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 撰寫《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工作——蘇聯的五年經濟計劃的研究》，以慕石的筆名發表在《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1期上。
文章介紹了蘇聯五年經濟計劃的背景、內容、意義，說它是「人類歷史上的新事業」。「正因如此，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更不能不急於實行對蘇聯的武裝進攻。」在這種形勢下，「變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是我們勞苦群眾作戰的總戰術！」文章最後說：「全世界無產階級努力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建設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這才是我們紀念十月革命的真正敬禮！」
12月25日 在《紅旗》報第64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為哪一種「民主政治」而戰？》和《歡迎朝鮮的五卅》。
前一篇文章說：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民主」，「到底為哪一種『民主政治』而戰？是每一個戰士當前即須決定的態度」，「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具體的『民主政治』的政權形式是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後一篇文章報導朝鮮光州因日韓學生在電車上發生衝突，引起全朝鮮爆發了廣大民族解放運動。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貧民生活問題》。
12月28日 在《紅旗》報第65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閻張通電後的政局》。
文章說閻錫山、張學良給南京政府通電，聲稱「擁護中央統一」，這絕不可能製止軍閥混戰。相反，「閻張等通電的發表，隻是表示出中國軍閥混戰已經把整個北方以及東三省軍閥都卷進公開武裝戰鬥的局麵」，把整個中國「都變成軍閥戰爭的屠場」。
冬 曾給中共中央辦的一個訓練班講政治課。
江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這一年的冬天，福建省委派交通送我到上海，進中央舉辦的訓練班學習，主要學軍事、巷戰、爆破技術等……教員有向忠發、陳紹禹、顧順章、李翔吾。向講工運，陳講政治，顧講特工，主要是講如何同叛徒和敵特鬥爭；李講巷戰技術，主要是講如何搞城市暴動和使用炸藥、工具的方法等。學習有一個月的時間，住在閘北路一個學校裏……」[102]
1930年 26歲
1月1日 在《紅旗》報第66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一九二九年的中國》。
文章過高地估計了革命形勢，說1929年是「反動統治走向崩潰和革命開始復興」的一年。這一年，在經濟方麵，「是整個經濟處在危機的一年，尤其是工業『非民族化』的一年」；在政治方麵，「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加緊進攻蘇聯和瓜分中國的一年」，「是中國反動統治……走向崩潰的一年」；在群眾鬥爭方麵，工人鬥爭從零星的、局部的、少數人的怠工、請願，進到幾千幾萬人的群眾罷工，從手工業、輕工業的群眾鬥爭，進到重工業、市政工業、交通工業的群眾鬥爭，從中心區域擴大到各個地方，從請願、怠工、罷工，走到示威、武裝騷動以至巷戰，由日常經濟鬥爭，走到公開的政治行動。在農民方麵，湘鄂贛粵「又恢復了英勇廣大的鬥爭，蘇維埃區及遊擊隊已普及到福建、四川、河南、安徽」，「在閩西有80萬赤色群眾擁護朱毛紅軍和遊擊隊」。其他各地，也有廣大的農民運動。士兵方麵，整旅整團整營的反動軍隊投降紅軍，「兵變成了經常不斷的現象」。在黨的方麵，「是加速布爾塞維克化的一年。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建立和恢復，工作方式有了相當的改進，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斷提高」，「對於武裝擁護蘇聯及反對軍閥戰爭的兩大任務，是毫不懷疑的加緊實行」。此文還刊載於《太平洋工人》第3、4期合刊。[103]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歡迎蘇維埃的印度》，以應時的筆名發表《短評》六則。
1月4日 在《紅旗》報第67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狐狸的尾巴都露出來了！》。
文章說1929年12月29日國民政府宣布「撤廢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串通好了做出的騙人把戲」，「口頭上撤廢領事裁判權，實際上以『特別法庭』來更加束縛中國的司法權」。這樣，「狐狸尾巴都露出來了！」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應時的筆名發表《短評》五則。
1月8日 在《紅旗》報第68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反對兩個嚴重錯誤的傾向》。
文章說：「在反對反對派的鬥爭中」，有的同誌「犯了兩個嚴重錯誤傾向。一是否認或忽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二是否認或忽視革命現在階段中存在有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傾向」，誇大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和中國革命現在階段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並說產生這兩種錯誤傾向的「社會階級基礎」，是「標本式的農民意識的反映！」「這些傾向要發展下去，毫無疑義的要成為革命新高潮到來時革命轉變期中的致命的敵人，他們將成為革命轉變的公開的機會主義理論的根本源泉。」
1月11日 在《紅旗》報第69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軍閥戰爭的「成績」》和《為什麽反對派要自稱「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
前一篇文章通過河南鞏縣人民「因災情及戰禍損失」的數字，揭露軍閥戰爭給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失。文章號召「武裝暴動」，說「全國的工農兵貧民群眾，除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以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而外，還有什麽另外的生路！？」
文章介紹了蘇聯五年經濟計劃的背景、內容、意義，說它是「人類歷史上的新事業」。「正因如此，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更不能不急於實行對蘇聯的武裝進攻。」在這種形勢下，「變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是我們勞苦群眾作戰的總戰術！」文章最後說：「全世界無產階級努力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建設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這才是我們紀念十月革命的真正敬禮！」
12月25日 在《紅旗》報第64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為哪一種「民主政治」而戰？》和《歡迎朝鮮的五卅》。
前一篇文章說：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民主」，「到底為哪一種『民主政治』而戰？是每一個戰士當前即須決定的態度」，「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具體的『民主政治』的政權形式是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後一篇文章報導朝鮮光州因日韓學生在電車上發生衝突，引起全朝鮮爆發了廣大民族解放運動。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貧民生活問題》。
12月28日 在《紅旗》報第65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閻張通電後的政局》。
文章說閻錫山、張學良給南京政府通電，聲稱「擁護中央統一」，這絕不可能製止軍閥混戰。相反，「閻張等通電的發表，隻是表示出中國軍閥混戰已經把整個北方以及東三省軍閥都卷進公開武裝戰鬥的局麵」，把整個中國「都變成軍閥戰爭的屠場」。
冬 曾給中共中央辦的一個訓練班講政治課。
江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這一年的冬天，福建省委派交通送我到上海，進中央舉辦的訓練班學習，主要學軍事、巷戰、爆破技術等……教員有向忠發、陳紹禹、顧順章、李翔吾。向講工運，陳講政治，顧講特工，主要是講如何同叛徒和敵特鬥爭；李講巷戰技術，主要是講如何搞城市暴動和使用炸藥、工具的方法等。學習有一個月的時間，住在閘北路一個學校裏……」[102]
1930年 26歲
1月1日 在《紅旗》報第66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一九二九年的中國》。
文章過高地估計了革命形勢，說1929年是「反動統治走向崩潰和革命開始復興」的一年。這一年，在經濟方麵，「是整個經濟處在危機的一年，尤其是工業『非民族化』的一年」；在政治方麵，「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加緊進攻蘇聯和瓜分中國的一年」，「是中國反動統治……走向崩潰的一年」；在群眾鬥爭方麵，工人鬥爭從零星的、局部的、少數人的怠工、請願，進到幾千幾萬人的群眾罷工，從手工業、輕工業的群眾鬥爭，進到重工業、市政工業、交通工業的群眾鬥爭，從中心區域擴大到各個地方，從請願、怠工、罷工，走到示威、武裝騷動以至巷戰，由日常經濟鬥爭，走到公開的政治行動。在農民方麵，湘鄂贛粵「又恢復了英勇廣大的鬥爭，蘇維埃區及遊擊隊已普及到福建、四川、河南、安徽」，「在閩西有80萬赤色群眾擁護朱毛紅軍和遊擊隊」。其他各地，也有廣大的農民運動。士兵方麵，整旅整團整營的反動軍隊投降紅軍，「兵變成了經常不斷的現象」。在黨的方麵，「是加速布爾塞維克化的一年。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建立和恢復，工作方式有了相當的改進，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斷提高」，「對於武裝擁護蘇聯及反對軍閥戰爭的兩大任務，是毫不懷疑的加緊實行」。此文還刊載於《太平洋工人》第3、4期合刊。[103]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膺時的筆名發表《歡迎蘇維埃的印度》，以應時的筆名發表《短評》六則。
1月4日 在《紅旗》報第67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狐狸的尾巴都露出來了！》。
文章說1929年12月29日國民政府宣布「撤廢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串通好了做出的騙人把戲」，「口頭上撤廢領事裁判權，實際上以『特別法庭』來更加束縛中國的司法權」。這樣，「狐狸尾巴都露出來了！」
在同一期《紅旗》報上，王明還以應時的筆名發表《短評》五則。
1月8日 在《紅旗》報第68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反對兩個嚴重錯誤的傾向》。
文章說：「在反對反對派的鬥爭中」，有的同誌「犯了兩個嚴重錯誤傾向。一是否認或忽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二是否認或忽視革命現在階段中存在有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傾向」，誇大中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和中國革命現在階段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並說產生這兩種錯誤傾向的「社會階級基礎」，是「標本式的農民意識的反映！」「這些傾向要發展下去，毫無疑義的要成為革命新高潮到來時革命轉變期中的致命的敵人，他們將成為革命轉變的公開的機會主義理論的根本源泉。」
1月11日 在《紅旗》報第69期上以慕石的筆名發表《軍閥戰爭的「成績」》和《為什麽反對派要自稱「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
前一篇文章通過河南鞏縣人民「因災情及戰禍損失」的數字，揭露軍閥戰爭給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失。文章號召「武裝暴動」，說「全國的工農兵貧民群眾，除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以武裝暴動消滅軍閥戰爭而外，還有什麽另外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