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明等人受處分的經過，李立三在自述中是這樣說的：
6月底[153]，舉行中央幹部會議，在中央各個機關工作的同誌幾乎全都參加了。我作了關於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之後，以上同誌，特別是陳紹禹公開出麵，堅決反對我的錯誤主張和6月11日決議。但是，大部分幹部在我的影響下反對他們的意見，支持了我的錯誤主張。我作總結時，譴責了他們的「機會主義傾向」，要求停止「反黨鬥爭」。我表示，「他們如果不贊同這種路線，可以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即未來的『七大』上發言，現在則必須服從並無條件地執行黨的決議」。會後，這些同誌提出來要和我談一次話，要我對一些原則問題進一步作些解釋。但是，我的一些支持者認為我的總結髮言太軟弱、讓步太大了，我不應該允許這些人保留自己的意見直到召開七大為止，應該要求他們馬上放棄自己的意見，服從中央，並把有關情況轉告了向忠發和項英。第二天開會時，向忠發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就批評我「過於讓步」，堅決要求這些人立即服從中央決議。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鄧中夏同誌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通報說，陳紹禹和一些莫斯科勞動大學的同學保持通信聯繫，在一封信中還向他們泄露了黨的機密，對黨的決議進行了諷刺挖苦和指責。我和其他政治局委員都認為陳紹禹的行為就是搞「反黨小集團」，於是政治局作出決定，要求他們服從黨的決議並安排向忠發及項英、鄧中夏等同誌同他們談話，不允許我參加。談話時，向忠發指責他們搞「反黨集團」。並說，他們如果不停止「反黨行為」，中央就要給以處分。但是，這些同誌表現出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和堅強精神，不怕威脅，繼續反對中央的錯誤路線。幾天之後，政治局作出處分他們的決定，理由就是他們搞「反黨宗派活動」。陳紹禹留黨察看6個月，「若不悔改，便清除出黨」，其他三位同誌受到最後一次嚴重警告。政治局還同時決定派他們去外地工作：何子述去河北，王稼祥去廣東，陳紹禹去江蘇。有關省委領導都接到通知說，這些同誌是搞「反黨活動」的，應當加以監督。省委領導就疏遠他們，不給馬上分配工作，也不關心他們的住宿和生活條件，使這些同誌們受到不少冤屈。[154]
7月22日 和王稼祥給米夫寫信，向米夫匯報他們的「不幸」，說中央認為他們是異己分子，甚至不願和他們交談，並認為他們同共產國際執委會有聯繫，如意見不合就把他們趕出公司[155]。信裏還指出中共中央領導胡作非為、右傾，希望國際給予「治療」。信中寫道：「老闆[156]的這些胡作非為，都是由於他右腦有病[157]。這種病需要好好治療，而在貧困的中國很難進行這種治療。我們希望，很快能找到良醫良藥，使老闆痊癒，使公司狀況得到改善。」[158]
7月24日 在給米夫的信中再次指出中共中央目前的狀況是有些領導人犯了右傾錯誤，說他們因在中共中央6月9日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的爭論受到指責和打擊，現在「情況十分嚴重。現在我和其他人隻做翻譯和技術〈工作〉，此外，每日每時都有被趕出我們公司[159]的危險」。最後他談了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如果繼續由李[160]領導，如果不發來更好的商品[161]，公司決不可能健全起來。」[162]
7月30日 孟慶樹被捕，關押在上海龍華看守所。王明萬分焦急，寫了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絕：
天上當然織女好，星間難怪牛郎癡。
真情豈受銀河隔，有限長空無限思。[163]
7月底 米夫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遠東局新的領導人。[164]
8月1日 在給米夫寫的信中談到李立三近來寫了兩篇文章，部分地竊取了他的觀點，但有所發揮。他認為李否定中國革命在世界資本主義破產前勝利發展的可能性，在否定李的同時說他本人對形勢的看法才是正確的。信的最後向米夫反映立三中央對他們一夥莫斯科派打擊日益加強，「形勢太嚴重了」。[165]
8月3～5日 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聯席會議談論如何處分王明等人。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1931年底到莫斯科後，遇到1930年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之一的德國同誌，那個人說：「1930年8月3～5日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聯席會議時，李立三和向忠發等都要求開除你們四人的黨籍。因為我們反對，才改為留黨察看和最後嚴重警告。我們仍反對，但他們不聽！」
8月6日 給米夫寫信，控告向忠發、鄧中夏召集會議對他們四人進行批評，向忠發說他們已經成了明顯的「反革〈命分子〉和中國貿易[166]最有害的敵人。你們在巴黎[167]搞宗派，你們是分裂公司[168]的人」。並且說他們無權反對李的文章和意見。最後向忠發宣布組織結論：伊萬[169]「開除〈出黨〉6個月……解除我們的一切工作」。王明向米夫表示「我們暫時等待最高一級的審理和處理問題」。[170]事實上，當時中共中央隻給了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並沒有把他開除出黨，其他三人也隻給了嚴重警告處分。
8月7日 《傳記與回憶》說向忠發召集會議鬥爭王明等人。
這份回憶錄說：「1930年8月7日，向忠發又找陳紹禹、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到中央宣傳部去開會，並叫鄧中夏同誌（該部副部長）和潘問友（立三的助手）參加，幫忙鬥爭陳、秦、王、何四人。」向忠發開始就宣布說：「紅軍已占領了長沙，誰還敢說中央的路線不正確？反立三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還說：「黨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給你們處罰！處罰！再處罰！」「被鬥的四人都再次地說明立三路線為什麽是錯的。紹禹說：『立三文章《中國革命新高潮前的諸問題》是第一個錯誤，六月十一日決議是第二個錯誤，紅軍打長沙和在全國各地實行武裝暴動是第三個更大的錯誤！第一個、第二個是理論錯誤，第三個是實際行動錯誤！」「結果，向忠發代表李立三的中央宣布給四人處分：陳紹禹由原來的最後嚴重警告改為留黨察看六個月，其他三人由原來的嚴重警告改為最後嚴重警告。」這是李立三對王明的第四次打擊。
6月底[153]，舉行中央幹部會議，在中央各個機關工作的同誌幾乎全都參加了。我作了關於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之後，以上同誌，特別是陳紹禹公開出麵，堅決反對我的錯誤主張和6月11日決議。但是，大部分幹部在我的影響下反對他們的意見，支持了我的錯誤主張。我作總結時，譴責了他們的「機會主義傾向」，要求停止「反黨鬥爭」。我表示，「他們如果不贊同這種路線，可以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即未來的『七大』上發言，現在則必須服從並無條件地執行黨的決議」。會後，這些同誌提出來要和我談一次話，要我對一些原則問題進一步作些解釋。但是，我的一些支持者認為我的總結髮言太軟弱、讓步太大了，我不應該允許這些人保留自己的意見直到召開七大為止，應該要求他們馬上放棄自己的意見，服從中央，並把有關情況轉告了向忠發和項英。第二天開會時，向忠發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就批評我「過於讓步」，堅決要求這些人立即服從中央決議。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鄧中夏同誌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通報說，陳紹禹和一些莫斯科勞動大學的同學保持通信聯繫，在一封信中還向他們泄露了黨的機密，對黨的決議進行了諷刺挖苦和指責。我和其他政治局委員都認為陳紹禹的行為就是搞「反黨小集團」，於是政治局作出決定，要求他們服從黨的決議並安排向忠發及項英、鄧中夏等同誌同他們談話，不允許我參加。談話時，向忠發指責他們搞「反黨集團」。並說，他們如果不停止「反黨行為」，中央就要給以處分。但是，這些同誌表現出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和堅強精神，不怕威脅，繼續反對中央的錯誤路線。幾天之後，政治局作出處分他們的決定，理由就是他們搞「反黨宗派活動」。陳紹禹留黨察看6個月，「若不悔改，便清除出黨」，其他三位同誌受到最後一次嚴重警告。政治局還同時決定派他們去外地工作：何子述去河北，王稼祥去廣東，陳紹禹去江蘇。有關省委領導都接到通知說，這些同誌是搞「反黨活動」的，應當加以監督。省委領導就疏遠他們，不給馬上分配工作，也不關心他們的住宿和生活條件，使這些同誌們受到不少冤屈。[154]
7月22日 和王稼祥給米夫寫信，向米夫匯報他們的「不幸」，說中央認為他們是異己分子，甚至不願和他們交談，並認為他們同共產國際執委會有聯繫，如意見不合就把他們趕出公司[155]。信裏還指出中共中央領導胡作非為、右傾，希望國際給予「治療」。信中寫道：「老闆[156]的這些胡作非為，都是由於他右腦有病[157]。這種病需要好好治療，而在貧困的中國很難進行這種治療。我們希望，很快能找到良醫良藥，使老闆痊癒，使公司狀況得到改善。」[158]
7月24日 在給米夫的信中再次指出中共中央目前的狀況是有些領導人犯了右傾錯誤，說他們因在中共中央6月9日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的爭論受到指責和打擊，現在「情況十分嚴重。現在我和其他人隻做翻譯和技術〈工作〉，此外，每日每時都有被趕出我們公司[159]的危險」。最後他談了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如果繼續由李[160]領導，如果不發來更好的商品[161]，公司決不可能健全起來。」[162]
7月30日 孟慶樹被捕，關押在上海龍華看守所。王明萬分焦急，寫了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絕：
天上當然織女好，星間難怪牛郎癡。
真情豈受銀河隔，有限長空無限思。[163]
7月底 米夫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遠東局新的領導人。[164]
8月1日 在給米夫寫的信中談到李立三近來寫了兩篇文章，部分地竊取了他的觀點，但有所發揮。他認為李否定中國革命在世界資本主義破產前勝利發展的可能性，在否定李的同時說他本人對形勢的看法才是正確的。信的最後向米夫反映立三中央對他們一夥莫斯科派打擊日益加強，「形勢太嚴重了」。[165]
8月3～5日 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聯席會議談論如何處分王明等人。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1931年底到莫斯科後，遇到1930年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之一的德國同誌，那個人說：「1930年8月3～5日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聯席會議時，李立三和向忠發等都要求開除你們四人的黨籍。因為我們反對，才改為留黨察看和最後嚴重警告。我們仍反對，但他們不聽！」
8月6日 給米夫寫信，控告向忠發、鄧中夏召集會議對他們四人進行批評，向忠發說他們已經成了明顯的「反革〈命分子〉和中國貿易[166]最有害的敵人。你們在巴黎[167]搞宗派，你們是分裂公司[168]的人」。並且說他們無權反對李的文章和意見。最後向忠發宣布組織結論：伊萬[169]「開除〈出黨〉6個月……解除我們的一切工作」。王明向米夫表示「我們暫時等待最高一級的審理和處理問題」。[170]事實上，當時中共中央隻給了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並沒有把他開除出黨，其他三人也隻給了嚴重警告處分。
8月7日 《傳記與回憶》說向忠發召集會議鬥爭王明等人。
這份回憶錄說：「1930年8月7日，向忠發又找陳紹禹、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到中央宣傳部去開會，並叫鄧中夏同誌（該部副部長）和潘問友（立三的助手）參加，幫忙鬥爭陳、秦、王、何四人。」向忠發開始就宣布說：「紅軍已占領了長沙，誰還敢說中央的路線不正確？反立三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還說：「黨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給你們處罰！處罰！再處罰！」「被鬥的四人都再次地說明立三路線為什麽是錯的。紹禹說：『立三文章《中國革命新高潮前的諸問題》是第一個錯誤，六月十一日決議是第二個錯誤，紅軍打長沙和在全國各地實行武裝暴動是第三個更大的錯誤！第一個、第二個是理論錯誤，第三個是實際行動錯誤！」「結果，向忠發代表李立三的中央宣布給四人處分：陳紹禹由原來的最後嚴重警告改為留黨察看六個月，其他三人由原來的嚴重警告改為最後嚴重警告。」這是李立三對王明的第四次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