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1]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上冊，第62頁。
[352] 戴茂林：《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有關王明研究的幾則史實辨析》，《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353] 《張聞天給雷利斯基的信》，《資料叢書》第10冊，第180頁。
[354] 《六大以來》上冊，第126～127頁。
[355] 陸定一口述《關於不要戴政治帽子》，《光明日報》1984年11月23日。
[356] 《蓋利斯同周恩來、向忠發和張國燾談話記錄》，《資料叢書》第10冊，第211頁。
[357] 《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陳紹禹談話記錄》，《資料叢書》第10冊，第228～230頁。
[35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221～227頁。
[35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258、262頁。
[360] 《毛澤東選集》第3卷，1953，第987頁。
[361]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5頁。
[362]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3頁。
[363] 即王雲程。
[364] 《資料叢書》第10冊，第317頁。
[365] 指向忠發。
[366] 《傳記與回憶》。
[367] 《傳記與回憶》。
[368]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2頁。
[369] 戴茂林、劉喜發：《訪問陳紹杓談話記錄》，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236頁。
[370] 《陳雲年譜》，第118頁。
[371] 王榮華主編《上海大辭典》上冊，第136頁。
[372] 《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當總書記問題》（未刊稿）。
[373]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4頁。
[37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355～375頁。
[375] 似是指1931年8月30日《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
[376]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5頁。
[377]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第242頁。
[378]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第19126號公函》（1931年9月），原件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95頁。孟慶樹整理的《傳記與回憶》則說：「顧順章向陳立夫保證他能設法逮捕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同時蔣介石更懸賞通緝向、周、陳三人，每人賞格為十萬元。」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對於捕捉向、周、陳三人的賞格更有了增加。
[379] 《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當總書記問題》（未刊稿）。《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為9人，由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劉少奇、盧福坦、黃平、陳雲、李竹聲、王藎仁（王雲程）9人組成，博古負總的責任。（第2卷，第62頁）。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上卷，第135頁）、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172頁）亦持此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12頁）和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1898～1949》（修訂本）（第294頁）卻說臨時中央政治局由「秦邦憲、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吳葆樸等編《博古文選·年譜》亦持此說（第368頁）。
[380] 王明當時並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此處說法有誤。
[381]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2頁。
[382] 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7頁。
[383] 《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當總書記問題》（未刊稿）。
[38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49頁。
[385]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7頁。
[38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401、402、406、413、414頁。
[387] 轉引自張學新主編《任弼時傳》，第216頁。
[388] 《毛澤東選集》第3卷，1953，第987～988頁。
[38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6頁。
[390] 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第97頁。
[391] 張學新主編《任弼時傳》，第220頁。
四 在共產國際
1931年10月 27歲
10月18日 與孟慶樹、吳克堅、盧競如一起，秘密乘日本船赴蘇聯。先到海參崴，然後改乘火車到莫斯科。[1]
《傳記與回憶》說：共產國際於9月中旬派人來安排交通以後，「周、陳又推遲了一個月，還未離開上海。共產國際又來電說：你們一定要立即來莫斯科參加國際第十二次執委會，如再不來，是不服從組織決定，要受紀律處分。於是紹禹、慶樹和吳克堅、盧競如四人於1931年10月18日啟程赴莫（吳克堅、盧競如兩同誌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員，特科決定要他倆護送王明並允許他倆留莫學習）」。
王明雖然走了，但後來的中共黨史仍然認為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前執行的是王明「左」傾路線，認為這條錯誤路線在黨內統治4年之久。為什麽呢？1985、1986年胡喬木在《關於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的談話中說：「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還是說王明路線，因為第一，沒有王明就沒有博古上台，當時博古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執行的路線與王明是一脈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產國際搞的還是四中全會那一套。」[2]
[352] 戴茂林：《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有關王明研究的幾則史實辨析》，《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353] 《張聞天給雷利斯基的信》，《資料叢書》第10冊，第180頁。
[354] 《六大以來》上冊，第126～127頁。
[355] 陸定一口述《關於不要戴政治帽子》，《光明日報》1984年11月23日。
[356] 《蓋利斯同周恩來、向忠發和張國燾談話記錄》，《資料叢書》第10冊，第211頁。
[357] 《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陳紹禹談話記錄》，《資料叢書》第10冊，第228～230頁。
[35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221～227頁。
[35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258、262頁。
[360] 《毛澤東選集》第3卷，1953，第987頁。
[361]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5頁。
[362]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3頁。
[363] 即王雲程。
[364] 《資料叢書》第10冊，第317頁。
[365] 指向忠發。
[366] 《傳記與回憶》。
[367] 《傳記與回憶》。
[368]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2頁。
[369] 戴茂林、劉喜發：《訪問陳紹杓談話記錄》，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236頁。
[370] 《陳雲年譜》，第118頁。
[371] 王榮華主編《上海大辭典》上冊，第136頁。
[372] 《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當總書記問題》（未刊稿）。
[373]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4頁。
[37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355～375頁。
[375] 似是指1931年8月30日《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
[376]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5頁。
[377]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第242頁。
[378] 據《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第19126號公函》（1931年9月），原件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95頁。孟慶樹整理的《傳記與回憶》則說：「顧順章向陳立夫保證他能設法逮捕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同時蔣介石更懸賞通緝向、周、陳三人，每人賞格為十萬元。」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對於捕捉向、周、陳三人的賞格更有了增加。
[379] 《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當總書記問題》（未刊稿）。《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為9人，由秦邦憲（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劉少奇、盧福坦、黃平、陳雲、李竹聲、王藎仁（王雲程）9人組成，博古負總的責任。（第2卷，第62頁）。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上卷，第135頁）、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172頁）亦持此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12頁）和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1898～1949》（修訂本）（第294頁）卻說臨時中央政治局由「秦邦憲、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吳葆樸等編《博古文選·年譜》亦持此說（第368頁）。
[380] 王明當時並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此處說法有誤。
[381]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52頁。
[382] 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7頁。
[383] 《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當總書記問題》（未刊稿）。
[38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49頁。
[385]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7頁。
[38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401、402、406、413、414頁。
[387] 轉引自張學新主編《任弼時傳》，第216頁。
[388] 《毛澤東選集》第3卷，1953，第987～988頁。
[389]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86頁。
[390] 吳葆樸、李誌英：《秦邦憲（博古）傳》，第97頁。
[391] 張學新主編《任弼時傳》，第220頁。
四 在共產國際
1931年10月 27歲
10月18日 與孟慶樹、吳克堅、盧競如一起，秘密乘日本船赴蘇聯。先到海參崴，然後改乘火車到莫斯科。[1]
《傳記與回憶》說：共產國際於9月中旬派人來安排交通以後，「周、陳又推遲了一個月，還未離開上海。共產國際又來電說：你們一定要立即來莫斯科參加國際第十二次執委會，如再不來，是不服從組織決定，要受紀律處分。於是紹禹、慶樹和吳克堅、盧競如四人於1931年10月18日啟程赴莫（吳克堅、盧競如兩同誌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員，特科決定要他倆護送王明並允許他倆留莫學習）」。
王明雖然走了，但後來的中共黨史仍然認為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前執行的是王明「左」傾路線，認為這條錯誤路線在黨內統治4年之久。為什麽呢？1985、1986年胡喬木在《關於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的談話中說：「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還是說王明路線，因為第一，沒有王明就沒有博古上台，當時博古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執行的路線與王明是一脈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產國際搞的還是四中全會那一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