共產國際指示——關於反帝鬥爭問題》。這是王明到共產國際後參與製定的第一個共產國際文件，其中有許多「左」傾思想。第一，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它仍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作為中心口號，根本不講鬥爭策略。第二，它明確提出「推翻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意味著不先打倒國民黨就不能取得反帝鬥爭的勝利。照這種說法，首先就要集中力量反對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各個派別，然後再去反帝，因而不可能提出與各愛國黨派、愛國軍隊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第三，它依然堅持「城市中心論」，指出「發展工人運動，經過你們的糾察隊將抵貨（指抵製日貨——引者）運動抓到你們的手中來」，「領導學生運動，利用學生來煽動起國民黨統治區域的農民群眾」。[13]這個指示根本沒有提到建設、鞏固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