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當時雖然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在實際工作中起著別的政治局委員起不到的重要作用。楊奎鬆在《向忠發是怎樣一個總書記？》一文中說：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雖然向忠發仗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總書記的位置，但反覆公開地承認錯誤並把自己說得幾乎一無是處，結果使他明顯不再象過去那樣爭強好勝了。他開始把寶押在陳紹禹的身上，極力想讓剛剛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陳紹禹進入政治局常委，來幫助把關。因為他這次政治上的嚴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再不能象過去那樣逞英雄了，他幾次提出需要有個『幫手』。而這個幫手最好就是陳紹禹。其實他早就知道，陳紹禹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幹將。但過去他過於自信，竟沒有把陳紹禹放在眼裏。如今他翻然悔悟。雖然米夫和遠東局最初並未同意讓陳紹禹迅速進入常委工作，但他還是每每必定拉上陳紹禹來開會，並且一反過去那股從不服輸的勁頭兒，即使是陳紹禹當麵頂撞他，他也盡量不動肝火，通常隻是諾諾而已」。[301]
直到晚年，王明還在肯定六屆四中全會的功績，他說：「至於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的共產國際路線，是受全黨擁護和享有很高威信的，在遵義會議上不僅誰也沒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也不敢反對它的。因此，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偽造的併到現在還在宣傳的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路線是什麽『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302]
但是，有的論著認為：「王明上台，也隻是上到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台，一個政治局委員就能把持一切，為所欲為，就能形成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中央，有些解釋還缺乏說服力。」[303]
1月7日後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打著共產國際旗號，通過「反右傾」和「改造黨」等方式，逐步把王明的「左」傾錯誤推向全黨。
當時，中央發了許多文件。這些文件雖然不都是王明起草的，但因為六屆四中全會實際上批準了王明的小冊子，文件就不能不體現小冊子的「反右傾」精神。例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發出第一號《通告》，即《四中全會後第一號——目前政治形勢及黨的中心任務》提出：「革命的群眾鬥爭是高漲的，尤其是農民土地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將向前發展，而蘇區與紅軍的存在也將更加推動著革命運動前進。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堅決執行進攻的路線，這不僅能擊破『圍剿』，破壞反革命的武裝勢力，保持住已得的勝利，而且還可以更加擴展蘇維埃運動。」為此，就要「反右傾」，「要不加強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認定它仍是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則必不能正確的解決當前任務，而執行國際路線」。[304]
在以「反右傾」為綱布置各項工作的同時，「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中央，還開始有係統地改造黨。所謂「有係統地改造黨」，主要包括兩個方麵：第一，實行「順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主義幹部政策，用「鬥爭幹部」、「新生力量」「改造和充實」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第二，實行「欽差大臣滿天飛」的領導體製，用中央代表、巡視員，就地指導和監督地方黨組織執行「進攻路線」。
盛嶽回憶說：「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強調右傾機會主義者是中共的最大威脅。『他們向全國各地派了他們的代表，去開展所謂的反右鬥爭。』他們不僅要控製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最高領導機關，而且企圖控製每一個蘇區。根據他們的龐大計劃，他們先讓陳紹禹當江蘇省委書記，那是中共的最重要職位。殷鑑、王雲程和朱阿根留在上海參加工人運動或搞共青團工作。李元傑派去山東工作；陳原道在滿洲；何子述在河北。王稼祥調到瑞金當中國紅軍政治部主任。陳昌浩當鄂豫皖蘇區徐向前指揮的第四方麵軍的政治委員。之後，沈澤民和他的妻子張琴秋也被派到那裏，以加強黨的領導。夏曦擔任中共中央駐洪湖——湘鄂西蘇區代表。」[305]
據黃藥眠回憶，王明上台後提拔了大批從莫斯科回國的幹部。他說：「在瞿秋白、李立三領導之下，常常有人說外國人不懂中國的國情，就是從莫斯科學習回來的學生也是如此，學習了外國的馬列主義，但不懂中國國情。王明上台之後，一下子翻了過來，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受到國際教育，沒有學好馬列主義，都是土包子，執行土政策，不懂得馬列主義的政治路線，是土派共產黨。於是，王明上台之後，就讓這一批洋派人掌權了。」[306]
同期 瞿秋白被迫寫出聲明書，聲明對於四中全會對他的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對於四中全會的決議案，「完完全全擁護」，並檢討了自己所犯的調和主義的錯誤。[307]
1月8日 參加中共江南省委常委會議，傳達《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308]
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分工及中央常委人選等問題。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王明為候補常委，周恩來提議王明仍應做江南（江蘇）省委書記，會議未同意遠東局提議。楊奎鬆在《王明上台記》中說：
王明沒遇任何阻力就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過他成為政治局常委還經過了一點周折。
四中全會召開後的第三天，即1月9日，遠東局召集政治局向忠發、周恩來等商談新政治局的分工問題。向忠發首先提議，為加強政治局的政治領導力量，使常委能夠多注意一些政治問題，考慮以向忠發、任弼時、王明和張國燾為常委，周恩來因為黨內爭議較多，建議代理江南省委書記從事實際工作。
直到晚年，王明還在肯定六屆四中全會的功績，他說：「至於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的共產國際路線，是受全黨擁護和享有很高威信的，在遵義會議上不僅誰也沒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也不敢反對它的。因此，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偽造的併到現在還在宣傳的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路線是什麽『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302]
但是，有的論著認為：「王明上台，也隻是上到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台，一個政治局委員就能把持一切，為所欲為，就能形成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中央，有些解釋還缺乏說服力。」[303]
1月7日後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打著共產國際旗號，通過「反右傾」和「改造黨」等方式，逐步把王明的「左」傾錯誤推向全黨。
當時，中央發了許多文件。這些文件雖然不都是王明起草的，但因為六屆四中全會實際上批準了王明的小冊子，文件就不能不體現小冊子的「反右傾」精神。例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發出第一號《通告》，即《四中全會後第一號——目前政治形勢及黨的中心任務》提出：「革命的群眾鬥爭是高漲的，尤其是農民土地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將向前發展，而蘇區與紅軍的存在也將更加推動著革命運動前進。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堅決執行進攻的路線，這不僅能擊破『圍剿』，破壞反革命的武裝勢力，保持住已得的勝利，而且還可以更加擴展蘇維埃運動。」為此，就要「反右傾」，「要不加強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認定它仍是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則必不能正確的解決當前任務，而執行國際路線」。[304]
在以「反右傾」為綱布置各項工作的同時，「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中央，還開始有係統地改造黨。所謂「有係統地改造黨」，主要包括兩個方麵：第一，實行「順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主義幹部政策，用「鬥爭幹部」、「新生力量」「改造和充實」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第二，實行「欽差大臣滿天飛」的領導體製，用中央代表、巡視員，就地指導和監督地方黨組織執行「進攻路線」。
盛嶽回憶說：「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強調右傾機會主義者是中共的最大威脅。『他們向全國各地派了他們的代表，去開展所謂的反右鬥爭。』他們不僅要控製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最高領導機關，而且企圖控製每一個蘇區。根據他們的龐大計劃，他們先讓陳紹禹當江蘇省委書記，那是中共的最重要職位。殷鑑、王雲程和朱阿根留在上海參加工人運動或搞共青團工作。李元傑派去山東工作；陳原道在滿洲；何子述在河北。王稼祥調到瑞金當中國紅軍政治部主任。陳昌浩當鄂豫皖蘇區徐向前指揮的第四方麵軍的政治委員。之後，沈澤民和他的妻子張琴秋也被派到那裏，以加強黨的領導。夏曦擔任中共中央駐洪湖——湘鄂西蘇區代表。」[305]
據黃藥眠回憶，王明上台後提拔了大批從莫斯科回國的幹部。他說：「在瞿秋白、李立三領導之下，常常有人說外國人不懂中國的國情，就是從莫斯科學習回來的學生也是如此，學習了外國的馬列主義，但不懂中國國情。王明上台之後，一下子翻了過來，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受到國際教育，沒有學好馬列主義，都是土包子，執行土政策，不懂得馬列主義的政治路線，是土派共產黨。於是，王明上台之後，就讓這一批洋派人掌權了。」[306]
同期 瞿秋白被迫寫出聲明書，聲明對於四中全會對他的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對於四中全會的決議案，「完完全全擁護」，並檢討了自己所犯的調和主義的錯誤。[307]
1月8日 參加中共江南省委常委會議，傳達《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308]
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分工及中央常委人選等問題。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王明為候補常委，周恩來提議王明仍應做江南（江蘇）省委書記，會議未同意遠東局提議。楊奎鬆在《王明上台記》中說：
王明沒遇任何阻力就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過他成為政治局常委還經過了一點周折。
四中全會召開後的第三天，即1月9日，遠東局召集政治局向忠發、周恩來等商談新政治局的分工問題。向忠發首先提議，為加強政治局的政治領導力量，使常委能夠多注意一些政治問題，考慮以向忠發、任弼時、王明和張國燾為常委，周恩來因為黨內爭議較多，建議代理江南省委書記從事實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