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誌當總書記問題》的材料，雖然沒有明確說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說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來、陳紹禹二人，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傳記與回憶》，也明確地說：「四中全會後，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向忠發在被捕叛變前，也隻是掛名的總書記，因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是紹禹。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博古、洛甫都是名義上的總書記。從反立三路線四中全會到整風運動前，你（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總司令，你實際上是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也說王明在這個時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51]
但有的學者認為，王明是1931年4月張國燾到鄂豫皖以後才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352]
根據上述情況可以看出，王明2月份進入常委會後可能還隻是候補常委，到4月張國燾到鄂豫皖以後才增補為正式的常委。
3月20日 張聞天在給雷利斯基的信中談到他和王明的分歧，他說：「由於我對工人運動的估計不同於戈盧別夫同誌，我們之間發生了爭論。我說，上海工人運動放慢了發展速度，這是無可爭辯的，但不能閉眼不看它還帶有分散的、自發的、而主要是經濟的性質。它正在經歷由防禦向反攻過渡的時期。而在戈盧別夫同誌看來，工人運動正由反攻走向進攻。顯然，他過高估計了我們的情況。」「今天在政治局會議上，我們對此又爭論了起來。我高興的是我取勝了。」[353]
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據王明自己後來說，這個決議是他起草的。
這個決議指出：紅二十軍一部分人的行動，「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他們企圖消滅黨與紅軍的隊伍，破壞黨與紅軍的領導，他們的目的是幫助著南京政府來進攻和消滅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為此，決議發出了如下的號召：「蘇區中央局以及一切黨和團的組織，要嚴格的執行以下的任務：（一）嚴厲的消滅『ab團』，一切反革命組織，一直使它們在蘇區內無法抬頭與進行它們反革命活動；（二）立時將一切反動分子剝削分子，由黨、團、蘇維埃、工會的以及一切群眾組織中清洗出去，特別是舊官僚分子；（三）建立嚴密的蘇區，肅清蘇區內一切反動的武裝來武裝農民，並打破蘇區內反革命的集群——這些我們還未實現的最主要的軍事任務；（四）在城市與農村中組織與擴大階級鬥爭……」[354]
正是根據這個精神，被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團全盤否定了蘇區中央局的意見，重新按照總前委的觀點，把參與富田事變的人均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並把紅二十軍相當數量的排長以上幹部先後處決，致使許多黨和軍隊的優秀領導者和大批忠實於革命事業的同誌，沒有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卻無辜葬身於錯誤的肅「ab團」運動中。不僅如此，王明起草的決議還為「福建的社會民主黨，湘鄂西的硬肚會、北極會，各蘇區的改組派、取消派」等定了基調，說它們都是「反革命的組織」，從而為這些地區的肅反擴大化提供了根據。事實上，這些所謂「反革命的組織」，絕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但由於中央作出了決議，各根據地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大規模進行「肅反」了，從而造成了一場場悲劇。對於各根據地的錯誤「肅反」，王明是難辭其咎的。陸定一曾說：「在共產黨內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從王明開始的。隻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見，就是反對『國際路線』，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對革命，反對革命就是反革命。鬥爭要殘酷，打擊要無情。」[355]
但在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王明卻說：「所謂1930年12月的富田事變，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這回事。隻知道31年春蘇區中央局（書記任弼時）派歐陽欽同誌向上海中央政治局報告說：富田事變後，毛澤東利用反ab團口號擴大肅反鬥爭，已經快肅到項英（原中央局書記）和曾山頭上了，問中央政治局怎麽辦？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決定由我（紹禹）起草一指示信，經常委討論通過。信內除指出肅反運動錯誤外，並指出肅反錯誤的主要原因是：階級路線不明顯，群眾工作不充分。此信到中央蘇區後，才停止了這種所謂肅反運動。可惜當時恩來同誌……沒有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述這封信送到各蘇區去，因而後來其他蘇區犯過亂殺人的錯誤，未能即時糾正和防止。」
《傳記與回憶》也說：「1931年春，紹禹代中央寫的『中共中央給中共蘇區中央局關於糾正肅反工作錯誤』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獻。富田事變後，毛澤東用反對ab團的口號擴大肅反運動，連中央政治局委員、原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同誌和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同誌都被懷疑為反革命分子，造成一片恐怖狀態。任弼時同誌（當時的蘇區中央局書記）派歐陽欽同誌到上海向中央報告情況，請求指示。此指示信內容即紹禹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指示信中除批評擴大肅反運動錯誤外，同時指出肅反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階級路線不明顯，群眾工作不充分。可惜此信未發到其他蘇區，因而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亦曾犯過擴大肅反運動的錯誤。」
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傳記與回憶》，也明確地說：「四中全會後，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陳紹禹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向忠發在被捕叛變前，也隻是掛名的總書記，因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是紹禹。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博古、洛甫都是名義上的總書記。從反立三路線四中全會到整風運動前，你（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總司令，你實際上是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也說王明在這個時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51]
但有的學者認為，王明是1931年4月張國燾到鄂豫皖以後才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352]
根據上述情況可以看出，王明2月份進入常委會後可能還隻是候補常委，到4月張國燾到鄂豫皖以後才增補為正式的常委。
3月20日 張聞天在給雷利斯基的信中談到他和王明的分歧，他說：「由於我對工人運動的估計不同於戈盧別夫同誌，我們之間發生了爭論。我說，上海工人運動放慢了發展速度，這是無可爭辯的，但不能閉眼不看它還帶有分散的、自發的、而主要是經濟的性質。它正在經歷由防禦向反攻過渡的時期。而在戈盧別夫同誌看來，工人運動正由反攻走向進攻。顯然，他過高估計了我們的情況。」「今天在政治局會議上，我們對此又爭論了起來。我高興的是我取勝了。」[353]
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據王明自己後來說，這個決議是他起草的。
這個決議指出：紅二十軍一部分人的行動，「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他們企圖消滅黨與紅軍的隊伍，破壞黨與紅軍的領導，他們的目的是幫助著南京政府來進攻和消滅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為此，決議發出了如下的號召：「蘇區中央局以及一切黨和團的組織，要嚴格的執行以下的任務：（一）嚴厲的消滅『ab團』，一切反革命組織，一直使它們在蘇區內無法抬頭與進行它們反革命活動；（二）立時將一切反動分子剝削分子，由黨、團、蘇維埃、工會的以及一切群眾組織中清洗出去，特別是舊官僚分子；（三）建立嚴密的蘇區，肅清蘇區內一切反動的武裝來武裝農民，並打破蘇區內反革命的集群——這些我們還未實現的最主要的軍事任務；（四）在城市與農村中組織與擴大階級鬥爭……」[354]
正是根據這個精神，被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團全盤否定了蘇區中央局的意見，重新按照總前委的觀點，把參與富田事變的人均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並把紅二十軍相當數量的排長以上幹部先後處決，致使許多黨和軍隊的優秀領導者和大批忠實於革命事業的同誌，沒有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卻無辜葬身於錯誤的肅「ab團」運動中。不僅如此，王明起草的決議還為「福建的社會民主黨，湘鄂西的硬肚會、北極會，各蘇區的改組派、取消派」等定了基調，說它們都是「反革命的組織」，從而為這些地區的肅反擴大化提供了根據。事實上，這些所謂「反革命的組織」，絕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但由於中央作出了決議，各根據地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大規模進行「肅反」了，從而造成了一場場悲劇。對於各根據地的錯誤「肅反」，王明是難辭其咎的。陸定一曾說：「在共產黨內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從王明開始的。隻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見，就是反對『國際路線』，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對革命，反對革命就是反革命。鬥爭要殘酷，打擊要無情。」[355]
但在孟慶樹根據王明晚年談話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王明卻說：「所謂1930年12月的富田事變，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這回事。隻知道31年春蘇區中央局（書記任弼時）派歐陽欽同誌向上海中央政治局報告說：富田事變後，毛澤東利用反ab團口號擴大肅反鬥爭，已經快肅到項英（原中央局書記）和曾山頭上了，問中央政治局怎麽辦？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決定由我（紹禹）起草一指示信，經常委討論通過。信內除指出肅反運動錯誤外，並指出肅反錯誤的主要原因是：階級路線不明顯，群眾工作不充分。此信到中央蘇區後，才停止了這種所謂肅反運動。可惜當時恩來同誌……沒有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述這封信送到各蘇區去，因而後來其他蘇區犯過亂殺人的錯誤，未能即時糾正和防止。」
《傳記與回憶》也說：「1931年春，紹禹代中央寫的『中共中央給中共蘇區中央局關於糾正肅反工作錯誤』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獻。富田事變後，毛澤東用反對ab團的口號擴大肅反運動，連中央政治局委員、原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同誌和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同誌都被懷疑為反革命分子，造成一片恐怖狀態。任弼時同誌（當時的蘇區中央局書記）派歐陽欽同誌到上海向中央報告情況，請求指示。此指示信內容即紹禹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指示信中除批評擴大肅反運動錯誤外，同時指出肅反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階級路線不明顯，群眾工作不充分。可惜此信未發到其他蘇區，因而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亦曾犯過擴大肅反運動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