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 米夫直接操縱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
會前，米夫包攬了會議的重要籌備工作。他自己起草四中全會決議，擬定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義提出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擬定了參加會議的人員，規定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各地方、各部門的代表外，還讓莫斯科回來的一些學生代表參加，而且凡參加會議的人都有表決權。有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因為被視為持不同意見，沒有通知他們到會。徐蘭芝時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的負責人，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按理應通知在上海的他參加六屆四中全會，隻因為他贊成全總黨團書記羅章龍的觀點，就沒有得到參會通知。正巧六屆四中全會召開那天，他偶然得知開會消息，便氣憤地闖入會場。據目擊者張金保回憶當時情景說：「會議開始不久，全國鐵路總工會負責人徐蘭芝闖進會場，質問向忠發：『你們開的什麽會？』有人替向忠發回答：『六屆四中全會。』徐蘭芝拍著桌子大聲責問：『我是候補中央委員，為什麽不通知我來參加六屆四中全會？』問得向忠發張口結舌說不出話。這時，王明站起來幫助向忠發解圍。他拍著徐蘭芝的肩膀，把他拉到另一間房子去了。」他還說：「通知去開緊急會議，到會後卻宣布四中全會。他們設圈子，讓我們往裏跳。結果把我們騙了，他們學了馬列主義，吃的洋麵包，卻學會資產階級的一套，他們品質太惡劣了。」[285]
向忠發在會上作的《中央政治局報告》，完全接受了王明在《兩條路線》小冊子中的觀點和意見，批評「立三路線」，批評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批評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沒有在工作上「真正轉變」過來，提議取消贊助「立三路線」的中央委員，引進反「立三路線」的人到中央委員會來，重新審查政治局的成分。《報告》檢查了處分王明等4人的錯誤，點名批評了瞿秋白。
在討論《報告》時，王明儼然以理論家的姿態講了四條意見。1.「立三路線的理論與實際」，說「立三路線是左傾空談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同時點名批評了瞿秋白。2.「黨的改造問題」，說「黨的改造」不隻撤換幾個領導人，還要「發展黨內政治鬥爭」，用新的幹部「代替舊的幹部」。3.「黨內鬥爭與黨的進步」，說「黨在反立三路線的鬥爭中，表現很大的進步」。今後，「需要加緊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4.「目前形勢及黨的任務」，說我們的任務，是「執行國際路線」，擁護蘇聯，反對敵人進攻紅軍和蘇維埃。
米夫的結論除重複王明的觀點外，還吹捧王明等人，說他們是「堅決的與站在國際路線上麵來反對立三路線的」，是將在莫斯科學習到的東西「應用出來，堅決的執行國際路線」，[286]並嚴厲地批評瞿秋白，也批評了羅章龍的分裂黨的活動。
會議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其中說：為著完成黨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許多任務，「擴大的四中全會認為必須取消三中全會所補選的贊助立三同誌的中央委員，引進反立三主義的鬥爭之中擁護國際路線的同誌到中央委員會裏來，並且重新審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黨的正確領導」。[287]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爾後，即補選中央委員和改選政治局。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一個名單，這個名單是讓我和賀昌從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委員中退出來，讓瞿秋白、李立三和我從三中全會的政治局中退出來，並提出向忠發、王明等十六人為新的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這個名單一宣布，即遭到羅章龍、餘飛、史文彬等人的反對。羅章龍不僅要求把李立三、我和賀昌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而且要求徹底改造政治局，說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線的執行者……在米夫的操縱下，又由於羅章龍等人對原中央領導人採取打倒一切的態度，遠東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單獲得多數通過。結果，退出的中委是我和賀昌，補選的中委是韓連會、王藎仁、王明、許畏三、沈先定、沈澤民、黃蘇、曾炳春、夏曦等九人；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三人，新選入政治局的是劉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時、陳鬱等五人。這樣，在米夫支持下便實現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領導權的計劃，使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進入黨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政治局。向忠發名義上雖然繼續擔任政治常務委員會主席，但實際上由王明等人獨攬中央領導大權。」「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夠上台，我認為：一是得到共產國際的賞識和支持，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條主義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誌對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三是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著的『左』傾情緒和政策還濃厚地存在著，容易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論和政策所迷惑。」「總之，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沒有什麽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它給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帶來了更加嚴重的災難。」[288]
從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的幾件歷史事實》的材料看，王明等人在四中全會前搞了很多非組織活動。這份材料說：決定我去參加四中全會，首先是王明告訴我的。當四中全會開會前三數分鍾，陳原道來告訴我兩件事情：一件是說羅章龍是右派，要我發言反對；另一件是說「右派」堅持要開緊急會議或預備會議，反對開四中全會，但國際代表與中央都主張開四中全會，要我反對開緊急會議的主張。所謂「右派」問題，當時對我不僅是一個突然的問題，而且我自己根本無法理解。那時我隻覺得羅章龍他們有兩個意見我是不贊成的：一是說中央過去沒有做任何工作；另一個是主張中央全部改造。但我思想中絕無他們是右派的感覺，所以我沒有發言。四中全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有些爭論，開展反「右派」鬥爭還是四中全會以後的事情。四中全會隻開了一天，決議與補選中央委員的名單，都是事先預備好的。在會議過程中，雖然發生過一些爭論，但結果都照原來準備好的通過了。[289]
會前，米夫包攬了會議的重要籌備工作。他自己起草四中全會決議，擬定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義提出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擬定了參加會議的人員，規定除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各地方、各部門的代表外，還讓莫斯科回來的一些學生代表參加，而且凡參加會議的人都有表決權。有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因為被視為持不同意見，沒有通知他們到會。徐蘭芝時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的負責人，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按理應通知在上海的他參加六屆四中全會，隻因為他贊成全總黨團書記羅章龍的觀點，就沒有得到參會通知。正巧六屆四中全會召開那天，他偶然得知開會消息，便氣憤地闖入會場。據目擊者張金保回憶當時情景說：「會議開始不久，全國鐵路總工會負責人徐蘭芝闖進會場，質問向忠發：『你們開的什麽會？』有人替向忠發回答：『六屆四中全會。』徐蘭芝拍著桌子大聲責問：『我是候補中央委員，為什麽不通知我來參加六屆四中全會？』問得向忠發張口結舌說不出話。這時，王明站起來幫助向忠發解圍。他拍著徐蘭芝的肩膀，把他拉到另一間房子去了。」他還說：「通知去開緊急會議，到會後卻宣布四中全會。他們設圈子，讓我們往裏跳。結果把我們騙了，他們學了馬列主義，吃的洋麵包，卻學會資產階級的一套，他們品質太惡劣了。」[285]
向忠發在會上作的《中央政治局報告》，完全接受了王明在《兩條路線》小冊子中的觀點和意見，批評「立三路線」，批評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批評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沒有在工作上「真正轉變」過來，提議取消贊助「立三路線」的中央委員，引進反「立三路線」的人到中央委員會來，重新審查政治局的成分。《報告》檢查了處分王明等4人的錯誤，點名批評了瞿秋白。
在討論《報告》時，王明儼然以理論家的姿態講了四條意見。1.「立三路線的理論與實際」，說「立三路線是左傾空談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消極」。同時點名批評了瞿秋白。2.「黨的改造問題」，說「黨的改造」不隻撤換幾個領導人，還要「發展黨內政治鬥爭」，用新的幹部「代替舊的幹部」。3.「黨內鬥爭與黨的進步」，說「黨在反立三路線的鬥爭中，表現很大的進步」。今後，「需要加緊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4.「目前形勢及黨的任務」，說我們的任務，是「執行國際路線」，擁護蘇聯，反對敵人進攻紅軍和蘇維埃。
米夫的結論除重複王明的觀點外，還吹捧王明等人，說他們是「堅決的與站在國際路線上麵來反對立三路線的」，是將在莫斯科學習到的東西「應用出來，堅決的執行國際路線」，[286]並嚴厲地批評瞿秋白，也批評了羅章龍的分裂黨的活動。
會議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其中說：為著完成黨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許多任務，「擴大的四中全會認為必須取消三中全會所補選的贊助立三同誌的中央委員，引進反立三主義的鬥爭之中擁護國際路線的同誌到中央委員會裏來，並且重新審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黨的正確領導」。[287]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爾後，即補選中央委員和改選政治局。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一個名單，這個名單是讓我和賀昌從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委員中退出來，讓瞿秋白、李立三和我從三中全會的政治局中退出來，並提出向忠發、王明等十六人為新的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這個名單一宣布，即遭到羅章龍、餘飛、史文彬等人的反對。羅章龍不僅要求把李立三、我和賀昌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而且要求徹底改造政治局，說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線的執行者……在米夫的操縱下，又由於羅章龍等人對原中央領導人採取打倒一切的態度，遠東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單獲得多數通過。結果，退出的中委是我和賀昌，補選的中委是韓連會、王藎仁、王明、許畏三、沈先定、沈澤民、黃蘇、曾炳春、夏曦等九人；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三人，新選入政治局的是劉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時、陳鬱等五人。這樣，在米夫支持下便實現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領導權的計劃，使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進入黨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政治局。向忠發名義上雖然繼續擔任政治常務委員會主席，但實際上由王明等人獨攬中央領導大權。」「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夠上台，我認為：一是得到共產國際的賞識和支持，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條主義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誌對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三是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著的『左』傾情緒和政策還濃厚地存在著，容易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論和政策所迷惑。」「總之，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沒有什麽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它給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帶來了更加嚴重的災難。」[288]
從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的幾件歷史事實》的材料看，王明等人在四中全會前搞了很多非組織活動。這份材料說：決定我去參加四中全會，首先是王明告訴我的。當四中全會開會前三數分鍾，陳原道來告訴我兩件事情：一件是說羅章龍是右派，要我發言反對；另一件是說「右派」堅持要開緊急會議或預備會議，反對開四中全會，但國際代表與中央都主張開四中全會，要我反對開緊急會議的主張。所謂「右派」問題，當時對我不僅是一個突然的問題，而且我自己根本無法理解。那時我隻覺得羅章龍他們有兩個意見我是不贊成的：一是說中央過去沒有做任何工作；另一個是主張中央全部改造。但我思想中絕無他們是右派的感覺，所以我沒有發言。四中全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有些爭論，開展反「右派」鬥爭還是四中全會以後的事情。四中全會隻開了一天，決議與補選中央委員的名單，都是事先預備好的。在會議過程中，雖然發生過一些爭論，但結果都照原來準備好的通過了。[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