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中讚揚王明，他說：「在上海、天津、□□和唐山，尤其是在上海，在支部、基層組織、黨員積極分子中、在共青團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中，出現了廣泛的運動，要求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政策，克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戈盧別夫和其他許多中國同誌，特別是幾個月前剛剛從蘇聯回國的青年同誌在這種情況下起了特別積極的作用。他們是保證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政策的動力。」[342]
2月22日 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報告四中全會的經過」，以求得共產國際對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所採取的一係列重大措施的正式批準和肯定。報告中兩次點名表揚了王明，說：「在立三主義還統治著全黨的時候，中央指導機關中便遇到了陳紹禹、王稼薔（祥）、秦邦憲、何子述四同誌的反對。」[343]
2月22、23、25、2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在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談到王明，說當時中國共產黨分成了兩派，第一派當時號稱「青年共產國際派」（戈盧別夫、科穆納爾、古德科夫、梅塔洛夫、涅夫斯基[344]等），公認這一派在共產國際來信前早就對李立三路線進行了原則性的鬥爭；另一派包括〈工會〉總委員會的幾名工人，以何孟雄和羅章龍為首，在四中全會前夕活躍起來。起初，這兩派以「不成文的協議」（或未商定的聯盟）方式共同反對立三主義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後越明顯——暴露出了這兩派之間的分歧。在反立三主義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實際上黨內展開了這兩派之間的鬥爭，這實質上構成了四中全會前夕（12月）和全會期間整個黨內鬥爭的內容。兩派分歧的實質是什麽呢？最初可以感覺到的隻是下列幾點：1.戈盧別夫派要求在同「左」的立三主義傾向作鬥爭的同時開展反對右的危險的鬥爭。對此，羅章龍派宣稱，現在誰提出右的危險的問題，誰就是在以此取消同立三主義的鬥爭。2.第一派把同立三主義的鬥爭與轉向實際和完成共產國際提出的所有任務聯繫在一起。第二派提出了與前一種情況類似的論點，認為談論實際任務無非是企圖抹殺和放棄同立三主義的鬥爭。3.第一派反對大喊大叫的、純粹是蠱惑人心的口號，反對對立三路線採取不正確的、派別的和分裂主義的鬥爭方法。而第二派正是這樣做的，它要求立即撤銷所有中央委員的職務並將他們開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動，緊急召開代表大會，它把從原則高度同立三主義的鬥爭完全轉化為狹隘小集團的、純粹個人的鬥爭。為了全麵評述第二派，還應補充一點，何孟雄在同奧斯藤[345]同誌談話時完全否認黨內右的危險，而瓦日諾夫[346]則重複了陳獨秀關於紅軍是匪幫的胡言，他公開講中國蘇維埃運動沒有前途，共產國際七月來信[347]的方針和決定是不正確的。我們很清楚，第二派實際上沒有同立三主義進行鬥爭，而隻是利用這一鬥爭和打著這一鬥爭的旗號追逐小集團的而不是黨的利益，它所謂的反對立三主義的鬥爭不是從共產國際的立場出發的，而主要是從右派立場出發的。因此，第一派把黨內優秀分子（其中包括舊領導的優秀部分）聚集和團結在自己周圍，而第二派則把黨內所有最壞的分子，其中包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拉到一起並把他們組織起來，這並不是偶然的。[348]
2月 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通過的《因中大派別鬥爭關於中國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指責中共代表團「用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圍，團集中大的學生」，「實際上幫助了中大學生中間的派別鬥爭」。硬說「中共代表團須擔負李劍如餘篤三派別行動的部分責任，這一派在中大內部進行無原則的鬥爭，走到實際上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派的活動。其中少數（張國燾）不是在當初而是在後來，才對中大內派別的鬥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立異」。共產國際「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對於中大派別鬥爭的行動，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商定新的成分」。[349]
同月 開始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楊奎鬆在《王明上台記》中說：共產國際遠東局與向忠發、周恩來等於1月9日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候補常委為陳鬱、盧福坦、徐錫根後「不過一周，即發現徐錫根、陳鬱均捲入羅章龍一派人的分裂活動之中。因此，從2月份開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進入常委了。從這以後，王明漸漸在政治局裏，因而也在中國黨內，成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了」。[350]
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說王明從向忠發被捕前就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黨的領導機關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問題時，明確地說：「向忠發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三人。向被捕後沒有補新人參加常委。」
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關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材料》，雖然沒有明確說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說顧順章被捕叛變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為躲避敵人的追捕，決定不再開常委會，輪流在三人住處接頭，「結果隻有周（恩來）、陳（紹禹）二人住處常作常委接頭地點」，向忠發因為家裏有個小老婆，「從來不約周、陳到他的住處去接頭」。這也清楚地表明，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發、周恩來、王明三人。
2月22日 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報告四中全會的經過」，以求得共產國際對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所採取的一係列重大措施的正式批準和肯定。報告中兩次點名表揚了王明，說：「在立三主義還統治著全黨的時候，中央指導機關中便遇到了陳紹禹、王稼薔（祥）、秦邦憲、何子述四同誌的反對。」[343]
2月22、23、25、2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在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談到王明，說當時中國共產黨分成了兩派，第一派當時號稱「青年共產國際派」（戈盧別夫、科穆納爾、古德科夫、梅塔洛夫、涅夫斯基[344]等），公認這一派在共產國際來信前早就對李立三路線進行了原則性的鬥爭；另一派包括〈工會〉總委員會的幾名工人，以何孟雄和羅章龍為首，在四中全會前夕活躍起來。起初，這兩派以「不成文的協議」（或未商定的聯盟）方式共同反對立三主義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後越明顯——暴露出了這兩派之間的分歧。在反立三主義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實際上黨內展開了這兩派之間的鬥爭，這實質上構成了四中全會前夕（12月）和全會期間整個黨內鬥爭的內容。兩派分歧的實質是什麽呢？最初可以感覺到的隻是下列幾點：1.戈盧別夫派要求在同「左」的立三主義傾向作鬥爭的同時開展反對右的危險的鬥爭。對此，羅章龍派宣稱，現在誰提出右的危險的問題，誰就是在以此取消同立三主義的鬥爭。2.第一派把同立三主義的鬥爭與轉向實際和完成共產國際提出的所有任務聯繫在一起。第二派提出了與前一種情況類似的論點，認為談論實際任務無非是企圖抹殺和放棄同立三主義的鬥爭。3.第一派反對大喊大叫的、純粹是蠱惑人心的口號，反對對立三路線採取不正確的、派別的和分裂主義的鬥爭方法。而第二派正是這樣做的，它要求立即撤銷所有中央委員的職務並將他們開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動，緊急召開代表大會，它把從原則高度同立三主義的鬥爭完全轉化為狹隘小集團的、純粹個人的鬥爭。為了全麵評述第二派，還應補充一點，何孟雄在同奧斯藤[345]同誌談話時完全否認黨內右的危險，而瓦日諾夫[346]則重複了陳獨秀關於紅軍是匪幫的胡言，他公開講中國蘇維埃運動沒有前途，共產國際七月來信[347]的方針和決定是不正確的。我們很清楚，第二派實際上沒有同立三主義進行鬥爭，而隻是利用這一鬥爭和打著這一鬥爭的旗號追逐小集團的而不是黨的利益，它所謂的反對立三主義的鬥爭不是從共產國際的立場出發的，而主要是從右派立場出發的。因此，第一派把黨內優秀分子（其中包括舊領導的優秀部分）聚集和團結在自己周圍，而第二派則把黨內所有最壞的分子，其中包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拉到一起並把他們組織起來，這並不是偶然的。[348]
2月 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通過的《因中大派別鬥爭關於中國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指責中共代表團「用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圍，團集中大的學生」，「實際上幫助了中大學生中間的派別鬥爭」。硬說「中共代表團須擔負李劍如餘篤三派別行動的部分責任，這一派在中大內部進行無原則的鬥爭，走到實際上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派的活動。其中少數（張國燾）不是在當初而是在後來，才對中大內派別的鬥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立異」。共產國際「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對於中大派別鬥爭的行動，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商定新的成分」。[349]
同月 開始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楊奎鬆在《王明上台記》中說：共產國際遠東局與向忠發、周恩來等於1月9日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候補常委為陳鬱、盧福坦、徐錫根後「不過一周，即發現徐錫根、陳鬱均捲入羅章龍一派人的分裂活動之中。因此，從2月份開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進入常委了。從這以後，王明漸漸在政治局裏，因而也在中國黨內，成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了」。[350]
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說王明從向忠發被捕前就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黨的領導機關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問題時，明確地說：「向忠發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三人。向被捕後沒有補新人參加常委。」
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關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材料》，雖然沒有明確說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說顧順章被捕叛變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為躲避敵人的追捕，決定不再開常委會，輪流在三人住處接頭，「結果隻有周（恩來）、陳（紹禹）二人住處常作常委接頭地點」，向忠發因為家裏有個小老婆，「從來不約周、陳到他的住處去接頭」。這也清楚地表明，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發、周恩來、王明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