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章龍在談到四中全會時說：「三中全會時，米夫已來到中國[290]。他要李立三離職，由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但是大家認為不管從政治上還是從組織上來講，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是不合適的。蘇區還派了代表團來上海，出席蘇準會[291]，也表示不同意。這樣王明要主持中央工作就遇到了阻礙。於是，米夫就主持召開四中全會來解決這個問題。米夫急於要抬出王明，又怕大家不同意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匆忙召開四中全會。」「我們與他們的主要分歧是：米夫主張由王明來主持中央工作，我們認為王明不具備主持中央工作的條件和資格。王明既不是中央委員，又不是候補中央委員。王明沒有實際經驗，理論也不行，品質道德又不好，被捕後向敵人提供了機關住址，在群眾中沒有威信，特別是工人們都瞧不起他。」「四中全會是米夫一手包辦的，會議主持人實際是米夫。他在會上以命令口吻講了很多話，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但沒有解決大家的思想問題，會上有爭吵，四中全會開得不正常。我不記得會上有誰作正式報告。當時會上沒有通過決議，沒有進行有效表決會就散了，會議沒有真正開成。」「王明當選政治局委員並沒有進行表決，是由米夫強加給會議的。甚至會上都沒有通過任何決議，公布的決議都是後來補寫的。」[292]
李初梨在回憶中也說：「何孟雄等人認為四中全會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但王明說，現在的條件，會不能開得很長，前不久第三國際來了一批文件，有十幾個決議案，具體問題已解決了。」[293]
對於六屆四中全會上的「勝利」，米夫高度讚揚說：「因為三中全會（1930年9月）採取了調和立場的結果，黨在當時，還未能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再過不久，在擴大的四中全會上（1931年1月）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已經完全糾正了。四中全會，革新了黨的領導，揭發了立三路線反列寧主義的實質，同時又堅決排斥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黨走上失敗退卻道路的企圖。四中全會在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事業上，起了極大的作用。」[294]
但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內一直受到批評。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即對六屆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麵的否定。
1958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發言時插話批評說：「他（王明）歷來就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就是反共產國際。中國過去不是共產國際支部嗎？但是沒有從組織上反對共產國際。在思想上，我是不贊成共產國際的一些不正確的東西。一個時期，共產國際有許多東西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搞了教條主義。一個共產國際的東方部長叫米夫，跑到中國來，強迫中國的黨推翻自己的三中全會，封為調和主義、調和路線，由外國人（米夫）起草一個決議案，叫四中全會決議案，強迫通過，王明這條路線從此登台，愈搞愈『左』。批評李立三，不是批評他的『左』，而是批評他的右。他有一本小冊子，叫做『為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295]，那是他的理論綱領。就是那個決議案本身，也是不正確的。」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四中全會時，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奪權，當時的中央招架不住。」「毛主席批評瞿秋白在黨內沒有多大經驗，是一介書生。王明、博古在黨內沒有什麽地位，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結果讓他們奪了權。四中全會上王明實際上做了總書記。」他還說：「四中全會是奪權。」「四中全會不太合法，是鬧出來的。推選的領導人不能反映出黨的情況。王明、博古等人原先都不是中委，都是米夫等人搞的鬼。」[296]在1985、1986年《關於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的談話中他還說：「為什麽叫做王明路線，為什麽說王明是四中全會及四中全會以後錯誤路線的主要負責人？這是因為四中全會以前就是王明在那裏鬧，米夫與他是搭檔，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四中全會把王明搞上來，非常不正常，不是像康生所說的什麽既反『左』又反右，而是把『左』當作右來反，大家對四中全會義憤很大……不能說，四中全會是正確的，『九一八』以後黨的路線才是錯誤的。四中全會就錯了，不僅是政治路線錯誤，所採取的組織形式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所以很多同誌說是篡權。」[297]在1991年《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七大》的談話中他還說：「毛主席對四中全會時國內領導人的批評，主要是講為什麽拱手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博古。他最不滿意的是在這裏。這在決議裏也有表現。」[298]
陸定一回憶說：「王明是靠『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起家的。他同別的野心家不同之處，在於有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這個外國靠山。米夫是蘇聯的大國主義者，這些大國主義者認為蘇聯的黨是『老子黨』，中國黨和別國的黨隻能當兒子；中國革命靠中國黨來領導是不能勝利的，隻有靠王明集團這個宗派（也就是靠米夫自己）的領導才能勝利。」[299]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俄國人精心培養的。俄國人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控製中共，把它改造成一個無限忠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政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回到中國就成了反立三路線的主力。在國際尤其是國際代表米夫的協助下，他們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大獲全勝。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前，他們一直牢牢控製中央。」[300]
李初梨在回憶中也說：「何孟雄等人認為四中全會很多問題沒有解決。但王明說，現在的條件，會不能開得很長，前不久第三國際來了一批文件，有十幾個決議案，具體問題已解決了。」[293]
對於六屆四中全會上的「勝利」，米夫高度讚揚說：「因為三中全會（1930年9月）採取了調和立場的結果，黨在當時，還未能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再過不久，在擴大的四中全會上（1931年1月）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已經完全糾正了。四中全會，革新了黨的領導，揭發了立三路線反列寧主義的實質，同時又堅決排斥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黨走上失敗退卻道路的企圖。四中全會在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事業上，起了極大的作用。」[294]
但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內一直受到批評。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即對六屆四中全會做出了全麵的否定。
1958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發言時插話批評說：「他（王明）歷來就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就是反共產國際。中國過去不是共產國際支部嗎？但是沒有從組織上反對共產國際。在思想上，我是不贊成共產國際的一些不正確的東西。一個時期，共產國際有許多東西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搞了教條主義。一個共產國際的東方部長叫米夫，跑到中國來，強迫中國的黨推翻自己的三中全會，封為調和主義、調和路線，由外國人（米夫）起草一個決議案，叫四中全會決議案，強迫通過，王明這條路線從此登台，愈搞愈『左』。批評李立三，不是批評他的『左』，而是批評他的右。他有一本小冊子，叫做『為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295]，那是他的理論綱領。就是那個決議案本身，也是不正確的。」
胡喬木在1990、1991年《關於黨的歷史文獻的編輯和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篇文章》的談話中說：「四中全會時，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奪權，當時的中央招架不住。」「毛主席批評瞿秋白在黨內沒有多大經驗，是一介書生。王明、博古在黨內沒有什麽地位，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結果讓他們奪了權。四中全會上王明實際上做了總書記。」他還說：「四中全會是奪權。」「四中全會不太合法，是鬧出來的。推選的領導人不能反映出黨的情況。王明、博古等人原先都不是中委，都是米夫等人搞的鬼。」[296]在1985、1986年《關於黨的歷史問題決議的起草》的談話中他還說：「為什麽叫做王明路線，為什麽說王明是四中全會及四中全會以後錯誤路線的主要負責人？這是因為四中全會以前就是王明在那裏鬧，米夫與他是搭檔，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四中全會把王明搞上來，非常不正常，不是像康生所說的什麽既反『左』又反右，而是把『左』當作右來反，大家對四中全會義憤很大……不能說，四中全會是正確的，『九一八』以後黨的路線才是錯誤的。四中全會就錯了，不僅是政治路線錯誤，所採取的組織形式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所以很多同誌說是篡權。」[297]在1991年《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七大》的談話中他還說：「毛主席對四中全會時國內領導人的批評，主要是講為什麽拱手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博古。他最不滿意的是在這裏。這在決議裏也有表現。」[298]
陸定一回憶說：「王明是靠『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起家的。他同別的野心家不同之處，在於有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這個外國靠山。米夫是蘇聯的大國主義者，這些大國主義者認為蘇聯的黨是『老子黨』，中國黨和別國的黨隻能當兒子；中國革命靠中國黨來領導是不能勝利的，隻有靠王明集團這個宗派（也就是靠米夫自己）的領導才能勝利。」[299]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俄國人精心培養的。俄國人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控製中共，把它改造成一個無限忠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政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回到中國就成了反立三路線的主力。在國際尤其是國際代表米夫的協助下，他們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大獲全勝。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前，他們一直牢牢控製中央。」[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