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 中共江蘇省委作出關於六屆四中全會總結及目前任務的決議，認為四中全會是完全正確的，贊同全會對中央領導機關的部分改組，並批評江蘇省委內部反四中全會的部分領導人。[330]
《寫作要目》說：這個決議是《江蘇省委常委會議對中央第四次擴大會議總結及目前黨的任務的決議》，由王明撰寫，後作為附錄收入《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
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會及黨籍的決議案》，並決定開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決議案指出「四中全會是在國際路線下，在國際代表指導之下而為國際所批準召集的，四中全會的結果，又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所以反四中全會即是反黨反國際的」。[331]
1月28日 瞿秋白被迫寫出第二個聲明書，檢討自己的調和主義及處理中山大學問題的錯誤。其中說：「我的調和主義的錯誤，是和莫斯科代表團對於『學生問題』的錯誤相聯繫的。當時對於莫斯科學生中反對中大支部局的李劍如等同誌，對於這個小組織，我採取了保護態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對派別鬥爭，反而自己陷於派別鬥爭的泥坑，這是因為我當初有過對於富農問題等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這些觀點之中有些是他們所贊成的。」表示「完全拋棄自己的一切錯誤和離開國際路線的政治立場——三中全會至四中全會間之調和主義立場，而站在共產國際路線的立場之上，擁護四中全會。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之下來為黨為革命而奮鬥」。[332]
1月 作五律《雪晨過大馬路》。詩曰：
昨夜北風起，天寒細雪飄。
黎明過馬路，凍餓死同胞。
警犬踢屁罵，行人含淚瞧。
何時驅暴帝？重責在吾曹！[333]
2月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王明談話，王明說：「右翼反對派已被粉碎，並已完全投降」；「在工會方麵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他還談了何孟雄被捕的情況及羅章龍的活動，並說「周〈恩來〉近來有點玩弄手腕」，而「張國燾表現不錯，向〈忠發〉也不錯」。[334]
2月6日 這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及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將原定由任弼時、沈澤民、劉峻山三人組成的蘇區委員會擴大至五人，增加周恩來、王明兩人，負責討論遠東局交來的五個文件稿，並對蘇區軍委和共和國臨時政府委員名單提出方案，蘇區的工作包括軍事工作在內統一由周恩來負責。[335]
2月7日 在此前後寫《而今「二七」——悼「二七」龍華死難烈士》詩一首，詩曰：
廿六英雄同遇難，而今「二七」更愴然。
育南師輩孟雄友……淚灑春風泣杜鵑。[336]
2月10日 為他的《兩條路線》小冊子寫《幾點必要的聲明》，「請求中央」將小冊子「全文向全黨同誌發表」。於是，《兩條路線》在上海出版。[337]
2月20日 在王明的操縱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批判瞿秋白等人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期間及回國後的錯誤，宣稱李立三處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響的結果，說「當著中共代表團還在國際的時候，秋白同誌即曾以中大學生反支部的派別行動來影響過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當時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路線領導之下，對於陳紹禹等四同誌所施的壓迫製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團多數的派別觀念上做成的錯誤」；「過去中央政治局對於鄧中夏、李劍如、餘篤三三同誌回國工作不久即派往蘇區負責重要工作，都是不合適的」。[338]
陳修良回憶說：「這個決議的要點：是肯定王明、博古等領導的支部局路線完全正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即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陸定一、餘飛）的團長瞿秋白，影響了『中大』學生的派別行動，進而再在國內影響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領導的政治局處罰了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完全是站在派別觀點上給他們的錯誤處分，應即撤銷；代表團應負李劍如、餘篤三（反王明的『中大』學生領袖）派別行動的責任，這一派在『中大』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實際上與托派是聯盟。」「這個決議的政治後果極壞，王明後來就把凡是反對過他們的人都打成了『托派』、『右派』，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339]
王明等人不僅從政治上打擊瞿秋白，還從經濟上打擊他。在這時期，瞿秋白的處境十分困難，政治上的打擊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肺病日趨嚴重，經濟上也十分拮據。每月隻發給他十六七元生活費，當時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50～90元，中等工資二三十元，最低工資8～15元。瞿秋白的這點生活費僅可以維持他和楊之華的最低生活需要，連溫飽都說不上，更不要說醫病了。[340]
和瞿秋白一起曾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鄧中夏，也因為同情中山大學多數學生反對王明小宗派，而受到殘酷打擊。這個決議案說：「中夏同誌當時也沒能接受國際代表的意見來反對立三同誌的錯誤，反而到鄂西以後盡量去發展立三路線的錯誤。」[341]隨著決議的發出，鄧中夏被調到上海浦東區委宣傳部任發行幹事，做跑腿的工作。但王明一夥仍對他加以打擊，有時還無中生有地指責他工作不努力，有時故意讓他起草小的宣傳提綱，又故意加以東塗西改，羞辱他。
《寫作要目》說：這個決議是《江蘇省委常委會議對中央第四次擴大會議總結及目前黨的任務的決議》，由王明撰寫，後作為附錄收入《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
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會及黨籍的決議案》，並決定開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決議案指出「四中全會是在國際路線下，在國際代表指導之下而為國際所批準召集的，四中全會的結果，又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所以反四中全會即是反黨反國際的」。[331]
1月28日 瞿秋白被迫寫出第二個聲明書，檢討自己的調和主義及處理中山大學問題的錯誤。其中說：「我的調和主義的錯誤，是和莫斯科代表團對於『學生問題』的錯誤相聯繫的。當時對於莫斯科學生中反對中大支部局的李劍如等同誌，對於這個小組織，我採取了保護態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對派別鬥爭，反而自己陷於派別鬥爭的泥坑，這是因為我當初有過對於富農問題等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這些觀點之中有些是他們所贊成的。」表示「完全拋棄自己的一切錯誤和離開國際路線的政治立場——三中全會至四中全會間之調和主義立場，而站在共產國際路線的立場之上，擁護四中全會。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之下來為黨為革命而奮鬥」。[332]
1月 作五律《雪晨過大馬路》。詩曰：
昨夜北風起，天寒細雪飄。
黎明過馬路，凍餓死同胞。
警犬踢屁罵，行人含淚瞧。
何時驅暴帝？重責在吾曹！[333]
2月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王明談話，王明說：「右翼反對派已被粉碎，並已完全投降」；「在工會方麵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他還談了何孟雄被捕的情況及羅章龍的活動，並說「周〈恩來〉近來有點玩弄手腕」，而「張國燾表現不錯，向〈忠發〉也不錯」。[334]
2月6日 這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及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將原定由任弼時、沈澤民、劉峻山三人組成的蘇區委員會擴大至五人，增加周恩來、王明兩人，負責討論遠東局交來的五個文件稿，並對蘇區軍委和共和國臨時政府委員名單提出方案，蘇區的工作包括軍事工作在內統一由周恩來負責。[335]
2月7日 在此前後寫《而今「二七」——悼「二七」龍華死難烈士》詩一首，詩曰：
廿六英雄同遇難，而今「二七」更愴然。
育南師輩孟雄友……淚灑春風泣杜鵑。[336]
2月10日 為他的《兩條路線》小冊子寫《幾點必要的聲明》，「請求中央」將小冊子「全文向全黨同誌發表」。於是，《兩條路線》在上海出版。[337]
2月20日 在王明的操縱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批判瞿秋白等人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期間及回國後的錯誤，宣稱李立三處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響的結果，說「當著中共代表團還在國際的時候，秋白同誌即曾以中大學生反支部的派別行動來影響過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當時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路線領導之下，對於陳紹禹等四同誌所施的壓迫製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團多數的派別觀念上做成的錯誤」；「過去中央政治局對於鄧中夏、李劍如、餘篤三三同誌回國工作不久即派往蘇區負責重要工作，都是不合適的」。[338]
陳修良回憶說：「這個決議的要點：是肯定王明、博古等領導的支部局路線完全正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即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陸定一、餘飛）的團長瞿秋白，影響了『中大』學生的派別行動，進而再在國內影響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領導的政治局處罰了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完全是站在派別觀點上給他們的錯誤處分，應即撤銷；代表團應負李劍如、餘篤三（反王明的『中大』學生領袖）派別行動的責任，這一派在『中大』內進行無原則的鬥爭，實際上與托派是聯盟。」「這個決議的政治後果極壞，王明後來就把凡是反對過他們的人都打成了『托派』、『右派』，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339]
王明等人不僅從政治上打擊瞿秋白，還從經濟上打擊他。在這時期，瞿秋白的處境十分困難，政治上的打擊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肺病日趨嚴重，經濟上也十分拮據。每月隻發給他十六七元生活費，當時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50～90元，中等工資二三十元，最低工資8～15元。瞿秋白的這點生活費僅可以維持他和楊之華的最低生活需要，連溫飽都說不上，更不要說醫病了。[340]
和瞿秋白一起曾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鄧中夏，也因為同情中山大學多數學生反對王明小宗派，而受到殘酷打擊。這個決議案說：「中夏同誌當時也沒能接受國際代表的意見來反對立三同誌的錯誤，反而到鄂西以後盡量去發展立三路線的錯誤。」[341]隨著決議的發出，鄧中夏被調到上海浦東區委宣傳部任發行幹事，做跑腿的工作。但王明一夥仍對他加以打擊，有時還無中生有地指責他工作不努力，有時故意讓他起草小的宣傳提綱，又故意加以東塗西改，羞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