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 在《紅旗》報第102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為什麽不組織僱農工會？》一文的前半部分，第103、104期連續登載後半部分，認為很多地方不組織僱農工會，是「農民意識——尤其是富農意識作怪」，強調不與「中小商人」、「小業主」建立統一戰線。[131]
5月23日 在《勞動》第32期上以兆雨、玉、石的筆名分別發表4篇文章。
第一篇《上海水電工人同盟罷工勝利的意義與教訓》。王明為鼓勵工人繼續蠻幹，把這次罷工說成取得了「偉大勝利」。而且說「政治罷工的勝敗，不能僅從直接條件的有否收穫為鑑評」。
第二篇《怎樣準備五卅工作？》，不是要人們怎樣注意鬥爭策略，而是強調「組織全國的總政治罷工與總政治示威」。如果僅僅組織了政治罷工，「不能將廣大罷工群眾調動到街上示威」，或者「僅能零星地調動群眾到示威地點」，都「不能算」完成任務。
第三篇《一個笑裏藏刀的危險口號》，主要揭露改組派、青年黨提出的「同情罷工，加緊反共」口號，指出這個口號「不僅是分離工人群眾與工人政黨之間的親密關係，而且是加緊壓迫罷工加緊屠殺工人的指令！」
第四篇《國際勞工局與國民黨》。文章說：國際聯盟之下的專門壓迫欺騙工人階級的國際勞工局，要在南京上海設立辦事處，其目的是「就近幫助中外資本家欺騙中國工人」。文章在論述當時的形勢時說，「中國革命的浪潮又洶湧澎湃起來了，農民，兵士，學生的革命運動都普遍發展起來了，紅軍，遊擊隊，蘇維埃赤化了半個南中國。不僅國民黨的統治快要垮台，帝國主義的命運也快告終」。
5月27日 在《紅旗》報第10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上海水電工人同盟罷工的勝利》。
文章說能實現這次罷工，是「革命高潮的有力信號」，這一罷工取得勝利，是「革命高潮的具體象徵」。[132]
5月 除任《勞動》三日刊編輯外，還兼任上海英商電汽車罷工委員會委員，編輯《罷工每日快報》。[133]
《傳記與回憶》說：「雖然快報每日隻出一張約三千來字，但編寫都隻有紹禹一人。他隻有夜間三時以後，才有時間編寫這個快報，因為他日間還要編寫全總的《勞動》三日刊和處理一些其他日常工作——尤其是每天都要給罷工委員會找新的開會地址——為了安全不能不如此。找好後，還得通知項英、羅邁等。所以每夜三時左右，才能到全總的油印科去，就在那裏才能開始編寫罷工快報。所以一行一行的寫稿，油印科的同誌（當時也隻有迅雷一人）就跟著一行一行的刻在蠟紙上。他刻完立即印好，並在每日早七時左右送給工人的罷工委員會。這個快報的內容，除報導英商電車工人自己的消息外，還盡可能報導一些國內外的主要消息特別是注意宣傳蘇聯和中國的紅軍與蘇區情況。」後來在工人復工問題上，王明也出了好主意，因而得到項英的好評。
《寫作要目》說：《每日罷工快報》是「小型油印日報，上海英商電車工人紅五月大罷工以後印行，5～6月初全為紹禹編寫，作者當時為罷工委員會委員兼秘書」。
同月 米夫向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讀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作出的決議案，指責瞿秋白等人在處理中山大學學生糾紛問題上的嚴重錯誤。
楊尚昆回憶說：「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讀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作出的決議案，聲稱：李劍如、餘篤三已『走到實際上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須擔負『部分責任』，『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派的活動』，政治委員會『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並請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這是對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們被迫來中大作檢討。為什麽決議案沒有點其他兩位代表團成員張國燾和王若飛的名呢？原來，張國燾向米夫低頭了，他在《申明書》中誣陷瞿秋白『拉幫結派』，甚至把駐少共國際的代表陸定一也拉在一起，說他們都是反共產國際的。張國燾搞了這一手，共產國際就信任他了。王若飛那時被誣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寧學院受『清黨』的考驗。後來，共產國際要中共代表團統統回國。」[134]
同月 開始反對起李立三的觀點。據《李立三自述》說：
早在5月間我的文章發表以後，陳紹禹同誌就已經開始批評其中的錯誤，並幾次找項英同誌交換意見（項英同誌此時領導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工作，陳紹禹也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雖然項英同誌在政治局開會時講到過這個意見，但我非但不接受，而且認為他（陳紹禹）的意見是「危險的機會主義傾向」，開始和他作鬥爭。6月間，秦邦憲、何子述、王稼祥等同誌回國，看到政治局6月1 1日決議時，馬上聲明這是錯誤的決議，尤其是在有關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上錯誤更大。他們和陳紹禹一道立即開始鬥爭，反對這一決議。這時何子述在中央組織部，王稼祥在中央宣傳部，秦邦憲在《布爾塞維克》雜誌編輯部。他們在中央機關幹部中進行解釋工作，找很多同誌談話，並在各種會議上發言批評6月11日決議的錯誤。大部分中央同誌受我的影響，不相信他們，認為這種批評是「反黨行為」，但是，這些同誌決不後退，繼續反對這個決議和政治局的方針。[135]
5月23日 在《勞動》第32期上以兆雨、玉、石的筆名分別發表4篇文章。
第一篇《上海水電工人同盟罷工勝利的意義與教訓》。王明為鼓勵工人繼續蠻幹，把這次罷工說成取得了「偉大勝利」。而且說「政治罷工的勝敗，不能僅從直接條件的有否收穫為鑑評」。
第二篇《怎樣準備五卅工作？》，不是要人們怎樣注意鬥爭策略，而是強調「組織全國的總政治罷工與總政治示威」。如果僅僅組織了政治罷工，「不能將廣大罷工群眾調動到街上示威」，或者「僅能零星地調動群眾到示威地點」，都「不能算」完成任務。
第三篇《一個笑裏藏刀的危險口號》，主要揭露改組派、青年黨提出的「同情罷工，加緊反共」口號，指出這個口號「不僅是分離工人群眾與工人政黨之間的親密關係，而且是加緊壓迫罷工加緊屠殺工人的指令！」
第四篇《國際勞工局與國民黨》。文章說：國際聯盟之下的專門壓迫欺騙工人階級的國際勞工局，要在南京上海設立辦事處，其目的是「就近幫助中外資本家欺騙中國工人」。文章在論述當時的形勢時說，「中國革命的浪潮又洶湧澎湃起來了，農民，兵士，學生的革命運動都普遍發展起來了，紅軍，遊擊隊，蘇維埃赤化了半個南中國。不僅國民黨的統治快要垮台，帝國主義的命運也快告終」。
5月27日 在《紅旗》報第10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上海水電工人同盟罷工的勝利》。
文章說能實現這次罷工，是「革命高潮的有力信號」，這一罷工取得勝利，是「革命高潮的具體象徵」。[132]
5月 除任《勞動》三日刊編輯外，還兼任上海英商電汽車罷工委員會委員，編輯《罷工每日快報》。[133]
《傳記與回憶》說：「雖然快報每日隻出一張約三千來字，但編寫都隻有紹禹一人。他隻有夜間三時以後，才有時間編寫這個快報，因為他日間還要編寫全總的《勞動》三日刊和處理一些其他日常工作——尤其是每天都要給罷工委員會找新的開會地址——為了安全不能不如此。找好後，還得通知項英、羅邁等。所以每夜三時左右，才能到全總的油印科去，就在那裏才能開始編寫罷工快報。所以一行一行的寫稿，油印科的同誌（當時也隻有迅雷一人）就跟著一行一行的刻在蠟紙上。他刻完立即印好，並在每日早七時左右送給工人的罷工委員會。這個快報的內容，除報導英商電車工人自己的消息外，還盡可能報導一些國內外的主要消息特別是注意宣傳蘇聯和中國的紅軍與蘇區情況。」後來在工人復工問題上，王明也出了好主意，因而得到項英的好評。
《寫作要目》說：《每日罷工快報》是「小型油印日報，上海英商電車工人紅五月大罷工以後印行，5～6月初全為紹禹編寫，作者當時為罷工委員會委員兼秘書」。
同月 米夫向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讀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作出的決議案，指責瞿秋白等人在處理中山大學學生糾紛問題上的嚴重錯誤。
楊尚昆回憶說：「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讀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委員會作出的決議案，聲稱：李劍如、餘篤三已『走到實際上與托派聯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團須擔負『部分責任』，『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秋白、鄧中夏、餘飛）領導了李劍如、餘篤三派的活動』，政治委員會『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並請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這是對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們被迫來中大作檢討。為什麽決議案沒有點其他兩位代表團成員張國燾和王若飛的名呢？原來，張國燾向米夫低頭了，他在《申明書》中誣陷瞿秋白『拉幫結派』，甚至把駐少共國際的代表陸定一也拉在一起，說他們都是反共產國際的。張國燾搞了這一手，共產國際就信任他了。王若飛那時被誣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寧學院受『清黨』的考驗。後來，共產國際要中共代表團統統回國。」[134]
同月 開始反對起李立三的觀點。據《李立三自述》說：
早在5月間我的文章發表以後，陳紹禹同誌就已經開始批評其中的錯誤，並幾次找項英同誌交換意見（項英同誌此時領導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工作，陳紹禹也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雖然項英同誌在政治局開會時講到過這個意見，但我非但不接受，而且認為他（陳紹禹）的意見是「危險的機會主義傾向」，開始和他作鬥爭。6月間，秦邦憲、何子述、王稼祥等同誌回國，看到政治局6月1 1日決議時，馬上聲明這是錯誤的決議，尤其是在有關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上錯誤更大。他們和陳紹禹一道立即開始鬥爭，反對這一決議。這時何子述在中央組織部，王稼祥在中央宣傳部，秦邦憲在《布爾塞維克》雜誌編輯部。他們在中央機關幹部中進行解釋工作，找很多同誌談話，並在各種會議上發言批評6月11日決議的錯誤。大部分中央同誌受我的影響，不相信他們，認為這種批評是「反黨行為」，但是，這些同誌決不後退，繼續反對這個決議和政治局的方針。[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