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顧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的事實，說維它即瞿秋白在三中全會上「對於以立三為領導的用『左』傾空談掩蓋著右傾消極的整個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與實際和許多盲動冒險的策略」、「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隻作了「輕描淡寫」的批評，「未加以絲毫的揭破和打擊」，「採取了擁護和調和的態度」，並全盤否定維它及其領導的三中全會後的中央，說「三中全會後維它同誌繼續立三路線的錯誤」，「現時的領導同誌維它等，已經沒有可能再繼續自己的領導，他們不能執行布爾塞維克的政治策略來解決當前的革命緊急任務」，「隻是使一般同誌對於現在政治局的領導同誌維它等更表示絕望」。王明還說維它等人「是自覺地對立三路線調和、投降，是立三路線的擁護者」，不但「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而且會「使黨工作仍陷於混亂境地！」[244]
既然維它等人「不能領導全黨工作」了，那該怎麽辦呢？王明在小冊子的末尾，提出了八條所謂「救世良方」。主要精神是：一、「在國際直接領導之下，開始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以便根本改造黨的領導」；二、「在七次大會未開始以前的準備時期內，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以領導全國正在緊張的革命工作」；三、「立刻在國際路線領導和不妨礙秘密工作條件的原則之下，實行發展黨內自我批評，在黨報上及各種會議上（從中央到支部、小組）公開討論最近國際各種決議及指示」；四、「立刻在黨報上公布同誌們的反立三路線的一切政治意見書」；五、「立刻在加緊反立三路線及一般兩條路線上的鬥爭中，來肅清那些不可救藥和固執己見『左』右機會主義分子離開領導，以能積極擁護和執行國際路線的鬥爭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245]
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米夫一來，更造成了黨內的危機。王明寫了小冊子，要求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撤換中央的領導。所以，召開了四中會會……四中全會後，王明的小冊子更加發揮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場來反對立三的『右傾』和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形成了更『左』的路線，再加上中央幾個負責人叛變，使我們黨受到了很大的破壞。」[246]
但有的學者認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不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綱領」，把它說成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政治綱領，「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是不符合《兩條路線》的小冊子的實際的」，因為小冊子中「所反映的『左』的東西，都是來自共產國際」，「如有錯誤，也是蘇共和史達林的錯誤，不能把帳完全算在王明身上」。[247]
12月1日 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報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著重分析了其理論基礎。同時，點名批判了王明的宗派活動，指出他借反對李立三的錯誤以擴大他們擁護國際路線的影響，這是不妥當的，他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觀點，與李立三是同樣錯誤的。他說：「尤其是要反對有小組織傾向的同誌們的超組織活動，在過去與柏山（即李立三）同誌爭論的4個同誌（即王明、秦邦憲等4人）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問題上是對的，但陳韶玉、秦邦憲等同誌則藉此擴大發展他擁護國際路線的影響，這是不應當的。在韶玉同誌『開始在主要幾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問題』的文章上麵『奪取武漢這一可能的前途，成為不遠將來的現實』，『奪取武漢的勝利』，有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並且是中國現在階段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正式開始，他這樣的觀點，與柏山同誌是同樣錯誤的。這證明韶玉同誌對於這些問題也沒有弄清楚。」[248]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回憶說：「十二月一日，恩來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同時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錯誤。當時中央一再對他們讓步，還是不行，分配工作他們也不幹，硬要召開緊急會議。有一次政治局開會，我主張跟他們進行鬥爭。我說，他們不象話，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還鬧，分配工作還不幹，黨中央開的會還不行，還要開緊急會議。這個時候中央很軟，他們很硬。他們為什麽很硬？後來才知道他們有米夫作後台。」[249]
12月2日 米夫給共產國際寫信說周恩來和瞿秋白「到來之後，遇到了組織嚴密的李立三集團，他們開始有些動搖，因而採取了調和主義態度（莫斯克文[250]更甚些）。在三中全會上，他們事先不與遠東局打招呼，就決定不把與遠東局商定的表述寫入政治決議（老的中國花招），從而把那個決議變成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文件。與此同時，一些黨員（戈盧別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251]等人）開始在會議上發言，向中央遞交聲明，批判李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252]
12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進一步批評王明等人的小組織活動。他說：黨內的不滿情緒，「中心問題是不承認三中全會，要改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動上可以看出顯然是小組織傾向的」，「首先是陳（紹禹）、秦（邦憲）信對中央文件批評，對立三路線反沒甚揭發」。他說：「政治意見可以發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組織活動是有計劃的，完全不站在擁護黨的立場，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政治意見也不是正確的，若是正確的，在組織上便不會如此。」[253]
既然維它等人「不能領導全黨工作」了，那該怎麽辦呢？王明在小冊子的末尾，提出了八條所謂「救世良方」。主要精神是：一、「在國際直接領導之下，開始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以便根本改造黨的領導」；二、「在七次大會未開始以前的準備時期內，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以領導全國正在緊張的革命工作」；三、「立刻在國際路線領導和不妨礙秘密工作條件的原則之下，實行發展黨內自我批評，在黨報上及各種會議上（從中央到支部、小組）公開討論最近國際各種決議及指示」；四、「立刻在黨報上公布同誌們的反立三路線的一切政治意見書」；五、「立刻在加緊反立三路線及一般兩條路線上的鬥爭中，來肅清那些不可救藥和固執己見『左』右機會主義分子離開領導，以能積極擁護和執行國際路線的鬥爭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245]
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米夫一來，更造成了黨內的危機。王明寫了小冊子，要求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撤換中央的領導。所以，召開了四中會會……四中全會後，王明的小冊子更加發揮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場來反對立三的『右傾』和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形成了更『左』的路線，再加上中央幾個負責人叛變，使我們黨受到了很大的破壞。」[246]
但有的學者認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不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政治綱領」，把它說成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政治綱領，「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是不符合《兩條路線》的小冊子的實際的」，因為小冊子中「所反映的『左』的東西，都是來自共產國際」，「如有錯誤，也是蘇共和史達林的錯誤，不能把帳完全算在王明身上」。[247]
12月1日 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報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著重分析了其理論基礎。同時，點名批判了王明的宗派活動，指出他借反對李立三的錯誤以擴大他們擁護國際路線的影響，這是不妥當的，他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觀點，與李立三是同樣錯誤的。他說：「尤其是要反對有小組織傾向的同誌們的超組織活動，在過去與柏山（即李立三）同誌爭論的4個同誌（即王明、秦邦憲等4人）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問題上是對的，但陳韶玉、秦邦憲等同誌則藉此擴大發展他擁護國際路線的影響，這是不應當的。在韶玉同誌『開始在主要幾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國蘇維埃政府問題』的文章上麵『奪取武漢這一可能的前途，成為不遠將來的現實』，『奪取武漢的勝利』，有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並且是中國現在階段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正式開始，他這樣的觀點，與柏山同誌是同樣錯誤的。這證明韶玉同誌對於這些問題也沒有弄清楚。」[248]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回憶說：「十二月一日，恩來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同時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錯誤。當時中央一再對他們讓步，還是不行，分配工作他們也不幹，硬要召開緊急會議。有一次政治局開會，我主張跟他們進行鬥爭。我說，他們不象話，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還鬧，分配工作還不幹，黨中央開的會還不行，還要開緊急會議。這個時候中央很軟，他們很硬。他們為什麽很硬？後來才知道他們有米夫作後台。」[249]
12月2日 米夫給共產國際寫信說周恩來和瞿秋白「到來之後，遇到了組織嚴密的李立三集團，他們開始有些動搖，因而採取了調和主義態度（莫斯克文[250]更甚些）。在三中全會上，他們事先不與遠東局打招呼，就決定不把與遠東局商定的表述寫入政治決議（老的中國花招），從而把那個決議變成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文件。與此同時，一些黨員（戈盧別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251]等人）開始在會議上發言，向中央遞交聲明，批判李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252]
12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進一步批評王明等人的小組織活動。他說：黨內的不滿情緒，「中心問題是不承認三中全會，要改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動上可以看出顯然是小組織傾向的」，「首先是陳（紹禹）、秦（邦憲）信對中央文件批評，對立三路線反沒甚揭發」。他說：「政治意見可以發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組織活動是有計劃的，完全不站在擁護黨的立場，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政治意見也不是正確的，若是正確的，在組織上便不會如此。」[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