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明、康生叛賣林育南等人一事，魯訇在《康生迫害張文秋的歷史恩怨》中還說出了另一層原因。即康生做中央組織部長時，利用職權，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賣山東省委負責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道曹文敏叛變的張文秋及山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的強烈不滿。他們向中共中央揭發了曹文敏的罪行，並要求將曹文敏清除出黨組織。中央派人調查這件事時，張文秋如實揭發了曹文敏的問題，並寫了書麵材料。張文秋的正義之舉，深深地觸犯了康生。康生認為是林育南保護了張文秋，因此也向林育南下了毒手。當林育南等人開會時，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夥，把他們開會的時間、地點和人員名單，故意泄露給敵人，使敵人突然包圍會場，將林育南等同誌一齊捕獲，很快全被殺害於上海龍華。[323]
有的書還說王明反對營救何孟雄等人：「東方旅館大破壞，一下子被捉去二十幾個人。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曾提出，利用關係在國民黨將他們從工部局引渡到龍華時打一個埋伏，劫囚車。恩來也同意了，說可以試試。但陳紹禹堅決反對，說他們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犯不著替他們冒這麽大的險。結果二十幾個人就白白丟了命！對於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他（顧順章）說不上與他們有多少交情，但畢竟是在一張飯桌上吃過飯的人。他很懷疑這是陳紹禹讓人告的密，借刀殺人來排斥異己。」[324]
1月18日 在中共江南省委召開的上海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六屆四中全會的總結與上海工作》的報告。[325]
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一月十七日全總黨團會議與江蘇省委報告的決議》，嚴厲批評羅章龍、徐錫根及王克全等人的活動，指出其目的是企圖改變國際路線，分裂中央，分裂黨，號召全黨堅決反對這些活動。會議決定：批準江蘇省委十七日關於要求王克全停止分裂活動的決議；撤銷王克全在江蘇省委、上海工聯黨團的領導工作，以及羅章龍、徐錫根、餘飛等人在全總黨團的領導工作；要求王克全、徐錫根等人公開在書麵上和會議上承認錯誤。[326]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軍閥進攻蘇維埃區域的決議案》。指出：為著「最高限度的集中並鞏固我們在蘇維埃區域鬥爭的領導」，「必須增加並鞏固蘇維埃區域中央的成分」。根據這個決議，中央向各蘇區派了中央代表機構和中央代表。決議還說，中央代表機構或中央代表，「必須即刻改正在經濟的土地的組織上政策所犯的錯誤」。[327]所謂「改正」各蘇區「所犯的錯誤」，實際就是推行「左」的政策，使全黨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1月21日 羅章龍等14人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不久又發出《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誌書》。
《大綱》認為王明也犯有立三主義的錯誤，而且是在繼續維持「立三路線」，其中說：「立三路線派是極端仇視緊急會議的，因為他們知道緊急會議是要葬埋立三主義及其統治的，同時還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樣犯有立三主義錯誤的陳紹虞[328]等自然是懷著同樣的恐慌，因為陳紹虞等過去是站在『左』傾的口頭上的反對立三路線的，他們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討論六月十一日決議案時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線的總策略的（即布置全國暴動總同盟罷工等），他們是用『左』傾的口頭禪認為全國已有直接革命形勢，而說六月十一日的估量為過低的，他們在三中全會後是承認『三中全會有重大的意義』，認為立三主義隻剩有『殘餘』，隻要中央承認錯誤『可以避免論』（引文見陳紹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見書）。因此在緊急會議迅速發展之中他們是用種種不正確的宣傳破壞緊急會議的工作，他們說『立三主義已不存在』，『反立三主義的理論爭鬥應該停止』，『國際路線已在黨內完全實現』，『中央省委已承認錯誤同誌便不應該再談改造黨的組織』，『緊急會議是左傾分子的活動』。這些便是證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是時時在企圖破壞反立三路線的運動繼續維持立三路線的領導，並且他們這種企圖是受著國際代表米夫不正確的指示，米夫是公開地向著全總黨團，工聯黨團，海總黨團負責人用派別的觀點估量反立三路線的整個運動，命令他們離開反立三路線的運動，服從陳紹虞等領導（自然上述各黨團負責人是當麵拒絕並指斥了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便暗中布置合於舊中央及陳紹虞小組織派別的目的的四中全會，以代替黨員群眾需要的緊急會議。」[329]
《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誌書》說：「隻有李立三派陳韶玉派的小組織（立三派小組織是公開的事實，陳韶玉等也公開承認與米夫小組織的關係，承認與米夫密電往來及秘密活動等）才是做得出種種反黨與破壞黨部的行為！隻要看一看陳韶玉等奉中央命令組織空招牌的江南省委機關，組織上海各區黨的機關（因為黨員群眾都是反對四中全會，反對陳韶玉省委的，所以成為空機關），他們拿這些機關去與多數黨員群眾所擁護的舊省委，區委對立。」「他們為著要掩飾自己反國際路線的行動，就不得不勾結遠東局代表（當然隻是代表個人）……不得不採用懲辦製度……不得不採用國民黨官僚式的委派命令製度，甚至於賄買威脅的手段（最近江蘇省委陳韶玉派孟超收買閘北黃包車同誌，趙容收買滬西同誌均被同誌告發）。」
有的書還說王明反對營救何孟雄等人：「東方旅館大破壞，一下子被捉去二十幾個人。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曾提出，利用關係在國民黨將他們從工部局引渡到龍華時打一個埋伏，劫囚車。恩來也同意了，說可以試試。但陳紹禹堅決反對，說他們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犯不著替他們冒這麽大的險。結果二十幾個人就白白丟了命！對於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他（顧順章）說不上與他們有多少交情，但畢竟是在一張飯桌上吃過飯的人。他很懷疑這是陳紹禹讓人告的密，借刀殺人來排斥異己。」[324]
1月18日 在中共江南省委召開的上海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六屆四中全會的總結與上海工作》的報告。[325]
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一月十七日全總黨團會議與江蘇省委報告的決議》，嚴厲批評羅章龍、徐錫根及王克全等人的活動，指出其目的是企圖改變國際路線，分裂中央，分裂黨，號召全黨堅決反對這些活動。會議決定：批準江蘇省委十七日關於要求王克全停止分裂活動的決議；撤銷王克全在江蘇省委、上海工聯黨團的領導工作，以及羅章龍、徐錫根、餘飛等人在全總黨團的領導工作；要求王克全、徐錫根等人公開在書麵上和會議上承認錯誤。[326]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軍閥進攻蘇維埃區域的決議案》。指出：為著「最高限度的集中並鞏固我們在蘇維埃區域鬥爭的領導」，「必須增加並鞏固蘇維埃區域中央的成分」。根據這個決議，中央向各蘇區派了中央代表機構和中央代表。決議還說，中央代表機構或中央代表，「必須即刻改正在經濟的土地的組織上政策所犯的錯誤」。[327]所謂「改正」各蘇區「所犯的錯誤」，實際就是推行「左」的政策，使全黨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1月21日 羅章龍等14人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不久又發出《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誌書》。
《大綱》認為王明也犯有立三主義的錯誤，而且是在繼續維持「立三路線」，其中說：「立三路線派是極端仇視緊急會議的，因為他們知道緊急會議是要葬埋立三主義及其統治的，同時還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樣犯有立三主義錯誤的陳紹虞[328]等自然是懷著同樣的恐慌，因為陳紹虞等過去是站在『左』傾的口頭上的反對立三路線的，他們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討論六月十一日決議案時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線的總策略的（即布置全國暴動總同盟罷工等），他們是用『左』傾的口頭禪認為全國已有直接革命形勢，而說六月十一日的估量為過低的，他們在三中全會後是承認『三中全會有重大的意義』，認為立三主義隻剩有『殘餘』，隻要中央承認錯誤『可以避免論』（引文見陳紹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見書）。因此在緊急會議迅速發展之中他們是用種種不正確的宣傳破壞緊急會議的工作，他們說『立三主義已不存在』，『反立三主義的理論爭鬥應該停止』，『國際路線已在黨內完全實現』，『中央省委已承認錯誤同誌便不應該再談改造黨的組織』，『緊急會議是左傾分子的活動』。這些便是證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是時時在企圖破壞反立三路線的運動繼續維持立三路線的領導，並且他們這種企圖是受著國際代表米夫不正確的指示，米夫是公開地向著全總黨團，工聯黨團，海總黨團負責人用派別的觀點估量反立三路線的整個運動，命令他們離開反立三路線的運動，服從陳紹虞等領導（自然上述各黨團負責人是當麵拒絕並指斥了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便暗中布置合於舊中央及陳紹虞小組織派別的目的的四中全會，以代替黨員群眾需要的緊急會議。」[329]
《反四中全會代表團告同誌書》說：「隻有李立三派陳韶玉派的小組織（立三派小組織是公開的事實，陳韶玉等也公開承認與米夫小組織的關係，承認與米夫密電往來及秘密活動等）才是做得出種種反黨與破壞黨部的行為！隻要看一看陳韶玉等奉中央命令組織空招牌的江南省委機關，組織上海各區黨的機關（因為黨員群眾都是反對四中全會，反對陳韶玉省委的，所以成為空機關），他們拿這些機關去與多數黨員群眾所擁護的舊省委，區委對立。」「他們為著要掩飾自己反國際路線的行動，就不得不勾結遠東局代表（當然隻是代表個人）……不得不採用懲辦製度……不得不採用國民黨官僚式的委派命令製度，甚至於賄買威脅的手段（最近江蘇省委陳韶玉派孟超收買閘北黃包車同誌，趙容收買滬西同誌均被同誌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