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 在《紅旗》第11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還是「沒收一切土地」》。
文章正確地批評了「沒收一切土地」的錯誤主張，但同時又說：「因為富農已經是土地革命的仇敵，我們……一定要沒收他的土地。」並宣揚實行「土地國有」。
7月初 和秦邦憲一起找王稼祥、何子述「交換回國以來的見聞和觀感」。
在交談中都談了自己對當前形勢、工作情況，特別是對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決議的看法。這時，王明已經知道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反對6月11日決議，又見大家對決議都有一些異議，就說自己對決議的看法。他最後說：「今天的交談很好，對李立三他們那一套，凡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漠然置之，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過幾天，中央機關要召開一個政治討論會，大家都可以也應該去談談意見，為了維護馬列主義和國際路線，這是非常必要的。」[147]
7月9日 在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發言，對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決議提出意見。秦邦憲等也發了言。這使李立三很惱火，便給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小組織」等帽子。向忠發宣布，立即撤銷王明的中宣部秘書等一切工作。正如楊奎鬆所說：「王明深受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國後卻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視。於是，他抓住這個機會，拉上對當時中央的做法同樣有意見的博古，向李立三發難。結果，王明、博古幾個人因此受了嚴厲的處分。」[148]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那時李立三把陳紹禹、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他們曾向李立三個人和政治局提意見，並在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上發表擁護共產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稱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小組織』或『陳紹禹的莫斯科派』而加以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嚴重打擊。為反對李立三在中共中央的《布爾塞維克》雜誌四、五合期上發表的《革命高潮前諸問題》的論文和政治局六月十一日決議，六月二十八日陳紹禹被給予『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秦邦憲、王稼祥和何子述各被給以『嚴重警告』的處分。八月七日陳紹禹原來的處分被加重為『留黨察看六個月』，秦邦憲、王稼祥和何子述原來的處分都被加重為『最後嚴重警告』。」[149]
《傳記與回憶》說：「李立三召開中央工作人員會議，公開鬥陳、秦、王、何四人。除宣布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取消派的暗探』外，並派當時掛名的總書記向忠發找陳、秦、王、何談話，準備給他們一組織處分。」「1930年6月底，向忠髮帶著項英同誌一起，找四人談話。向張口大罵，從『小資產階級意識』直到『狗入的王八蛋』……都罵出來，強迫四人承認錯誤。項英同誌始終一言未發。四人都不承認錯誤。向忠發代表立三中央宣布：給紹禹最後嚴重警告，給其他三人嚴重警告。」
但米夫對他們的行動高度讚揚，說「上海黨的組織在陳紹禹（王明）同誌領導之下，首先開始了反半托洛茨基的李立三路線的鬥爭，為正確路線而進行的鬥爭，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在紹禹同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領袖之一，周圍團結了黨的最好的幹部，他協同黨內其他優秀的領導者，——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於1933年因遭受虐待病死於北平陸軍監獄內），沈澤民（因積勞成疾而死於鄂豫皖蘇區），陳原道（於1932年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南京）等同誌，在兩條戰線鬥爭上，堅持了正確的列寧史達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路線」。[150]
7月10日 以韶玉的名字給中央寫信，重申他在政治討論會上發表的意見。
信中共談了四個問題：（一）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問題。他認為「世界革命新的怒潮正在發展到直接革命形勢，中國革命的大爆發更加加速世界革命直接革命形勢的成熟，更加速世界革命大爆發，這是毫無疑問正確的，但有些同誌以為隻有中國革命爆發了，才能引起世界革命大爆發，隻有中國革命勝利了，世界革命才能勝利，這是不正確的」。「中國革命現在不僅有先於他國爆發的可能，而且有先於他國勝利的可能，不僅有勝利的可能，而且有勝利持續的保障。」（二）關於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問題。他認為「直接革命形勢是高潮的頂點，高潮發展成長而為直接革命形勢，中間雖沒有一道萬裏長城間隔著，但兩者並不是混而為一的東西」，不能「把高潮或高漲與直接革命形勢混為一談」。（三）關於一省與幾省政權問題。他不同意「以為主要數省以至一省暴動奪取政權後，如果不馬上發生全國暴動，則這主要數省以至一省的政權便立刻塌台」的觀點，認為「數省與一省首先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能夠支持鬥爭到匯合全國革命勝利，不然，還是無意中取消了數省以至一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和意義」。（四）反右傾問題。他說「關於反右傾工作未做到支部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我以為不僅未深入支部，而且未能深入一般幹部」，「很少能對右傾觀點有比較係統的認識」。在列舉了右傾的五種表現以後，他還提出要特別加緊「反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更加重視托洛茨基派的問題。[151]
有的學者分析說：標誌「立三路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決議》和王明「反對李立三路線」給中央的這封信，兩相對照，可以看出：兩者都「左」，總的方麵是一致的，在基本問題上王明不可能「反對李立三路線」，並多次稱《決議》及其報告人是「非常正確的」、「我完全同意」等；兩者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區別，對有些問題王明的觀點和主張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場上反對「左」；王明不同意「把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混為一談」，這是對的，但這是照搬史達林的；兩者在具體提法上有時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過討論糾正李立三「左」的錯誤，而是找藉口反對李立三，為自己上台打開通路。[152]
文章正確地批評了「沒收一切土地」的錯誤主張，但同時又說：「因為富農已經是土地革命的仇敵，我們……一定要沒收他的土地。」並宣揚實行「土地國有」。
7月初 和秦邦憲一起找王稼祥、何子述「交換回國以來的見聞和觀感」。
在交談中都談了自己對當前形勢、工作情況，特別是對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決議的看法。這時，王明已經知道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反對6月11日決議，又見大家對決議都有一些異議，就說自己對決議的看法。他最後說：「今天的交談很好，對李立三他們那一套，凡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漠然置之，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過幾天，中央機關要召開一個政治討論會，大家都可以也應該去談談意見，為了維護馬列主義和國際路線，這是非常必要的。」[147]
7月9日 在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發言，對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決議提出意見。秦邦憲等也發了言。這使李立三很惱火，便給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小組織」等帽子。向忠發宣布，立即撤銷王明的中宣部秘書等一切工作。正如楊奎鬆所說：「王明深受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國後卻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視。於是，他抓住這個機會，拉上對當時中央的做法同樣有意見的博古，向李立三發難。結果，王明、博古幾個人因此受了嚴厲的處分。」[148]
王明在《中共半世紀》一書中說：「那時李立三把陳紹禹、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他們曾向李立三個人和政治局提意見，並在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上發表擁護共產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稱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小組織』或『陳紹禹的莫斯科派』而加以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嚴重打擊。為反對李立三在中共中央的《布爾塞維克》雜誌四、五合期上發表的《革命高潮前諸問題》的論文和政治局六月十一日決議，六月二十八日陳紹禹被給予『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秦邦憲、王稼祥和何子述各被給以『嚴重警告』的處分。八月七日陳紹禹原來的處分被加重為『留黨察看六個月』，秦邦憲、王稼祥和何子述原來的處分都被加重為『最後嚴重警告』。」[149]
《傳記與回憶》說：「李立三召開中央工作人員會議，公開鬥陳、秦、王、何四人。除宣布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取消派的暗探』外，並派當時掛名的總書記向忠發找陳、秦、王、何談話，準備給他們一組織處分。」「1930年6月底，向忠髮帶著項英同誌一起，找四人談話。向張口大罵，從『小資產階級意識』直到『狗入的王八蛋』……都罵出來，強迫四人承認錯誤。項英同誌始終一言未發。四人都不承認錯誤。向忠發代表立三中央宣布：給紹禹最後嚴重警告，給其他三人嚴重警告。」
但米夫對他們的行動高度讚揚，說「上海黨的組織在陳紹禹（王明）同誌領導之下，首先開始了反半托洛茨基的李立三路線的鬥爭，為正確路線而進行的鬥爭，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在紹禹同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領袖之一，周圍團結了黨的最好的幹部，他協同黨內其他優秀的領導者，——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於1933年因遭受虐待病死於北平陸軍監獄內），沈澤民（因積勞成疾而死於鄂豫皖蘇區），陳原道（於1932年被國民黨秘密槍殺於南京）等同誌，在兩條戰線鬥爭上，堅持了正確的列寧史達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路線」。[150]
7月10日 以韶玉的名字給中央寫信，重申他在政治討論會上發表的意見。
信中共談了四個問題：（一）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問題。他認為「世界革命新的怒潮正在發展到直接革命形勢，中國革命的大爆發更加加速世界革命直接革命形勢的成熟，更加速世界革命大爆發，這是毫無疑問正確的，但有些同誌以為隻有中國革命爆發了，才能引起世界革命大爆發，隻有中國革命勝利了，世界革命才能勝利，這是不正確的」。「中國革命現在不僅有先於他國爆發的可能，而且有先於他國勝利的可能，不僅有勝利的可能，而且有勝利持續的保障。」（二）關於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問題。他認為「直接革命形勢是高潮的頂點，高潮發展成長而為直接革命形勢，中間雖沒有一道萬裏長城間隔著，但兩者並不是混而為一的東西」，不能「把高潮或高漲與直接革命形勢混為一談」。（三）關於一省與幾省政權問題。他不同意「以為主要數省以至一省暴動奪取政權後，如果不馬上發生全國暴動，則這主要數省以至一省的政權便立刻塌台」的觀點，認為「數省與一省首先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能夠支持鬥爭到匯合全國革命勝利，不然，還是無意中取消了數省以至一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和意義」。（四）反右傾問題。他說「關於反右傾工作未做到支部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我以為不僅未深入支部，而且未能深入一般幹部」，「很少能對右傾觀點有比較係統的認識」。在列舉了右傾的五種表現以後，他還提出要特別加緊「反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更加重視托洛茨基派的問題。[151]
有的學者分析說：標誌「立三路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決議》和王明「反對李立三路線」給中央的這封信，兩相對照，可以看出：兩者都「左」，總的方麵是一致的，在基本問題上王明不可能「反對李立三路線」，並多次稱《決議》及其報告人是「非常正確的」、「我完全同意」等；兩者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區別，對有些問題王明的觀點和主張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場上反對「左」；王明不同意「把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混為一談」，這是對的，但這是照搬史達林的；兩者在具體提法上有時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過討論糾正李立三「左」的錯誤，而是找藉口反對李立三，為自己上台打開通路。[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