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 在《紅旗》報第55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第二次太平洋勞動會議的總結》和《反對派還是反動派？》兩篇文章。前一篇文章報導了8月1日在海參崴召開的第二次太平洋勞動會議。在敘述會議背景時再一次說到戰爭危險的迫近，說進攻蘇聯的戰爭，借中東路問題在「正式爆發中」，從「大西洋到太平洋都布滿了帝國主義大戰的戰雲」。在後一篇文章中說，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不是「反對派」，而是「反動派」。文章把蘇聯的做法神聖化，說「蘇維埃是工農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唯一形式」。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情淑的筆名發表《收回租界的兩種方式》，以膺時的筆名發表《「建設與民意不能兼顧」！？》。
11月23日 在《紅旗》報第56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兩個策略與兩個政綱》。說在中國革命中有兩個政綱，一是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一是陳獨秀、彭述之提出的四大要求。和兩個政綱相聯繫，有兩個策略：黨的策略「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為中心，陳獨秀等人的策略「以召開國民會議」為中心。在概括兩個政綱時，把六大政綱說成反資產階級與反帝反封建並列，即「以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群眾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餘孽，反資產階級，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使中國革命不僅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使之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慕石的筆名發表《黨的主要實際政治危險，究竟是什麽？》。文章反覆強調黨的「目前主要實際政治危險是右傾思想」，「取消主義及一切右傾思想是目前黨的主要政治危險」。文章列舉了許多右傾表現，如「對於武裝暴動的根本觀念的認識模糊」，「對於武裝暴動的實際意義的了解欠缺」，「對於武裝暴動的必要技術的準備忽略」，「黨團員軍事化、武裝工作的實施工作……還未正式開始」，「在黨和黨領導下的群眾團體中，都很少進行武裝暴動經常的宣傳工作，對奪取和分裂敵人武裝的工作也作得不充分」。這對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情淑的筆名發表《廢除領事裁判權問題》，以膺時的筆名發表《反軍閥戰爭周與廣暴二周年紀念》。
11月27日 在《紅旗》報第57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論陳獨秀》一文。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王明的文章報導了這一決定，並試圖論證「革命的陳獨秀變成了反革命的陳獨秀」的原因，說「陳獨秀自始至終是個自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現在已「成了無產階級及整個中國革命的叛徒，成了一個隻起反動作用的工具！」
11月30日 在《紅旗》報第58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3篇文章。
《以革命聯合回答反革命聯合》一文說：國民黨軍閥借中東路問題武裝進攻蘇聯遭到失敗後，發表了《國民黨政府告友邦書》，「公開聲請各帝國主義國家出兵幫忙」。「國際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進攻蘇聯問題上，結成一個龐大的反革命大聯合。」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以「武裝擁護蘇聯和反對瓜分中國」，「變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使各國資本家地主的政府塌台」。中國應「以工農兵聯合的武裝暴動，消滅正在進行著的軍閥戰爭，消滅國民黨的統治，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這就是「武裝擁護蘇聯和反對瓜分中國的實際行動！」此文還刊載於《烈火》第2卷第1期。[99]
《第三次暴動與「第四次暴動」》一文說，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暴動，「還要幹個第四次暴動」。「國際的與中國的革命形勢，都使工農兵武裝暴動的任務日益迫近」，「反對進攻蘇聯和反對軍閥戰爭的目前兩大革命任務，隻有中國工農兵武裝大暴動才能完成」。文章要求在廣州暴動2周年紀念日12月11日和反軍閥戰爭周（12月9～15日）舉行政治總示威，以作為「偉大的暴動的預演」。不顧時間、地點、條件的普遍號召總示威，就為冒險行動提供了依據。
《調和傾向與調和派》一文說：「在整個共產國際反右傾的鬥爭中，在中國共產黨反取消派……的鬥爭中，都同時嚴重的指出要反對調和派。」「調和派是懦怯的機會主義者，調和傾向走向公開機會主義的傾向。」所以，對調和派和調和傾向，是須隨時隨地留意與之鬥爭的。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取消派的政綱快要實現了！——召集國民會議》、《偉大英勇的青島工人》兩篇文章。
12月4日 在《紅旗》報第59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2篇文章。
《「西北問題解決」後》一文說：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戰爭，各犧牲了幾萬人，因為「馮係軍閥得了蔣係軍閥的一兩千萬元收買費，收兵回陝」，這並沒有真正使「西北問題解決」。文章認為馮玉祥和蔣介石毫無區別，「馮係軍閥及改組派，都與蔣係軍閥及其他一切軍閥一樣是工農群眾的仇敵。蘇聯及中國共產黨決不會對他們有任何的『勾結』、『聯絡』」。
《哈爾濱群眾反日擁俄大示威的意義》一文，把11月9日哈爾濱群眾反日擁俄大示威說成是「東三省群眾運動正式發動的主要信號」，這次示威「表示出群眾已走向直接與統治階級武裝衝突的形勢」。此文還刊載於《烈火》第2卷第1期。[100]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情淑的筆名發表《收回租界的兩種方式》，以膺時的筆名發表《「建設與民意不能兼顧」！？》。
11月23日 在《紅旗》報第56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兩個策略與兩個政綱》。說在中國革命中有兩個政綱，一是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一是陳獨秀、彭述之提出的四大要求。和兩個政綱相聯繫，有兩個策略：黨的策略「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為中心，陳獨秀等人的策略「以召開國民會議」為中心。在概括兩個政綱時，把六大政綱說成反資產階級與反帝反封建並列，即「以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群眾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餘孽，反資產階級，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使中國革命不僅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使之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慕石的筆名發表《黨的主要實際政治危險，究竟是什麽？》。文章反覆強調黨的「目前主要實際政治危險是右傾思想」，「取消主義及一切右傾思想是目前黨的主要政治危險」。文章列舉了許多右傾表現，如「對於武裝暴動的根本觀念的認識模糊」，「對於武裝暴動的實際意義的了解欠缺」，「對於武裝暴動的必要技術的準備忽略」，「黨團員軍事化、武裝工作的實施工作……還未正式開始」，「在黨和黨領導下的群眾團體中，都很少進行武裝暴動經常的宣傳工作，對奪取和分裂敵人武裝的工作也作得不充分」。這對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情淑的筆名發表《廢除領事裁判權問題》，以膺時的筆名發表《反軍閥戰爭周與廣暴二周年紀念》。
11月27日 在《紅旗》報第57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論陳獨秀》一文。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王明的文章報導了這一決定，並試圖論證「革命的陳獨秀變成了反革命的陳獨秀」的原因，說「陳獨秀自始至終是個自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現在已「成了無產階級及整個中國革命的叛徒，成了一個隻起反動作用的工具！」
11月30日 在《紅旗》報第58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3篇文章。
《以革命聯合回答反革命聯合》一文說：國民黨軍閥借中東路問題武裝進攻蘇聯遭到失敗後，發表了《國民黨政府告友邦書》，「公開聲請各帝國主義國家出兵幫忙」。「國際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在進攻蘇聯問題上，結成一個龐大的反革命大聯合。」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以「武裝擁護蘇聯和反對瓜分中國」，「變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使各國資本家地主的政府塌台」。中國應「以工農兵聯合的武裝暴動，消滅正在進行著的軍閥戰爭，消滅國民黨的統治，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這就是「武裝擁護蘇聯和反對瓜分中國的實際行動！」此文還刊載於《烈火》第2卷第1期。[99]
《第三次暴動與「第四次暴動」》一文說，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暴動，「還要幹個第四次暴動」。「國際的與中國的革命形勢，都使工農兵武裝暴動的任務日益迫近」，「反對進攻蘇聯和反對軍閥戰爭的目前兩大革命任務，隻有中國工農兵武裝大暴動才能完成」。文章要求在廣州暴動2周年紀念日12月11日和反軍閥戰爭周（12月9～15日）舉行政治總示威，以作為「偉大的暴動的預演」。不顧時間、地點、條件的普遍號召總示威，就為冒險行動提供了依據。
《調和傾向與調和派》一文說：「在整個共產國際反右傾的鬥爭中，在中國共產黨反取消派……的鬥爭中，都同時嚴重的指出要反對調和派。」「調和派是懦怯的機會主義者，調和傾向走向公開機會主義的傾向。」所以，對調和派和調和傾向，是須隨時隨地留意與之鬥爭的。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取消派的政綱快要實現了！——召集國民會議》、《偉大英勇的青島工人》兩篇文章。
12月4日 在《紅旗》報第59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2篇文章。
《「西北問題解決」後》一文說：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戰爭，各犧牲了幾萬人，因為「馮係軍閥得了蔣係軍閥的一兩千萬元收買費，收兵回陝」，這並沒有真正使「西北問題解決」。文章認為馮玉祥和蔣介石毫無區別，「馮係軍閥及改組派，都與蔣係軍閥及其他一切軍閥一樣是工農群眾的仇敵。蘇聯及中國共產黨決不會對他們有任何的『勾結』、『聯絡』」。
《哈爾濱群眾反日擁俄大示威的意義》一文，把11月9日哈爾濱群眾反日擁俄大示威說成是「東三省群眾運動正式發動的主要信號」，這次示威「表示出群眾已走向直接與統治階級武裝衝突的形勢」。此文還刊載於《烈火》第2卷第1期。[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