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 以「兆雨」、「石」、「慕」、「玉」的筆名在《勞動》第28期上，發表4篇文章。
第一篇《南京四三慘案的意義與教訓》，就4月3日英帝國主義的水兵慘殺南京和記工廠工人事件，得出結論說：「革命與反革命的肉搏一天一天地加緊了」，「已迫在目前了！」「革命高潮已經加快地到來了。」在這樣的時刻，「政治罷工，同盟罷工，已經是我們日常工作的迫切任務」。這時，「不僅懷疑這些行動『有沒有可能』的觀點是機會主義，就是把這些行動隻當作『一般的策略和很遠的前途』，而不積極馬上實行準備、組織與實現，也同樣是右傾」。
第二篇《「四一二」與蔣介石》，主張打倒一切。它說：張發奎、馮玉祥、陳公博、李宗仁、閻錫山、段祺瑞，「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哪一個比蔣介石好一毫呢？」「改組派為的爭奪賣國殃民的權利反對蔣介石，他們的忠實同誌沒有一個不是『蔣介石第二』，國民黨政客這一群狗窩裏，絕對找不到一條『少通人性』的好狗，都是一樣兇惡的帝國主義與地主資本家的屠殺工農的獵狗！」我們要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各派軍閥，整個國民黨，「打倒中國的一切地主，買辦，資本家」。
第三篇《漢口蛋廠的同盟罷工》。3月23日，漢口和記、安利英等七八家蛋廠，發生群眾自發的同盟罷工，提出「恢復民國十五年的條件」等7項經濟要求，在得到「相當勝利」的條件下復工了。這篇文章根據這一事件，對形勢作了過高的估計：「同盟罷工已經成為群眾實際行動的迫切要求，群眾已經自動地幹起來。」「在這一鬥爭的影響下，同盟罷工，政治罷工，一定在武漢區域繼續擴大和深入，這不僅是赤色工會發展的有力基礎，而且是一般革命運動尤其是湘鄂贛三省蘇維埃政權運動的有力推動和領導，更加要加速實現工農兵武裝暴動奪取武漢和全國革命勝利的前途。」
第四篇《加緊準備「紅色的五一」！》。文章說：「『紅色的五一』馬上要來了！」屆時要「組織五一的罷工示威」。在籌備中，要「盡力用鬥爭方法取得公開地點……作為開群眾大會，代表會，委員會，以及組織，宣傳，糾察各部公開辦事的場所」。
春 於上海作七絕《念故鄉》。詩曰：
屢跋高峰涉巨洋，為謀域內變風光。
金家寨上紅旗滿，我更因之念故鄉。[127]
5月上旬前後 撰寫《什麽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小冊子。[128]
《寫作要目》說：這本小冊子「未署名」，是為1930年5月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代表們用的，由「中共中央鉛印，中共中央決定作者寫的。當時作者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129]
5月1日 在《勞動》第30期上以石的筆名發表《要飯吃！要工作！要土地！》、《援助英日同盟罷工的兄弟們》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要求：「在全體工人階級引導廣大勞苦群眾與資本家搏鬥的『五一』這一天，失業工人應該積極起來走向戰爭的前線，舉行廣大的群眾示威，包圍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的辦事機關，行政機關及工廠作坊，打開資本家的米倉錢庫，向他們要飯吃，要工作，要土地！」
後一篇文章說，「五一快到了！英日同盟罷工兄弟們的鬥爭勇氣一定更大」，全中國的工友們，要以實際行動援助英日的兄弟們，「在五一這一天，我們舉行偉大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
5月14日 在《勞動》第31期上以兆雨、石的筆名分別發表《上海水電工人的同盟罷工》和《「赤俄」與「白俄」》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號召工人與資本家拚個你死我活。文章說：「上海安迪生祥昌，南京和記，青島英日煙紗各廠的鬥爭，給了我們明確的教訓，現在已經是資本家與工人肉搏血戰的時候……我們隻有下決心與資本家拚個你死我活的鬥爭！」
後一篇文章說：工人要求米貼，加工錢，國民黨就說是「赤化」嫌疑；工人罷工，資本家就招雇「白俄」代替工人，破壞罷工。「白俄」在中國有好幾萬人到10萬人，他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死對頭」，我們要「堅決地以群眾武裝力量驅逐『白俄』」。
同日 在《紅旗》報第101期上以雨的筆名發表《堅決地反對黃色傾向》。文章說：「目前工人運動的主要危險，便是黃色傾向！」其表現是「對反國民黨反黃色工會的實際鬥爭不堅決」，「有時還多少保有合法觀念的幻想」，等等。對這種傾向，要「在理論上，組織上，鬥爭上，工作上加緊的克服」。
5月15日 在《布爾塞維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
文章對形勢作了誇張的估計，說：「反對軍閥製度與軍閥戰爭的鬥爭浪潮，卷進千百萬億的群眾，全國主要城市的工人鬥爭，已經走到政治同盟罷工和直接武裝衝突的形式，農民運動在南中國各省表現出顯著的高潮，蘇維埃區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農紅軍迅速在七八省範圍內建立和擴大，兵士成營成團成旅的譁變，很多投到革命群眾方麵去」，「統治階級本身也深切地感覺到『赤化』全中國和紅軍占領武漢的危險已經迫在目前。帝國主義及整個統治階級都一齊在革命怒潮之前發抖！」文章提出，在這樣的形勢下，要奪取武漢這個中心城市。「從目前革命形勢及軍閥戰爭的形勢看來，在武漢及附近各省（湘贛）開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行動，並非什麽很遠的前途。」「奪取武漢毫無疑義地是建立全中國蘇維埃政權的開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要「加緊反改組派的鬥爭」，在黨內「加緊進行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加強中心城市的領導作用和工作，加緊組織主要城市的政治罷工，同盟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文章列舉了「右傾」的十種表現，說各種右的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險。右傾傾向的第一種表現是對於目前國際革命形勢及中國革命形勢的日益完備高潮條件的懷疑與動搖；第二種表現是在群眾鬥爭中黨的尾巴主義；第三是職工運動中的黃色傾向與對於赤色工會建立的忽視；第四是農村中的富農路線的領導和對於反富農鬥爭的猶豫和不堅決；第五是地方觀念、保守觀念和一般的農民意識；第六是對士兵運動的忽視與對於兵變的取消傾向；第七是對於爭取公開工作路線的懷疑與不堅決；第八是對於紅軍、遊擊隊及蘇維埃區在一般革命運動中的比重成分估計得不夠；第九是對於『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正確估計和『幻想』；最後，非常危險的是對於黨的本身力量估計得太過分薄弱。非常明顯地，第一種傾向能阻止、妨害、動搖甚至反對黨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線的執行。」有的學者認為：「王明這篇文章，是一篇追隨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代表作。」[130]
第一篇《南京四三慘案的意義與教訓》，就4月3日英帝國主義的水兵慘殺南京和記工廠工人事件，得出結論說：「革命與反革命的肉搏一天一天地加緊了」，「已迫在目前了！」「革命高潮已經加快地到來了。」在這樣的時刻，「政治罷工，同盟罷工，已經是我們日常工作的迫切任務」。這時，「不僅懷疑這些行動『有沒有可能』的觀點是機會主義，就是把這些行動隻當作『一般的策略和很遠的前途』，而不積極馬上實行準備、組織與實現，也同樣是右傾」。
第二篇《「四一二」與蔣介石》，主張打倒一切。它說：張發奎、馮玉祥、陳公博、李宗仁、閻錫山、段祺瑞，「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哪一個比蔣介石好一毫呢？」「改組派為的爭奪賣國殃民的權利反對蔣介石，他們的忠實同誌沒有一個不是『蔣介石第二』，國民黨政客這一群狗窩裏，絕對找不到一條『少通人性』的好狗，都是一樣兇惡的帝國主義與地主資本家的屠殺工農的獵狗！」我們要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各派軍閥，整個國民黨，「打倒中國的一切地主，買辦，資本家」。
第三篇《漢口蛋廠的同盟罷工》。3月23日，漢口和記、安利英等七八家蛋廠，發生群眾自發的同盟罷工，提出「恢復民國十五年的條件」等7項經濟要求，在得到「相當勝利」的條件下復工了。這篇文章根據這一事件，對形勢作了過高的估計：「同盟罷工已經成為群眾實際行動的迫切要求，群眾已經自動地幹起來。」「在這一鬥爭的影響下，同盟罷工，政治罷工，一定在武漢區域繼續擴大和深入，這不僅是赤色工會發展的有力基礎，而且是一般革命運動尤其是湘鄂贛三省蘇維埃政權運動的有力推動和領導，更加要加速實現工農兵武裝暴動奪取武漢和全國革命勝利的前途。」
第四篇《加緊準備「紅色的五一」！》。文章說：「『紅色的五一』馬上要來了！」屆時要「組織五一的罷工示威」。在籌備中，要「盡力用鬥爭方法取得公開地點……作為開群眾大會，代表會，委員會，以及組織，宣傳，糾察各部公開辦事的場所」。
春 於上海作七絕《念故鄉》。詩曰：
屢跋高峰涉巨洋，為謀域內變風光。
金家寨上紅旗滿，我更因之念故鄉。[127]
5月上旬前後 撰寫《什麽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小冊子。[128]
《寫作要目》說：這本小冊子「未署名」，是為1930年5月召開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代表們用的，由「中共中央鉛印，中共中央決定作者寫的。當時作者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129]
5月1日 在《勞動》第30期上以石的筆名發表《要飯吃！要工作！要土地！》、《援助英日同盟罷工的兄弟們》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要求：「在全體工人階級引導廣大勞苦群眾與資本家搏鬥的『五一』這一天，失業工人應該積極起來走向戰爭的前線，舉行廣大的群眾示威，包圍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的辦事機關，行政機關及工廠作坊，打開資本家的米倉錢庫，向他們要飯吃，要工作，要土地！」
後一篇文章說，「五一快到了！英日同盟罷工兄弟們的鬥爭勇氣一定更大」，全中國的工友們，要以實際行動援助英日的兄弟們，「在五一這一天，我們舉行偉大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
5月14日 在《勞動》第31期上以兆雨、石的筆名分別發表《上海水電工人的同盟罷工》和《「赤俄」與「白俄」》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號召工人與資本家拚個你死我活。文章說：「上海安迪生祥昌，南京和記，青島英日煙紗各廠的鬥爭，給了我們明確的教訓，現在已經是資本家與工人肉搏血戰的時候……我們隻有下決心與資本家拚個你死我活的鬥爭！」
後一篇文章說：工人要求米貼，加工錢，國民黨就說是「赤化」嫌疑；工人罷工，資本家就招雇「白俄」代替工人，破壞罷工。「白俄」在中國有好幾萬人到10萬人，他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死對頭」，我們要「堅決地以群眾武裝力量驅逐『白俄』」。
同日 在《紅旗》報第101期上以雨的筆名發表《堅決地反對黃色傾向》。文章說：「目前工人運動的主要危險，便是黃色傾向！」其表現是「對反國民黨反黃色工會的實際鬥爭不堅決」，「有時還多少保有合法觀念的幻想」，等等。對這種傾向，要「在理論上，組織上，鬥爭上，工作上加緊的克服」。
5月15日 在《布爾塞維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
文章對形勢作了誇張的估計，說：「反對軍閥製度與軍閥戰爭的鬥爭浪潮，卷進千百萬億的群眾，全國主要城市的工人鬥爭，已經走到政治同盟罷工和直接武裝衝突的形式，農民運動在南中國各省表現出顯著的高潮，蘇維埃區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農紅軍迅速在七八省範圍內建立和擴大，兵士成營成團成旅的譁變，很多投到革命群眾方麵去」，「統治階級本身也深切地感覺到『赤化』全中國和紅軍占領武漢的危險已經迫在目前。帝國主義及整個統治階級都一齊在革命怒潮之前發抖！」文章提出，在這樣的形勢下，要奪取武漢這個中心城市。「從目前革命形勢及軍閥戰爭的形勢看來，在武漢及附近各省（湘贛）開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行動，並非什麽很遠的前途。」「奪取武漢毫無疑義地是建立全中國蘇維埃政權的開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要「加緊反改組派的鬥爭」，在黨內「加緊進行反對各種右傾傾向及對右傾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加強中心城市的領導作用和工作，加緊組織主要城市的政治罷工，同盟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文章列舉了「右傾」的十種表現，說各種右的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險。右傾傾向的第一種表現是對於目前國際革命形勢及中國革命形勢的日益完備高潮條件的懷疑與動搖；第二種表現是在群眾鬥爭中黨的尾巴主義；第三是職工運動中的黃色傾向與對於赤色工會建立的忽視；第四是農村中的富農路線的領導和對於反富農鬥爭的猶豫和不堅決；第五是地方觀念、保守觀念和一般的農民意識；第六是對士兵運動的忽視與對於兵變的取消傾向；第七是對於爭取公開工作路線的懷疑與不堅決；第八是對於紅軍、遊擊隊及蘇維埃區在一般革命運動中的比重成分估計得不夠；第九是對於『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正確估計和『幻想』；最後，非常危險的是對於黨的本身力量估計得太過分薄弱。非常明顯地，第一種傾向能阻止、妨害、動搖甚至反對黨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線的執行。」有的學者認為：「王明這篇文章，是一篇追隨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代表作。」[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