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遠東局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們提議，分正式常委和候補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擔任，候補的可考慮王明、陳鬱、張國燾三人。但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關於王明是否應當馬上回中央工作的問題產生了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王明應當回中央做候補常委工作，而多數認為王明仍應負責江南省委一個時期，等有合適人選再考慮回中央。最後，會議通過了向忠發的提議，正式常委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候補常委為陳鬱、盧福坦、徐錫根。[309]
1月12日 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召開會議，傳達並討論了中央政治局1月10日會議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意見而提出的江南省委常委人選名單的意見，決定省委常委由王明、王克全、陳雲等九人組成。[310]
1月13日 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密使的身份在上海英租界滬西花園洋房內，召集不同意王明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二三十名幹部開會。他說：「王明是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最高的布爾塞維克」，是「反立三路線最卓越的戰士」，是「最優秀的黨的領導」，還說他是百分之百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你們信任他，就是信任共產國際。國際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四中全會就是體現國際路線的。米夫宣布：反四中全會便是反國際，你們都應該受處分。
在此前後 與米夫找陳鬱等人談話，並開會鬥爭陳鬱。
周焱等著《陳鬱傳》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陳鬱等立即起草了《海總黨團呈中央的聲明書》，反對四中全會的決議，建議「重新召開一次會議，解決當前政治任務提出的實際問題」。於是，米夫和王明親自出麵找陳鬱談話。米夫說：「我們以為你已從錯誤的道路上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了，又考慮到你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所以提升你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想到你卻走得更遠了，公然對共產國際承認的中國黨中央舉起了反叛的旗幟！你這種反黨、反國際的行為必須立即停止！」王明幫腔說：「很明顯，反『四中全會』就是反對國際！你為人坦率性急，容易受人煽動，希望懸崖勒馬，收回錯誤《聲明書》！」陳鬱說：「向黨申明自己的立場是黨允許的。我不認為《聲明書》有什麽錯誤！我建議政治局討論我們《聲明書》！」米夫說：「你那個錯誤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討論！你要趕快檢查自己的錯誤！」昏頭昏腦的向忠發也在旁邊幫腔，他用總書記的口吻說：「老陳！你們那個《聲明書》字字都是錯的，如果都學你們的樣子，那不都反了嗎？你要從黨的利益出發，向黨中央寫一個『悔過書』，讓其組織吸取你們的教訓！」陳鬱憤然地說：「我檢討書都不寫，還寫『悔過書』？我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如果認為我錯了，再上報共產國際，怎樣處分我都接受！」米夫、王明等人碰了釘子，本想開除陳鬱黨籍，但怕激怒了廣大海員，並考慮羅章龍等人正在積極活動組織「非常委會」，因此不敢貿然處分陳鬱。[311]
書中還說：在一次由王明親自主持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會議上，王明貌似謙遜地要新組成的黨團成員對當前如何開展工人運動發表意見。這時的「全總」黨團除陳鬱等少數原任成員外，絕大多數已是王明提拔起來的「鬥爭幹部」。他們以王明的意見為意見，一開場就「請紹禹同誌作指示」。王明卻叫陳鬱先講。陳鬱心直口快。馬上就把曾在「海總」黨團會議上議論過的主張講了出來。他說：現在白區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基層，先恢復黨、團、工會的正常工作，把公開機構與秘密機構分開，把非法鬥爭和合法鬥爭結合起來，要在努力發展紅色工會的同時，伺機打入黃色工會，壯大我們的力量。我們要從關心工人群眾的實際利益著手，解除他們對我們的恐懼。現在需要的是到工人群眾中去做艱苦的工作，不能在旅館裏靠交通員來指揮……王明一拍桌子，大聲說：「誰住在旅館指揮？你是想讓黨中央暴露在敵人的鼻子底下嗎？」原來，陳鬱無意中的一句話卻戳著了王明的痛處。那時，許多黨組織遭到了敵人的破壞，國民黨特務在共產黨叛徒的帶領下到處搜捕共產黨人。身任中央領導併兼任江蘇省委書記的王明，天天膽戰心驚，根本不敢到群眾中去，也不敢住在黨的秘密機關。他不惜花費黨的得來不易的大量經費，住進了一家外國人辦的豪華醫院。為了更加安全，他竟包了整整一層樓，由秘書、警衛人員戒備森嚴地住在那裏，讓康生等人替他傳遞消息，發布「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命令。他今天是在經過最嚴密的布置後，在向忠發親自陪同下「冒險」來到這裏的。陳鬱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卻並不知王明住在何處，而且在發言中也沒有責備任何人的意思。王明本來就對他不放心，聽他這麽講，以為他是指桑罵槐，所以先從這句話開始「回擊」。當然，更重要的是陳鬱的政治主張同王明格格不入。王明雖然感到了白色恐怖的真實存在，他躲在豪華的洋人醫院不敢出來就是明證，但他卻「堅信革命的高潮已不可避免地到來了」。他說：「陳鬱的觀點，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是『立三』路線和『調和路線』的典型觀點，他根本沒有從反對『四中全會』的反黨立場上轉變過來，他的《聲明書》是欺騙黨的、欺騙國際的文件，就是在這個騙人的文件中，也充滿了許多荒謬的、許多為自己開脫的論點。戰鬥的布爾什維克，必須同陳鬱的反國際、反黨的立場劃清界限！」他還在最後作結論時說：「陳鬱事件暴露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嚴重不純！正如列寧主義的黨中央一再指出的那樣，必須徹底改造各級黨的領導，要用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忠於國際的鬥爭幹部，代替仍然竊據著領導崗位的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分子！對他們不能仁慈，不能存絲毫幻想。陳鬱事件就是一個極好的教訓。我們必須在工會係統以及各級黨組織、根據地全力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調和主義路線的鬥爭，把那些悲觀失望、在敵人麵前畏首畏尾的機會主義分子清除出黨。在日本帝國主義即將進攻蘇聯的情況下，我們絕不能象陳鬱那樣提出取消『擁護蘇聯』的口號；在紅軍即將擊潰國民黨主力、攻占大城市的時候，我們絕不能象陳鬱那樣提出取消『擁護紅軍』的口號！在全國革命總發動就在眼前、全國蘇維埃即將誕生的時候，我們絕不能象陳鬱那樣，提出取消『建立蘇維埃』的口號！相反，我們要更高地舉起國際路線的旗幟，不惜一切代價，包括個人的生命，使這些口號馬上變成現實！我們要不斷組織進攻，不停頓地打擊敵人，直到勝利！讓一切機會主義分子在已奪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布爾什維克麵前哀泣吧！」他口若懸河，越說越激昂。當他一拳打在桌上結束自己的「結論」時，向忠發用濃重的漢口話附和說：「紹禹同誌講得好，我完全同意，陳鬱要在三天內寫出檢討。」第二天，陳鬱感到不好在上海工作，於是提出到蘇聯學習，這正中王明等人的下懷。當周恩來一提出來，王明馬上同意。向忠發還說：「他還未就『陳鬱事件』寫檢討呢？」王明說：「不必檢討了。叫他去吧！他不提出來，我還想派他去呢！他留在國內有害無益，他那些蠱惑性的觀點，會渙散工會係統的鬥爭意誌，他在工會係統有一定影響，又不能馬上開除他，叫他馬上去，越快越好！他到了蘇聯再不改正錯誤，我們另有辦法！」陳鬱後來在《自傳》中寫道：「『四中全會』後，我與王明等人討論工人運動時，王明罵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後來，到了莫斯科也是這樣。」在周恩來心裏，陳鬱出國是「留學」，而在王明等人心中，把陳鬱送出國不過是「流放」而已。[312]
1月12日 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召開會議，傳達並討論了中央政治局1月10日會議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意見而提出的江南省委常委人選名單的意見，決定省委常委由王明、王克全、陳雲等九人組成。[310]
1月13日 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密使的身份在上海英租界滬西花園洋房內，召集不同意王明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二三十名幹部開會。他說：「王明是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最高的布爾塞維克」，是「反立三路線最卓越的戰士」，是「最優秀的黨的領導」，還說他是百分之百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你們信任他，就是信任共產國際。國際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四中全會就是體現國際路線的。米夫宣布：反四中全會便是反國際，你們都應該受處分。
在此前後 與米夫找陳鬱等人談話，並開會鬥爭陳鬱。
周焱等著《陳鬱傳》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陳鬱等立即起草了《海總黨團呈中央的聲明書》，反對四中全會的決議，建議「重新召開一次會議，解決當前政治任務提出的實際問題」。於是，米夫和王明親自出麵找陳鬱談話。米夫說：「我們以為你已從錯誤的道路上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了，又考慮到你在工人運動中的影響，所以提升你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想到你卻走得更遠了，公然對共產國際承認的中國黨中央舉起了反叛的旗幟！你這種反黨、反國際的行為必須立即停止！」王明幫腔說：「很明顯，反『四中全會』就是反對國際！你為人坦率性急，容易受人煽動，希望懸崖勒馬，收回錯誤《聲明書》！」陳鬱說：「向黨申明自己的立場是黨允許的。我不認為《聲明書》有什麽錯誤！我建議政治局討論我們《聲明書》！」米夫說：「你那個錯誤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討論！你要趕快檢查自己的錯誤！」昏頭昏腦的向忠發也在旁邊幫腔，他用總書記的口吻說：「老陳！你們那個《聲明書》字字都是錯的，如果都學你們的樣子，那不都反了嗎？你要從黨的利益出發，向黨中央寫一個『悔過書』，讓其組織吸取你們的教訓！」陳鬱憤然地說：「我檢討書都不寫，還寫『悔過書』？我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如果認為我錯了，再上報共產國際，怎樣處分我都接受！」米夫、王明等人碰了釘子，本想開除陳鬱黨籍，但怕激怒了廣大海員，並考慮羅章龍等人正在積極活動組織「非常委會」，因此不敢貿然處分陳鬱。[311]
書中還說：在一次由王明親自主持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會議上，王明貌似謙遜地要新組成的黨團成員對當前如何開展工人運動發表意見。這時的「全總」黨團除陳鬱等少數原任成員外，絕大多數已是王明提拔起來的「鬥爭幹部」。他們以王明的意見為意見，一開場就「請紹禹同誌作指示」。王明卻叫陳鬱先講。陳鬱心直口快。馬上就把曾在「海總」黨團會議上議論過的主張講了出來。他說：現在白區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基層，先恢復黨、團、工會的正常工作，把公開機構與秘密機構分開，把非法鬥爭和合法鬥爭結合起來，要在努力發展紅色工會的同時，伺機打入黃色工會，壯大我們的力量。我們要從關心工人群眾的實際利益著手，解除他們對我們的恐懼。現在需要的是到工人群眾中去做艱苦的工作，不能在旅館裏靠交通員來指揮……王明一拍桌子，大聲說：「誰住在旅館指揮？你是想讓黨中央暴露在敵人的鼻子底下嗎？」原來，陳鬱無意中的一句話卻戳著了王明的痛處。那時，許多黨組織遭到了敵人的破壞，國民黨特務在共產黨叛徒的帶領下到處搜捕共產黨人。身任中央領導併兼任江蘇省委書記的王明，天天膽戰心驚，根本不敢到群眾中去，也不敢住在黨的秘密機關。他不惜花費黨的得來不易的大量經費，住進了一家外國人辦的豪華醫院。為了更加安全，他竟包了整整一層樓，由秘書、警衛人員戒備森嚴地住在那裏，讓康生等人替他傳遞消息，發布「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命令。他今天是在經過最嚴密的布置後，在向忠發親自陪同下「冒險」來到這裏的。陳鬱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卻並不知王明住在何處，而且在發言中也沒有責備任何人的意思。王明本來就對他不放心，聽他這麽講，以為他是指桑罵槐，所以先從這句話開始「回擊」。當然，更重要的是陳鬱的政治主張同王明格格不入。王明雖然感到了白色恐怖的真實存在，他躲在豪華的洋人醫院不敢出來就是明證，但他卻「堅信革命的高潮已不可避免地到來了」。他說：「陳鬱的觀點，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是『立三』路線和『調和路線』的典型觀點，他根本沒有從反對『四中全會』的反黨立場上轉變過來，他的《聲明書》是欺騙黨的、欺騙國際的文件，就是在這個騙人的文件中，也充滿了許多荒謬的、許多為自己開脫的論點。戰鬥的布爾什維克，必須同陳鬱的反國際、反黨的立場劃清界限！」他還在最後作結論時說：「陳鬱事件暴露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嚴重不純！正如列寧主義的黨中央一再指出的那樣，必須徹底改造各級黨的領導，要用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忠於國際的鬥爭幹部，代替仍然竊據著領導崗位的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分子！對他們不能仁慈，不能存絲毫幻想。陳鬱事件就是一個極好的教訓。我們必須在工會係統以及各級黨組織、根據地全力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調和主義路線的鬥爭，把那些悲觀失望、在敵人麵前畏首畏尾的機會主義分子清除出黨。在日本帝國主義即將進攻蘇聯的情況下，我們絕不能象陳鬱那樣提出取消『擁護蘇聯』的口號；在紅軍即將擊潰國民黨主力、攻占大城市的時候，我們絕不能象陳鬱那樣提出取消『擁護紅軍』的口號！在全國革命總發動就在眼前、全國蘇維埃即將誕生的時候，我們絕不能象陳鬱那樣，提出取消『建立蘇維埃』的口號！相反，我們要更高地舉起國際路線的旗幟，不惜一切代價，包括個人的生命，使這些口號馬上變成現實！我們要不斷組織進攻，不停頓地打擊敵人，直到勝利！讓一切機會主義分子在已奪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布爾什維克麵前哀泣吧！」他口若懸河，越說越激昂。當他一拳打在桌上結束自己的「結論」時，向忠發用濃重的漢口話附和說：「紹禹同誌講得好，我完全同意，陳鬱要在三天內寫出檢討。」第二天，陳鬱感到不好在上海工作，於是提出到蘇聯學習，這正中王明等人的下懷。當周恩來一提出來，王明馬上同意。向忠發還說：「他還未就『陳鬱事件』寫檢討呢？」王明說：「不必檢討了。叫他去吧！他不提出來，我還想派他去呢！他留在國內有害無益，他那些蠱惑性的觀點，會渙散工會係統的鬥爭意誌，他在工會係統有一定影響，又不能馬上開除他，叫他馬上去，越快越好！他到了蘇聯再不改正錯誤，我們另有辦法！」陳鬱後來在《自傳》中寫道：「『四中全會』後，我與王明等人討論工人運動時，王明罵我是右傾機會主義，後來，到了莫斯科也是這樣。」在周恩來心裏，陳鬱出國是「留學」，而在王明等人心中，把陳鬱送出國不過是「流放」而已。[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