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石」的筆名發表《檢閱我們的工作》一文，說「廣暴二周年紀念與反軍閥戰爭周，馬上便來了！」屆時要舉行「群眾大示威」。這次示威「是我們武裝擁護蘇聯和以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的群眾力量大檢閱」。「每一個覺悟的工人、農民、兵士、學生、貧民、店員、學徒，尤其是每一個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須加倍努力」，「立刻動員起來！」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詞窮理盡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青島復工與「治安」問題》兩篇文章。
12月5日 以慕石的筆名撰寫《廣州暴動二周年紀念》一文，發表在《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1期上。文章進一步宣揚混淆革命階段的理論說：「廣州暴動如果勝利了，毫無疑義的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完成，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正式開始。沿續著廣州暴動而發展下去的中國階級鬥爭的前途，很明顯的告訴全世界的人們說：中國革命不勝利則已，勝利一定連續到中國的『十月』！」
12月7日 在《紅旗》報第60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極可注意的兩個農民意識問題》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發表在1930年1月4日的第67期上。文章談的第一個問題，是革命領導權問題。它正確地指出：農民是革命的可靠同盟軍，但不能說「工農階級聯合領導革命」，這樣說就是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可是，他又把這種提法錯誤地上綱為「農民意識」。文章談的第二個問題，是反富農問題。它強調反對一切富農，說「中國富農因特殊條件關係，兼有半封建與資本主義的兩種剝削，無產階級的政黨，決不能作出『聯合富農』、『不反對不兼半地主半封建的富農』的結論來。同時，我們的任務也不是因此去辨別某一或某些富農的壓迫剝削成分中，哪些是半封建性的，哪些是非封建性的，而是要在我們的政綱上策略上加倍的把純無產階級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與一般農民的反封建的鬥爭更緊密聯接起來」。文章強調誰不贊成反對一切富農，就是「農民意識」、「富農意識」：「隻站在一般農民的觀點上去反對富農的半封建壓迫和半地主剝削，而不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反對一切壓迫和一切剝削（包括封建性與資本主義性的），這不是別的，是農民意識！（尤其是富農意識！）」文章還強調要同時反資產階級和富農：「隻有在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中，同時進行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才能喚起、促進和提高無產階級的戰鬥心、覺悟性與組織力，以造成、加速和推進革命轉變的條件。」「在這一策略堅決和正確運用之下，匯合其他一切有利的條件，必不可免的要促進和加速中國革命的轉變過程。」
12月11日 在《紅旗》報第61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與進攻蘇聯的戰爭》說：為中東路問題舉行的中俄談判，「絕不是進攻蘇聯的戰爭危險，已經避免或和緩」。相反，帝國主義、國民黨聯合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的戰爭更加緊張。誰不了解這一點，「誰便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成了幫助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各派進攻蘇聯的工具」。此文還刊載於《烈火》第2卷第1期。[101]
《廣州暴動與中國革命性質問題》說：「廣州暴動本身還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廣州暴動如果勝利了，則毫無疑義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和正式轉變到無產階級的開始。」文章強調民主革命中要反對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及地主階級有密切的政治的經濟的聯繫，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鬥爭，不能不同時反對資產階級。」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紀念廣暴的戰士》。
12月18日 在《紅旗》報第62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的現狀與前途》說，在「中俄和平交涉」中，帝國主義、國民黨各派，都不願使中東路問題和平解決，即使「得到某種暫時的、『和平的』解決，則不僅不是進攻蘇聯問題的得到任何的解決，即中東路問題本身也是未得到任何的真正解決」。要真正解決問題，「隻有一個唯一的條件」，「就是中國工農兵以武裝暴動驅逐在華的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推翻中國國民黨各派的統治，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新中國」。
《軍閥戰爭與取消派》說，軍閥戰爭不能統一中國。要統一中國，隻有「以武裝暴動」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才能實現。
12月20日 在《紅旗》第63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沒有一個好東西！》和《唐山五礦工友的鬥爭》兩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說：「中國的各派軍閥，無論是國民黨『左派』也好，蔣派也好，閻派也好，馮派也好，桂係也好，奉派也好，以及那些還想爬起來的直係『吳大帥』、『孫巡帥』也好，安福係的段祺瑞也好，魯係的張宗昌也好，都是一個娘養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後一篇文章說：「唐山五礦五萬工友中，正醞釀著更偉大更英勇的群眾鬥爭。」鬥爭的趨勢是「由日常的經濟鬥爭」走向「政治鬥爭」，走向「反對整個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由「局部的怠工，派代表向國民黨交涉」，「轉向直接群眾行動」。「我們的任務」是「加緊一切政治上、組織上的工作，促成這一總鬥爭的爆發」。這一鬥爭的爆發，「不僅可以掀起北方職工運動的新高潮，一定還鼓起全國工人階級更加興奮作戰的情緒，一定更能促進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的速度」。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詞窮理盡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青島復工與「治安」問題》兩篇文章。
12月5日 以慕石的筆名撰寫《廣州暴動二周年紀念》一文，發表在《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1期上。文章進一步宣揚混淆革命階段的理論說：「廣州暴動如果勝利了，毫無疑義的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完成，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正式開始。沿續著廣州暴動而發展下去的中國階級鬥爭的前途，很明顯的告訴全世界的人們說：中國革命不勝利則已，勝利一定連續到中國的『十月』！」
12月7日 在《紅旗》報第60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極可注意的兩個農民意識問題》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發表在1930年1月4日的第67期上。文章談的第一個問題，是革命領導權問題。它正確地指出：農民是革命的可靠同盟軍，但不能說「工農階級聯合領導革命」，這樣說就是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可是，他又把這種提法錯誤地上綱為「農民意識」。文章談的第二個問題，是反富農問題。它強調反對一切富農，說「中國富農因特殊條件關係，兼有半封建與資本主義的兩種剝削，無產階級的政黨，決不能作出『聯合富農』、『不反對不兼半地主半封建的富農』的結論來。同時，我們的任務也不是因此去辨別某一或某些富農的壓迫剝削成分中，哪些是半封建性的，哪些是非封建性的，而是要在我們的政綱上策略上加倍的把純無產階級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與一般農民的反封建的鬥爭更緊密聯接起來」。文章強調誰不贊成反對一切富農，就是「農民意識」、「富農意識」：「隻站在一般農民的觀點上去反對富農的半封建壓迫和半地主剝削，而不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反對一切壓迫和一切剝削（包括封建性與資本主義性的），這不是別的，是農民意識！（尤其是富農意識！）」文章還強調要同時反資產階級和富農：「隻有在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中，同時進行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才能喚起、促進和提高無產階級的戰鬥心、覺悟性與組織力，以造成、加速和推進革命轉變的條件。」「在這一策略堅決和正確運用之下，匯合其他一切有利的條件，必不可免的要促進和加速中國革命的轉變過程。」
12月11日 在《紅旗》報第61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與進攻蘇聯的戰爭》說：為中東路問題舉行的中俄談判，「絕不是進攻蘇聯的戰爭危險，已經避免或和緩」。相反，帝國主義、國民黨聯合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的戰爭更加緊張。誰不了解這一點，「誰便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成了幫助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各派進攻蘇聯的工具」。此文還刊載於《烈火》第2卷第1期。[101]
《廣州暴動與中國革命性質問題》說：「廣州暴動本身還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廣州暴動如果勝利了，則毫無疑義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和正式轉變到無產階級的開始。」文章強調民主革命中要反對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及地主階級有密切的政治的經濟的聯繫，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鬥爭，不能不同時反對資產階級。」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紀念廣暴的戰士》。
12月18日 在《紅旗》報第62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的現狀與前途》說，在「中俄和平交涉」中，帝國主義、國民黨各派，都不願使中東路問題和平解決，即使「得到某種暫時的、『和平的』解決，則不僅不是進攻蘇聯問題的得到任何的解決，即中東路問題本身也是未得到任何的真正解決」。要真正解決問題，「隻有一個唯一的條件」，「就是中國工農兵以武裝暴動驅逐在華的一切帝國主義勢力，推翻中國國民黨各派的統治，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新中國」。
《軍閥戰爭與取消派》說，軍閥戰爭不能統一中國。要統一中國，隻有「以武裝暴動」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才能實現。
12月20日 在《紅旗》第63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沒有一個好東西！》和《唐山五礦工友的鬥爭》兩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說：「中國的各派軍閥，無論是國民黨『左派』也好，蔣派也好，閻派也好，馮派也好，桂係也好，奉派也好，以及那些還想爬起來的直係『吳大帥』、『孫巡帥』也好，安福係的段祺瑞也好，魯係的張宗昌也好，都是一個娘養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後一篇文章說：「唐山五礦五萬工友中，正醞釀著更偉大更英勇的群眾鬥爭。」鬥爭的趨勢是「由日常的經濟鬥爭」走向「政治鬥爭」，走向「反對整個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由「局部的怠工，派代表向國民黨交涉」，「轉向直接群眾行動」。「我們的任務」是「加緊一切政治上、組織上的工作，促成這一總鬥爭的爆發」。這一鬥爭的爆發，「不僅可以掀起北方職工運動的新高潮，一定還鼓起全國工人階級更加興奮作戰的情緒，一定更能促進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