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273] 中共中央「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向全黨發出《緊急通告——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號召全黨》，即《中央通告第96號》，表示接受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指責，承認「三中全會的路線仍然成為立三路線的繼續，並對立三路線加了一層保障」。決定「採取非常緊急的辦法」，「產生新的政治決議來代替三中全會的一切決議」，「改造各級指導機關」，「必須引進積極反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的幹部尤其是工人幹部到指導機關」。[27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米夫的提議，決定這時還在蘇聯的劉少奇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歸國前由王明代理。還決定將博古補選為團中央委員，參加團的中央局工作。
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江南省委書記的李維漢回憶說：「本來我是主張同王明等人鬥爭的。後來共產國際代表來了，說他們是正確的，我的態度就轉變了……既然共產國際來人了那還有什麽說的。」[275]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壓力下，任命王明為中共江南省委書記（習慣上仍稱江蘇省委）書記。[276]
這個省委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白區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領導機構，領導著江蘇、浙江、安徽的黨組織和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的黨組織（上海沒有設立市委，由中共江蘇省委兼管）。米夫要王明擔任這一職務，是給王明進入中央設置一個台階。
李維漢回憶說：「1930年12月22日，江南省委又進行部分改組，我即離開了江南省委，準備去莫斯科學習。改組後的省委常委成員是：王克全（代理書記）、何孟雄、夏采曦、許畏三、沈先定、陳資平、蔣雲。江南省委的改組，因沒有實現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要安排王明等的意圖，受到米夫的幹涉而很快流產，省委工作陷於癱瘓。後來在米夫操縱下，中央於12月25日決定委派王明擔任改組後的臨時江南省委書記，博古為團中央宣傳部長，這就為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領導權在組織上作了準備。」[277]
劉曉回憶說：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後，立即在上海進行反對中央和何孟雄等人的宗派活動。他說：
中央政治局的1930年11月補充決議和12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下達以後，12月間，江蘇省委作出了在上海黨組織中對這兩個文件進行廣泛討論的決定。王明等人即藉此機會，在上海黨組織中公開攻擊中央，並進行奪取上海黨組織領導權的活動。王明派出他的親信到上海各區委參加討論，並授權給這些人必要時可以改組區委。這樣，上海各區委都召開了會議，攻擊中央這兩個文件是以調和主義反對調和主義等等。同時，王明把他趕寫出來的《兩條路線》（即後來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印發給各級黨組織，以新的「左」傾綱領同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相對抗。
王明採取這種公開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對抗態度，理所當然地遭到各區的許多黨員幹部的反對和抵製。王明宗派集團就採取撤銷工作，停發生活費，強迫遷移居處等卑鄙手段，使這些人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生活上受到折磨，陷於厄境。然後，王明再對他們進行分化、拉攏。如滬中區委書記蔡博真同誌（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當時是堅決反對王明的。王明在打擊他之後，又親自兩次找他談話，強要他改變觀點，甚至還讓人向蔡博真同誌傳話，說蔡如能改變立場，王明就可以提名蔡為江蘇省委委員。但遭到蔡博真同誌的怒斥。王明見蔡博真同誌不肯就範，便撤掉蔡的區委書記職務。
1930年12月底，王明又以討論九十六號通告為名，由江蘇省委出麵，召開了一個擴大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進一步進行他的反黨宗派活動。王明集團布置召開這個會議的意圖，是要公開打擊以何孟雄為首的一批反對他們的幹部。會前，王明集團預先組織好了發言內容，會上王明作報告，除幾個省委和區委的幹部作簡短的表態性的發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澤民和陳昌浩發言。陳昌浩的發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謂材料來吹捧王明的報告的正確，攻擊中央和江蘇省委的某些幹部（實際是指何孟雄等同誌）是在「反立三路線的掩蓋下發揮自己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煽動到會者要「與之進行堅決鬥爭」。陳昌浩還指名攻擊了何孟雄等同誌，並對有人要求改組中央的意見表示支持。在他們之後的發言，都把矛頭指向了何孟雄等同誌，實際上是對何孟雄同誌進行圍攻。
王明還利用他主持會議的權力，幾次阻止何孟雄等同誌的發言，直到何孟雄、蔡博真等同誌嚴正地提出抗議，他才不得不作讓步。
何孟雄同誌的發言，以立三路線使上海工作受到損害的實際教訓為據，有力地駁斥了王明一夥的錯誤主張，指出他們的綱領是「新的立三路線」，並指責他們在上海黨組織內進行宗派分裂活動，是破壞黨的團結的；號召上海各區委的黨員幹部起來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錯誤主張和分裂黨的活動。
這樣，在會上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兩種意見一經交鋒，有的原來站在王明一邊的轉過來反對王明了，有的採取沉默態度了，王明看到會議的發展對他不利，就馬上宣布休會，並急忙密商對策。當會議繼續進行時，王明集團就更加猛烈地圍攻何孟雄同誌，汙衊何孟雄等同誌是「右派」，帽子滿天飛；並且限製何孟雄等同誌的發言，後來便匆匆結束了會議。最後王明作結論說：會議通過了對九十六號通告的意見和對中央的建議。何孟雄等同誌當即表示不同意這個結論，更不同意王明對他們的批評。王明就藉口「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蠻橫地宣稱：誰不遵守這個原則，將按組織紀律處理，以此來壓製反對他們的同誌。這次會議以後，反對王明的幹部反而增加了，何孟雄等同誌的活動也更加積極了，王明並沒有達到完全控製上海黨組織的目的。[278]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米夫的提議，決定這時還在蘇聯的劉少奇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歸國前由王明代理。還決定將博古補選為團中央委員，參加團的中央局工作。
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江南省委書記的李維漢回憶說：「本來我是主張同王明等人鬥爭的。後來共產國際代表來了，說他們是正確的，我的態度就轉變了……既然共產國際來人了那還有什麽說的。」[275]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壓力下，任命王明為中共江南省委書記（習慣上仍稱江蘇省委）書記。[276]
這個省委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白區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領導機構，領導著江蘇、浙江、安徽的黨組織和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的黨組織（上海沒有設立市委，由中共江蘇省委兼管）。米夫要王明擔任這一職務，是給王明進入中央設置一個台階。
李維漢回憶說：「1930年12月22日，江南省委又進行部分改組，我即離開了江南省委，準備去莫斯科學習。改組後的省委常委成員是：王克全（代理書記）、何孟雄、夏采曦、許畏三、沈先定、陳資平、蔣雲。江南省委的改組，因沒有實現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要安排王明等的意圖，受到米夫的幹涉而很快流產，省委工作陷於癱瘓。後來在米夫操縱下，中央於12月25日決定委派王明擔任改組後的臨時江南省委書記，博古為團中央宣傳部長，這就為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領導權在組織上作了準備。」[277]
劉曉回憶說：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後，立即在上海進行反對中央和何孟雄等人的宗派活動。他說：
中央政治局的1930年11月補充決議和12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下達以後，12月間，江蘇省委作出了在上海黨組織中對這兩個文件進行廣泛討論的決定。王明等人即藉此機會，在上海黨組織中公開攻擊中央，並進行奪取上海黨組織領導權的活動。王明派出他的親信到上海各區委參加討論，並授權給這些人必要時可以改組區委。這樣，上海各區委都召開了會議，攻擊中央這兩個文件是以調和主義反對調和主義等等。同時，王明把他趕寫出來的《兩條路線》（即後來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印發給各級黨組織，以新的「左」傾綱領同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相對抗。
王明採取這種公開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對抗態度，理所當然地遭到各區的許多黨員幹部的反對和抵製。王明宗派集團就採取撤銷工作，停發生活費，強迫遷移居處等卑鄙手段，使這些人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生活上受到折磨，陷於厄境。然後，王明再對他們進行分化、拉攏。如滬中區委書記蔡博真同誌（龍華二十四烈士之一）當時是堅決反對王明的。王明在打擊他之後，又親自兩次找他談話，強要他改變觀點，甚至還讓人向蔡博真同誌傳話，說蔡如能改變立場，王明就可以提名蔡為江蘇省委委員。但遭到蔡博真同誌的怒斥。王明見蔡博真同誌不肯就範，便撤掉蔡的區委書記職務。
1930年12月底，王明又以討論九十六號通告為名，由江蘇省委出麵，召開了一個擴大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進一步進行他的反黨宗派活動。王明集團布置召開這個會議的意圖，是要公開打擊以何孟雄為首的一批反對他們的幹部。會前，王明集團預先組織好了發言內容，會上王明作報告，除幾個省委和區委的幹部作簡短的表態性的發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澤民和陳昌浩發言。陳昌浩的發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謂材料來吹捧王明的報告的正確，攻擊中央和江蘇省委的某些幹部（實際是指何孟雄等同誌）是在「反立三路線的掩蓋下發揮自己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煽動到會者要「與之進行堅決鬥爭」。陳昌浩還指名攻擊了何孟雄等同誌，並對有人要求改組中央的意見表示支持。在他們之後的發言，都把矛頭指向了何孟雄等同誌，實際上是對何孟雄同誌進行圍攻。
王明還利用他主持會議的權力，幾次阻止何孟雄等同誌的發言，直到何孟雄、蔡博真等同誌嚴正地提出抗議，他才不得不作讓步。
何孟雄同誌的發言，以立三路線使上海工作受到損害的實際教訓為據，有力地駁斥了王明一夥的錯誤主張，指出他們的綱領是「新的立三路線」，並指責他們在上海黨組織內進行宗派分裂活動，是破壞黨的團結的；號召上海各區委的黨員幹部起來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錯誤主張和分裂黨的活動。
這樣，在會上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兩種意見一經交鋒，有的原來站在王明一邊的轉過來反對王明了，有的採取沉默態度了，王明看到會議的發展對他不利，就馬上宣布休會，並急忙密商對策。當會議繼續進行時，王明集團就更加猛烈地圍攻何孟雄同誌，汙衊何孟雄等同誌是「右派」，帽子滿天飛；並且限製何孟雄等同誌的發言，後來便匆匆結束了會議。最後王明作結論說：會議通過了對九十六號通告的意見和對中央的建議。何孟雄等同誌當即表示不同意這個結論，更不同意王明對他們的批評。王明就藉口「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蠻橫地宣稱：誰不遵守這個原則，將按組織紀律處理，以此來壓製反對他們的同誌。這次會議以後，反對王明的幹部反而增加了，何孟雄等同誌的活動也更加積極了，王明並沒有達到完全控製上海黨組織的目的。[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