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擴大會議討論米夫等《關於中國黨三中全會與李立三同誌的錯誤的報告》。有的人在發言中把要改造中共中央核心組織的意圖說得更明白。例如皮同誌在發言中，按「教條化」標準吹噓王明、博古等人，說「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誌在那裏學，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誌知道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夠作到領導工作，為什麽我們以前不明白，而現在明白了，因為有一種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們作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允許的。現在怎麽辦呢？我以為應當發動一個公開的運動反對立三主義和那一部分政治局」。[25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
王明和何孟雄、羅章龍等都要求召集緊急會議，像八七會議解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那樣，解決「立三路線」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中央政治局實際上接受了這個要求，承認「三中全會雖然一般的接受了共產國際的路線——但是這是在調和主義的立場上去接受的——就是對於立三同誌的整個路線，取了調和態度，並且替這一路線辯護」，「這就不能徹底解決執行國際路線的任務，因此，三中全會的路線也就不正確了」。「政治局認為必須通過新的政治決議案，以糾正三中全會的嚴重錯誤」。[255]
12月14日 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得到這個消息後，為了自己的小宗派獨占中央領導地位，轉而公開反對和他共同要求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何孟雄、林育南、羅章龍等。
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幾件歷史事實》的材料說：王明曾帶羅章龍（好像也有何孟雄）來我處，羅、何他們也說一套反對立三路線的意見。我現在的印象，那時他們中間看不出什麽分歧點來。如我在他們鼓動之下，向中央提出意見書，初稿也就寫了請求召開緊急會議、準備召開七大等，他們看了都同意。過了一兩天，王明才又來告訴我，說把緊急會議改成四中全會，準備召開七大一句不要，我當時也改了，但也沒有聽到王明說羅章龍有什麽不對。[256]
但李初梨的說法與上不同，他回憶說：「關於召開緊急會議我從未聽說過。要是召開緊急會議肯定何孟雄這派觀點的人會去得多些。王明沒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個子非常矮，像個小孩子的樣子，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頂多是些知識分子擁護他。何孟雄和王明為什麽由反對立三路線到破裂，這個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兩個原因，王明鬥爭不堅決，一段時間偃旗息鼓，同意去蘇區；王明是書生沒有鬥爭的經驗。」[257]
同日 在《實話》雜誌第3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立三路線與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
文章說：「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普遍危機更加劇烈更加尖銳的時期，是資本主義暫時的局部的穩定更加動搖，更加腐蝕而走向完全崩潰的時期。」還說什麽「對於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的主和派」「實際上不過是懦弱的立三主義者」。這樣，王明就把反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的活動，在黨的刊物上公開了。[258]
12月16日 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誌處分問題的決議》。決議說立三路線是「一貫的反共產國際的路線」，「當時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中，韶玉等四同誌反對此觀點，是合乎國際路線的觀點，但立三同誌固執自己的觀點，認為韶玉等四同誌的意見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這顯然是很大的錯誤。中央政治局當時因為贊助與執行立三路線的緣故，竟因韶玉等四同誌批評中央的路線而妄加他們以小組織的罪名，給韶玉同誌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給其他三同誌以最後嚴重警告，這顯然是更不正確的」；「中央政治局現在站在擁護與執行國際路線與反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的立場上，認為過去對陳韶玉等四同誌的鬥爭與處分是錯誤的。現在除正式取消對他們的處分外，並將此錯誤揭發出來，以加重韶玉等四同誌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鬥爭的責任」。[259]
《傳記與回憶》說：「一直到國際代表米夫來到上海後，周恩來才變了腔調。某日，他到小麵館的亭子間來看看這兩位受了嚴重處罰的同誌。周說：『你們這地方來往的人太多，很危險，趕快搬家！』」
12月17日 給薩發羅夫、米夫、馬季亞爾和馬耶爾四人寫信，這也是他給米夫的第九封信。此時米夫早已到上海。信中說：「現在情況十分嚴重。領導人正經受著最深刻和最嚴重的危機，因此在全公司[260]也出現了危機。開始出現消極情緒，走頭［投］無路，絕望，各種各樣的人逃離公司。工作到處還是老樣子。領導完全陷入了泥潭並且已經絕望了。到處呈現出不滿情緒。組織和個人遞送的聲明、決定、決議一天天多起來。鬥爭不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區，如北方和蘇區，也已經開始。執委[261]的決議和來信在各處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但是領導不僅陷入了係統的實用主義路線，而且還對利波夫路線[262]採取了繼承人的立場[263]。在執委幹部[264]和強硬實踐家的強大壓力下，現在領導者圓滑而靈活地承認了一些東西。但是與其說他們認識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不如說他們在公開地或半公開地捍衛和粉飾利波夫路線。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們與多布羅夫[265]還沒有直接的聯繫，因此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全麵情況。所以他甚至承認三次全會[266]的路線總的說來是正確的。當然，我和其他人決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昨天我們與老闆[267]進行了交談，結果他認為三次全會及以後的所有文件都是不正確的，是調和主義的，是偏離執委路線的產物，並且同意我們關於取消所有上述文件的主張。」「機關幾乎還完全處於『利波夫人』[268]或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人』的手中。鬥爭進行得很艱難。不過我們還是贏得了相當不少的先進分子，鬥爭還在繼續並且以很快的速度在發展。當然，一切都要靠鬥爭的力量和群眾來解決，但是來自上麵的壓力具有重大影響。我們希望得到巴黎[269]的幫助。不對所有領導機構進行認真的改組，貫徹執委路線[270]是不可想像的。請盡快派幾位可靠的和熟練的工程師來柏林[271]。」[272]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
王明和何孟雄、羅章龍等都要求召集緊急會議，像八七會議解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那樣，解決「立三路線」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中央政治局實際上接受了這個要求，承認「三中全會雖然一般的接受了共產國際的路線——但是這是在調和主義的立場上去接受的——就是對於立三同誌的整個路線，取了調和態度，並且替這一路線辯護」，「這就不能徹底解決執行國際路線的任務，因此，三中全會的路線也就不正確了」。「政治局認為必須通過新的政治決議案，以糾正三中全會的嚴重錯誤」。[255]
12月14日 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得到這個消息後，為了自己的小宗派獨占中央領導地位，轉而公開反對和他共同要求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何孟雄、林育南、羅章龍等。
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幾件歷史事實》的材料說：王明曾帶羅章龍（好像也有何孟雄）來我處，羅、何他們也說一套反對立三路線的意見。我現在的印象，那時他們中間看不出什麽分歧點來。如我在他們鼓動之下，向中央提出意見書，初稿也就寫了請求召開緊急會議、準備召開七大等，他們看了都同意。過了一兩天，王明才又來告訴我，說把緊急會議改成四中全會，準備召開七大一句不要，我當時也改了，但也沒有聽到王明說羅章龍有什麽不對。[256]
但李初梨的說法與上不同，他回憶說：「關於召開緊急會議我從未聽說過。要是召開緊急會議肯定何孟雄這派觀點的人會去得多些。王明沒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個子非常矮，像個小孩子的樣子，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頂多是些知識分子擁護他。何孟雄和王明為什麽由反對立三路線到破裂，這個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兩個原因，王明鬥爭不堅決，一段時間偃旗息鼓，同意去蘇區；王明是書生沒有鬥爭的經驗。」[257]
同日 在《實話》雜誌第3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立三路線與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
文章說：「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普遍危機更加劇烈更加尖銳的時期，是資本主義暫時的局部的穩定更加動搖，更加腐蝕而走向完全崩潰的時期。」還說什麽「對於立三路線採取調和態度的主和派」「實際上不過是懦弱的立三主義者」。這樣，王明就把反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的活動，在黨的刊物上公開了。[258]
12月16日 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誌處分問題的決議》。決議說立三路線是「一貫的反共產國際的路線」，「當時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中，韶玉等四同誌反對此觀點，是合乎國際路線的觀點，但立三同誌固執自己的觀點，認為韶玉等四同誌的意見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這顯然是很大的錯誤。中央政治局當時因為贊助與執行立三路線的緣故，竟因韶玉等四同誌批評中央的路線而妄加他們以小組織的罪名，給韶玉同誌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給其他三同誌以最後嚴重警告，這顯然是更不正確的」；「中央政治局現在站在擁護與執行國際路線與反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的立場上，認為過去對陳韶玉等四同誌的鬥爭與處分是錯誤的。現在除正式取消對他們的處分外，並將此錯誤揭發出來，以加重韶玉等四同誌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鬥爭的責任」。[259]
《傳記與回憶》說：「一直到國際代表米夫來到上海後，周恩來才變了腔調。某日，他到小麵館的亭子間來看看這兩位受了嚴重處罰的同誌。周說：『你們這地方來往的人太多，很危險，趕快搬家！』」
12月17日 給薩發羅夫、米夫、馬季亞爾和馬耶爾四人寫信，這也是他給米夫的第九封信。此時米夫早已到上海。信中說：「現在情況十分嚴重。領導人正經受著最深刻和最嚴重的危機，因此在全公司[260]也出現了危機。開始出現消極情緒，走頭［投］無路，絕望，各種各樣的人逃離公司。工作到處還是老樣子。領導完全陷入了泥潭並且已經絕望了。到處呈現出不滿情緒。組織和個人遞送的聲明、決定、決議一天天多起來。鬥爭不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區，如北方和蘇區，也已經開始。執委[261]的決議和來信在各處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但是領導不僅陷入了係統的實用主義路線，而且還對利波夫路線[262]採取了繼承人的立場[263]。在執委幹部[264]和強硬實踐家的強大壓力下，現在領導者圓滑而靈活地承認了一些東西。但是與其說他們認識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不如說他們在公開地或半公開地捍衛和粉飾利波夫路線。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們與多布羅夫[265]還沒有直接的聯繫，因此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全麵情況。所以他甚至承認三次全會[266]的路線總的說來是正確的。當然，我和其他人決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昨天我們與老闆[267]進行了交談，結果他認為三次全會及以後的所有文件都是不正確的，是調和主義的，是偏離執委路線的產物，並且同意我們關於取消所有上述文件的主張。」「機關幾乎還完全處於『利波夫人』[268]或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人』的手中。鬥爭進行得很艱難。不過我們還是贏得了相當不少的先進分子，鬥爭還在繼續並且以很快的速度在發展。當然，一切都要靠鬥爭的力量和群眾來解決，但是來自上麵的壓力具有重大影響。我們希望得到巴黎[269]的幫助。不對所有領導機構進行認真的改組，貫徹執委路線[270]是不可想像的。請盡快派幾位可靠的和熟練的工程師來柏林[27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