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追隨何孟雄的人中有一些是文化人,這是薄弱環節。省委要派人大力加強工作,對他們進行分化工作,並了解他們的動態。王明指定省委宣傳部去進行這項工作,並要宣傳部負責人直接向他匯報。[317]


    同日 在王明加緊迫害,打擊持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一部分反對王明掌權的幹部在東方旅社(一說是中山旅社)開會,商量對策。由於叛徒唐虞告密,參加會的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歐陽立安、馮鏗、柔石、殷夫、胡也頻等人,被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即遇難。


    有的人在回憶和文章中說,王明等人雖然事先得到了有關情況,但他卻不去通知何孟雄等人,致使這些同誌全部被捕。例如劉曉回憶說:


    記得有一次省委會議上,王明以緊張的口氣提到:國民黨特務已在東方旅社住下,隨時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還一再聲稱何等人情況複雜,活動暴露,有可能遭到敵人破壞,要省委和各級組織都提高警惕;並說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險的,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


    當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傳到江南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好像是潘漢年或李竹聲來會上通知的,當時王明的表情異常冷淡,隻說,這是他早就意料到的。後來,他又幸災樂禍地分析:這是何孟雄等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什麽「咎由自取」;他們是「右派反黨分子」,是在反黨活動中被捕的,與一般同誌在工作中被捕性質有所不同等。接著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漢年同誌進一步了解情況。


    當大家提到如何處理善後,如何設法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解決,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後的省委會議上,王明沒有主持過如何營救這些被捕同誌的討論,也沒有詳細地提到這批同誌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準備如何營救他們。隻是在有人問起時,他回答說:「正在了解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何孟雄等大批同誌英勇就義的噩耗傳來,王明的冷淡態度簡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沒有提出上海黨組織如何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的問題,相反的,還繼續向烈士身上潑「汙水」,繼續攻擊汙衊他們。他胡說他們的犧牲是「個人野心」「反黨分裂黨」的必然結果,並提出要以此為教訓來警告、爭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們,乘此時機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他還惡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雖然已經犧牲了,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要嚴肅對待,徹底清算;並羅織了何孟雄的若幹條錯誤,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中央精神組織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他還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他的講話起草一個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誌被捕犧牲的所謂教訓,和繼續批判他們的錯誤,發給各級組織。


    在江蘇省委會議上,王明囑咐大家:對下麵一定要講清楚中央、省委雖然採取了營救被捕同誌的種種措施,但畢竟無效。


    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王明不僅是一個個人野心家,也是一個陰險毒辣的人。


    何孟雄等同誌在王明宗派集團排斥異己、無情打擊下壯烈犧牲了。[318]


    陳修良也回憶說:「80年代,劉曉同誌曾對我談起過,1931年他任江蘇省委秘書長期間,聽到24烈士被殺害後,王明在中央組織部講過:『中央早知道他們這些人一定要被捕的。』當時,劉曉覺得很奇怪:既然中央知道他們將遭不測,為什麽不及時通知他們呢?24位烈士犧牲以後,米夫、王明竟立即以黨中央名義開除了他們的黨籍,說他們都是『反黨的右派分子』。王明還專橫地不準在黨內紀念這些死難者,更趁機擴大打擊麵。凡曾經表示過不同意六屆四中全會決議者,或提出過書麵意見者均遭到打擊。」[319]


    李海文、餘海寧在《東方旅社事件》一文中說:何孟雄等被捕前,「當時工部局內潛伏有我黨中央特科的敵工人員,得到情報,立即通知了組織。可是,王明這時已醞釀將何孟雄等激烈反對四中全會的同誌開除出黨……王明早已視他們為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右派敵人。結果,林育南等同誌沒有得到敵人即將進行逮捕的通知,他們全部被捕了」。[320]


    有的人甚至認為是王明告密的。張金保曾說是張文秋告訴她何孟雄等人被害的事情的,並說這是陳紹禹(王明)告密的。她說我聽了如同火上加油。何孟雄他們大純潔了、太傻了。王明他是在借刀殺人啊![321]麥陽在《誰是告密者——龍華24烈士被捕之謎》一文中,即說龍華24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說,是王明告密的說法最早由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反對王明和六屆四中全會的王克全傳出的。他說,王明是通過他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做事的一個安徽籍同鄉告的密。麥陽在文中還說,據曾任過中共中央委員的張金保回憶,解放大連接收偽公安局時,發現有一本日本小版的書,裏麵也說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還分析說:這次集體被捕事件,不可能與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及王明無關。被捕人員幾乎全是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及王明的,而烈士們被捕時所在的中山旅社6號房間、東方旅社31號房間則是他們聚會商議的地方。1月17日江蘇省委也在此開秘密會議,因這些人都是擁護六屆四中全會的,一個也沒有被逮捕。[322]


    還有的人認為是康生告的密。1992年,美國著名學者翰拜倫在紐約出版的康生傳《龍爪》書中,談到康生當年出賣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時寫道:事實上,真正殺死這30多個共產黨員的兇手不是蔣介石。最近發現的證據表明,向國民黨密探提供情況的不是別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獲的國民黨特務吳炳叔交代說,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國民黨已掌握了他們每個人的詳細背景材料,包括入黨的時間、入黨後的活動,還有些連當事人自己也不易記起的細枝末節,因此後來的審訊過程隻是核對一下事實而已。吳炳叔相信資料來源於共產黨內部。但具體是誰,他不清楚。康生當時身為共產黨組織部的頭頭,掌管每個黨員的檔案材料,隻有他才能接觸並提供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除了吳炳叔的證詞外,還有更直接的證據。另一個新中國成立後被抓的國民黨特務王雲城,曾親眼目睹康生出賣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及「左聯」五烈士。王雲城本來是留蘇回國的共產黨員,一度當過共青團的書記,是王明的親信(他在中山大學讀書時是王明的保鏢之一)。1933年被國民黨抓住後,他寫了投降聲明,轉而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他寫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個追隨者,都死於趙容(康生的名字)領導下的紅色恐怖活動。」康生為什麽要出賣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倫在書中分析說:「後來,隨著王明的逐漸得勢,康生最終選擇了他的立場,把政治賭注押在王明這一邊。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樣的人,才能對付敵手,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進了新的中央委員名單之中。康生自然急於證明自己在派係鬥爭中的才幹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殺人計,幫助王清除了障礙,也為自己撈到了好處。不久,康生成為中共特工部的首腦,負責共產黨在整個國民黨白區的安全和諜報工作。他抓住這一行使權力的良機,大顯身手,或暗殺國民黨密探,或懲罰共產黨叛徒,直到兩年後受命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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