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 在《紅旗》報第87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再論富農問題》，著重「批判」了三個觀點。第一，「對於富農的『革命性』還存有幻想」。文章說：富農「大呼革命」，也「幹些於群眾多少有點好處」的事，這「並不是為的革命，而是為的緩和革命和消滅革命，為的反革命」。隻有這樣認識，「才能夠堅決的徹底的從各方麵進行反富農的鬥爭」。第二，「不認識富農意識領導的實質」。文章說：所謂富農意識的領導，絕不隻是富農分子的領導。「即使不是富農分子，也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代表富農意識，在農村鬥爭中有意的或無意的執行富農路線」。第三，「將反富農鬥爭看成隻是反富農意識的鬥爭」。文章說：「反富農鬥爭，決不隻是反富農意識的鬥爭」，而是要「在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思想上種種方麵進行無情的堅決鬥爭」。文章最後說，反富農鬥爭「是全黨每個同誌目前的迫切任務！」
3月28日 給中央組織局寫信，報告他在10天前與王鳳飛一起對中央發牢騷，說蘇區裏有「尾巴主義」、「保守觀念」，「隻幹土地革命，以為土地分了，革命便成功了」，「不注意革命轉變」；說六次大會決議案就是「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有的文件又寫成「聯合富農」，以致過去對富農問題發生了錯誤。承認以上說法是「錯誤的」。[124]
3月 說李立三想讓他到豫皖蘇區並殺害他。
《傳記與回憶》說：「1930年3月，當陳賡同誌沒有執行李立三的命令，沒有把紹禹殺害，於是李立三又想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迫害紹禹。他叫紹禹從旅館裏搬到中央招待所去住」，並「叫紹禹和豫皖蘇區來的同誌一塊到豫皖蘇區去。開始時，紹禹並沒有想到李立三的用意不好。紹禹很快地就和豫皖蘇區來的同誌們談得很合得來。許繼慎和熊壽宣（受暄）二同誌當時都是豫皖蘇區的負責人，是豫皖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紹禹和他們一起住了廿多天，每天給他們上馬列主義課。不料招待所的主任把情況告訴了李立三，於是立三到招待所，向紹禹大叫著罵道：『你不能到豫皖蘇區去了！』紹禹問他為什麽，立三說：『因為你去了，會掌握軍隊反對中央的！』紹禹又問他，根據什麽這樣說？李立三大叫道：『你不要問，叫你去，你就去；叫你不去，你就不去！』說完就走了。李立三走後，許繼慎和熊壽宣二人告訴紹禹說：『李立三說你是個危險分子，要把你送到我們蘇區去解決掉呢！』」這是李立三對王明的第三次打擊。
同月 調離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到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任《勞動》三日刊編輯。[125]
在總工會，他曾找全總黨團負責人羅章龍表示，共產國際對他很信任，隻有像他這樣的真正懂理論的布爾塞維克，才能擔當起中央的領導任務，希望全總的同誌支持他的工作。王明的話遭到羅章龍和全總許多同誌的反對。羅章龍回憶說：
我們按照組織的決定，安排王明、博古兩人在全總宣傳部工作。我們在一起辦公。王明到全總宣傳部後，一直不好好工作，他認為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王明對我說：「想與你談談。」我們如約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王明說：「我們的鬥爭在東方大學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東方部派我們回國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領導工作的。」他對我反覆強調：「我們是共產國際直接派來的，你要認識這一點。」他還對我說：「中國的黨自建立以來一貫幼稚，不懂馬列。蘇區的人更不懂，他們什麽也不曉得，一貫右傾，搞富農路線……我們要把黨從上到下加以改造。」……我當即嚴厲地批評了他。王明強辯說，「我說這些話是代表國際而不是個人」，並要我回去「向大家傳達」。我義正詞嚴地拒絕，並對王明聲明：「我不贊成你的說法。」但王明還是執意要我在全總會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這個念頭，並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這些想法很危險。」我回到全總機關，同誌們都來問我，王明找我說些什麽，我把王明說的話與大家轉述了，同誌們聽了之後都十分氣憤，紛紛要求把王明打發回去。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很苦悶，認為在中國想達到他們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麵的支持也極困難，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極，不幹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無事可做。[126]
4月5日 李立三在《紅旗》報第90期上發表《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文章說：「最近政治事變與革命形勢的發展，已顯示出全國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因此在準備全國革命的勝利的任務之下加緊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為黨的目前的總的戰略。」為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首先要有全國的配合，要有中心城市工人的政治罷工、總同盟罷工以至武裝暴動，要有農民暴動、兵士譁變、紅軍的有力進攻。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曾對李立三的觀點提出批評。其中說：「1930年4月，紹禹被送去全國總工會黨團作秘書兼《勞動》三日刊編輯。從這時起，開始了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因為在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和《紅旗》上發表了李立三的幾篇帶原則錯誤的論文。開始時，紹禹找中央政治局委員、全總負責人項英同誌談了十多次話，項英同誌表示完全同意紹禹的意見。又與向忠發談了幾次，請他轉告李立三注意糾正錯誤。但是李立三不聽。」
3月28日 給中央組織局寫信，報告他在10天前與王鳳飛一起對中央發牢騷，說蘇區裏有「尾巴主義」、「保守觀念」，「隻幹土地革命，以為土地分了，革命便成功了」，「不注意革命轉變」；說六次大會決議案就是「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有的文件又寫成「聯合富農」，以致過去對富農問題發生了錯誤。承認以上說法是「錯誤的」。[124]
3月 說李立三想讓他到豫皖蘇區並殺害他。
《傳記與回憶》說：「1930年3月，當陳賡同誌沒有執行李立三的命令，沒有把紹禹殺害，於是李立三又想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迫害紹禹。他叫紹禹從旅館裏搬到中央招待所去住」，並「叫紹禹和豫皖蘇區來的同誌一塊到豫皖蘇區去。開始時，紹禹並沒有想到李立三的用意不好。紹禹很快地就和豫皖蘇區來的同誌們談得很合得來。許繼慎和熊壽宣（受暄）二同誌當時都是豫皖蘇區的負責人，是豫皖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紹禹和他們一起住了廿多天，每天給他們上馬列主義課。不料招待所的主任把情況告訴了李立三，於是立三到招待所，向紹禹大叫著罵道：『你不能到豫皖蘇區去了！』紹禹問他為什麽，立三說：『因為你去了，會掌握軍隊反對中央的！』紹禹又問他，根據什麽這樣說？李立三大叫道：『你不要問，叫你去，你就去；叫你不去，你就不去！』說完就走了。李立三走後，許繼慎和熊壽宣二人告訴紹禹說：『李立三說你是個危險分子，要把你送到我們蘇區去解決掉呢！』」這是李立三對王明的第三次打擊。
同月 調離中共中央宣傳部機關，到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任《勞動》三日刊編輯。[125]
在總工會，他曾找全總黨團負責人羅章龍表示，共產國際對他很信任，隻有像他這樣的真正懂理論的布爾塞維克，才能擔當起中央的領導任務，希望全總的同誌支持他的工作。王明的話遭到羅章龍和全總許多同誌的反對。羅章龍回憶說：
我們按照組織的決定，安排王明、博古兩人在全總宣傳部工作。我們在一起辦公。王明到全總宣傳部後，一直不好好工作，他認為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王明對我說：「想與你談談。」我們如約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王明說：「我們的鬥爭在東方大學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東方部派我們回國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領導工作的。」他對我反覆強調：「我們是共產國際直接派來的，你要認識這一點。」他還對我說：「中國的黨自建立以來一貫幼稚，不懂馬列。蘇區的人更不懂，他們什麽也不曉得，一貫右傾，搞富農路線……我們要把黨從上到下加以改造。」……我當即嚴厲地批評了他。王明強辯說，「我說這些話是代表國際而不是個人」，並要我回去「向大家傳達」。我義正詞嚴地拒絕，並對王明聲明：「我不贊成你的說法。」但王明還是執意要我在全總會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這個念頭，並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這些想法很危險。」我回到全總機關，同誌們都來問我，王明找我說些什麽，我把王明說的話與大家轉述了，同誌們聽了之後都十分氣憤，紛紛要求把王明打發回去。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很苦悶，認為在中國想達到他們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麵的支持也極困難，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極，不幹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無事可做。[126]
4月5日 李立三在《紅旗》報第90期上發表《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的條件》。文章說：「最近政治事變與革命形勢的發展，已顯示出全國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因此在準備全國革命的勝利的任務之下加緊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已成為黨的目前的總的戰略。」為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首先要有全國的配合，要有中心城市工人的政治罷工、總同盟罷工以至武裝暴動，要有農民暴動、兵士譁變、紅軍的有力進攻。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曾對李立三的觀點提出批評。其中說：「1930年4月，紹禹被送去全國總工會黨團作秘書兼《勞動》三日刊編輯。從這時起，開始了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因為在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和《紅旗》上發表了李立三的幾篇帶原則錯誤的論文。開始時，紹禹找中央政治局委員、全總負責人項英同誌談了十多次話，項英同誌表示完全同意紹禹的意見。又與向忠發談了幾次，請他轉告李立三注意糾正錯誤。但是李立三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