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的幾件歷史事實》的材料說：小孟同王明結婚，我記的是在四馬路雲南路的一個小旅館裏，他們結婚後即去江蘇省委工作了。[234]
同日 作《結永伴》詩記其結婚事，詩曰：
出獄兩天便結婚，雙心結合勝千軍。
三年多少悲歡劇，銀漢女郎不可分。[235]
11月27日 由陳原道、陳紹禹、秦邦憲組成的「臨時小組」作出決定，全文如下：
我們在討論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236]、〈中共〉三中全會決議、11月16日共產國際來信[237]和25日中央政治局決議[238]之後，一致通過以下決議：
1.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是唯一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小組完全同意這一路線。
2.過去在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和反列寧主義的路線。三中全會沒有對它進行布爾什維克式的無情打擊。相反，三中全會怯懦地採取了機會主義的、「市儈式的」和妥協的方針，而且還支持這種路線。把共產國際路線和李立三路線混為一談，並認為李立三路線是協同一致的——這就明顯證明，三中全會是在口頭上有條件地接受共產國際路線，同時它在繼續堅持李立三路線。三中全會本身還以種種藉口從原則上和策略上以及許多重要問題（如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相互關係、革命的不平衡性、關於土地革命、關於中國革命的前景等問題）上歪曲共產國際的路線，並且繼續堅持中央過去在李立三領導下執行的路線。
3.三中全會後，政治局在對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進攻紅軍問題的分析上，又重複了「吉德」（？）[239]式的分析。在實踐中沒有帶來任何變化。李立三路線在領導機關中仍然很有勢力。政治局11月25日決議隻是耍外交手腕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在試圖使人們的注意力離開關於路線問題的原則性分歧。這表明，他們仍不願意放棄李立三路線，不願意堅決按照共產國際的路線進行工作。
4.因此，我們認為，黨中央領導已經垮台，他們不能保證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為了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工作：
（1）我們應該把那些堅決支持李立三路線的不肯悔改的機會主義分子驅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領導機關。
（2）我們應該在黨的報刊上向中央過去的路線（李立三路線）開火。在秘密工作環境允許的範圍內，我們應該站在共產國際的路線上開展廣泛的自我批評和加強兩條戰線的鬥爭。
（3）我們應該把那些在與李立三路線和其他錯誤傾向的鬥爭中表現堅定的同誌推舉和吸收到領導機關中來。
（4）我們認為，中央不重視同誌們的政治性意見，不答覆我們的聲明，這是不能容忍的。本小組對這種態度表示抗議。
（5）至於一般政治性意見和其他問題，我們將向中央和共產國際遞交另一個聲明。[240]
11月底 拋出題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
王明在《幾點必要的聲明》中說：「這本小冊子是在三中全會決議發出後，利用那時立三同誌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閑時間來寫成的」，知道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內容後，又加以修改、補充，「差不多費了半個月時間寫成的，當寫的時候，多半是寫一點被同誌們拿去看一點」。完稿後「隻匆促的抄過三份，但是曾經過幾十個積極反立三路線的同誌們看過的，有許多地方也曾經因看的同誌的批評或建議而加以補正過的」。[241]
《寫作要目》說：這本小冊子原名《兩條路線》，後改名為《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1930年寫後，手稿在部分同誌中傳看過，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印發小冊子，此文已收入1932年出版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內。內容為根據國際路線與批判李立三路線的理論與實際，其中包括國際形勢與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時局估計與黨的任務問題等。毛澤東對這問題的基本觀點有很多與李立三路線是相同的」。
小冊子共分引言、李立三路線底理論與實際、結論三大部分。在「李立三路線底理論與實際」中，又分為國際形勢與中國革命、中國革命底根本問題、時局估計與黨的任務、長沙事變與立三路線的破產、三中全會與調和態度、三中全會後維它[242]同誌繼續立三路線的錯誤等六個部分。
在這本小冊子中，他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場反對李立三的錯誤，以比反「立三路線」更堅決的態度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及以後的中央。他在中國社會性質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在階級關係上，誇大現階段中反資產階級、反富農鬥爭的作用；在革命性質上，誇大民主革命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意義。他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內的進攻路線，認為「直接革命形勢」即將在包括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發生；在反對錯誤傾向問題上，極力強調當時黨內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他在批判李立三的部分將要結束時，寫了一段概括的話：「據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以李立三為領導的中國黨中央政治局一部分的領導同誌在這一時期的錯誤，絕不是簡單的『個別的策略的錯誤』，而是整個的總的政治路線的錯誤。從工作方式方法起，到策略問題和原則問題止，沒有一個問題不錯，而且這些錯誤相互間是有一貫的密切的聯繫，錯誤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產生於錯誤的組織任務和策略任務，錯誤的策略任務和組織工作，是產生於錯誤的政治路線，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產生於錯誤的時局政治分析和估計，現在時局的錯誤估計，是產生於對中國革命根本問題（革命性質、革命動力、革命領導權、革命前途、政權等等）的錯誤了解；革命根本問題的錯誤了解是產生於對世界政治經濟係統（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性質的不正確了解和認識。」[243]王明就是按照這個體係，批評李立三「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
同日 作《結永伴》詩記其結婚事，詩曰：
出獄兩天便結婚，雙心結合勝千軍。
三年多少悲歡劇，銀漢女郎不可分。[235]
11月27日 由陳原道、陳紹禹、秦邦憲組成的「臨時小組」作出決定，全文如下：
我們在討論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236]、〈中共〉三中全會決議、11月16日共產國際來信[237]和25日中央政治局決議[238]之後，一致通過以下決議：
1.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是唯一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小組完全同意這一路線。
2.過去在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和反列寧主義的路線。三中全會沒有對它進行布爾什維克式的無情打擊。相反，三中全會怯懦地採取了機會主義的、「市儈式的」和妥協的方針，而且還支持這種路線。把共產國際路線和李立三路線混為一談，並認為李立三路線是協同一致的——這就明顯證明，三中全會是在口頭上有條件地接受共產國際路線，同時它在繼續堅持李立三路線。三中全會本身還以種種藉口從原則上和策略上以及許多重要問題（如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相互關係、革命的不平衡性、關於土地革命、關於中國革命的前景等問題）上歪曲共產國際的路線，並且繼續堅持中央過去在李立三領導下執行的路線。
3.三中全會後，政治局在對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進攻紅軍問題的分析上，又重複了「吉德」（？）[239]式的分析。在實踐中沒有帶來任何變化。李立三路線在領導機關中仍然很有勢力。政治局11月25日決議隻是耍外交手腕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在試圖使人們的注意力離開關於路線問題的原則性分歧。這表明，他們仍不願意放棄李立三路線，不願意堅決按照共產國際的路線進行工作。
4.因此，我們認為，黨中央領導已經垮台，他們不能保證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為了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工作：
（1）我們應該把那些堅決支持李立三路線的不肯悔改的機會主義分子驅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領導機關。
（2）我們應該在黨的報刊上向中央過去的路線（李立三路線）開火。在秘密工作環境允許的範圍內，我們應該站在共產國際的路線上開展廣泛的自我批評和加強兩條戰線的鬥爭。
（3）我們應該把那些在與李立三路線和其他錯誤傾向的鬥爭中表現堅定的同誌推舉和吸收到領導機關中來。
（4）我們認為，中央不重視同誌們的政治性意見，不答覆我們的聲明，這是不能容忍的。本小組對這種態度表示抗議。
（5）至於一般政治性意見和其他問題，我們將向中央和共產國際遞交另一個聲明。[240]
11月底 拋出題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
王明在《幾點必要的聲明》中說：「這本小冊子是在三中全會決議發出後，利用那時立三同誌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閑時間來寫成的」，知道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內容後，又加以修改、補充，「差不多費了半個月時間寫成的，當寫的時候，多半是寫一點被同誌們拿去看一點」。完稿後「隻匆促的抄過三份，但是曾經過幾十個積極反立三路線的同誌們看過的，有許多地方也曾經因看的同誌的批評或建議而加以補正過的」。[241]
《寫作要目》說：這本小冊子原名《兩條路線》，後改名為《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1930年寫後，手稿在部分同誌中傳看過，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印發小冊子，此文已收入1932年出版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內。內容為根據國際路線與批判李立三路線的理論與實際，其中包括國際形勢與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時局估計與黨的任務問題等。毛澤東對這問題的基本觀點有很多與李立三路線是相同的」。
小冊子共分引言、李立三路線底理論與實際、結論三大部分。在「李立三路線底理論與實際」中，又分為國際形勢與中國革命、中國革命底根本問題、時局估計與黨的任務、長沙事變與立三路線的破產、三中全會與調和態度、三中全會後維它[242]同誌繼續立三路線的錯誤等六個部分。
在這本小冊子中，他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場反對李立三的錯誤，以比反「立三路線」更堅決的態度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及以後的中央。他在中國社會性質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在階級關係上，誇大現階段中反資產階級、反富農鬥爭的作用；在革命性質上，誇大民主革命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意義。他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內的進攻路線，認為「直接革命形勢」即將在包括一個或幾個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發生；在反對錯誤傾向問題上，極力強調當時黨內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他在批判李立三的部分將要結束時，寫了一段概括的話：「據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以李立三為領導的中國黨中央政治局一部分的領導同誌在這一時期的錯誤，絕不是簡單的『個別的策略的錯誤』，而是整個的總的政治路線的錯誤。從工作方式方法起，到策略問題和原則問題止，沒有一個問題不錯，而且這些錯誤相互間是有一貫的密切的聯繫，錯誤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產生於錯誤的組織任務和策略任務，錯誤的策略任務和組織工作，是產生於錯誤的政治路線，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產生於錯誤的時局政治分析和估計，現在時局的錯誤估計，是產生於對中國革命根本問題（革命性質、革命動力、革命領導權、革命前途、政權等等）的錯誤了解；革命根本問題的錯誤了解是產生於對世界政治經濟係統（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性質的不正確了解和認識。」[243]王明就是按照這個體係，批評李立三「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