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 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報編輯。[57]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上海威海路永吉裏設立了一個資料科，惲代英、王明等都經常到這裏來查閱資料和寫作，後來王明幹脆搬到這裏，直接在這裏居住和寫作。1981年，已經是滿頭銀絲的邵珍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我們機關住四人，王鐵江、羅曉紅、陳紹禹和我。」「當時，陳紹禹和我們住在一塊兒，他一個人住在機關的亭子間裏……每天陳紹禹都在亭子間裏看書報，看材料，看得很用心，很少出來，吃飯時還看書。有時我把飯菜送他桌子上，他也不看看好壞，還是專心看書，一邊看書，一邊吃飯。我們故意給他拿些不好的菜，他也不看就咽肚裏去了。」[58]羅曉紅也回憶說：「王明經常來寫文章，主編《紅旗》。他寫文章特點是長，一寫就到半夜。我與邵大姐住前後客堂，王明太晚就住後樓。」[59]
關於這段經歷，《傳記與回憶》說：「從1929年11月12日到1930年1月1日，紹禹被調去中央宣傳部編《紅旗》三日刊。此刊原來是潘問友同誌編的，他同時兼中央宣傳部秘書，又兼編《布爾塞維克》雜誌……規定《布爾塞維克》半月出一次，《紅旗》為三日一次，但二者都從未按時出過。雖然李立三等中央負責人還時常寫稿，但當紹禹編時，他們都不寫稿了。李立三還公開說：『第一，禁止你用自己的名字，絕不準用陳紹禹、韶玉等名；第二，一定要三日出一期；第三，不給你交通，你自己送稿去印刷所。』雖然如此，紹禹一人寫稿、送稿、校對等全做。住在滬西新閘路，印刷所在滬東提籃橋附近。每期要寫一萬六千字（等於大報的兩版，除了標題報頭等外，還有一萬六千字左右）。紹禹能使報紙按期出來，大家都很稱讚。因為全為紹禹一人寫稿，所以從1929年11月半到1930年1月1日前出的《紅旗》三日刊（共15期左右）的內容，雖是署名慕石、英石、膺時、情淑、華英、兆雨、露青、魯卿……等都是紹禹一人寫的。《紅旗》三日刊的內容為：1國內外時事；2紅軍蘇維埃的消息；3對國民黨、反共言論的答覆；4群眾鬥爭的報導；5介紹蘇聯；6其他。」
10月12日 在《紅旗》報第48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英美聯合和平宣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文。揭露「和平宣言」是騙局，說它「不能絲毫減輕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危機」，而且「隱藏著一個帝國主義世界進攻蘇聯的錦囊妙計」。我們要「把廣大群眾組織在『武裝擁護蘇聯』和『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口號之下去行動起來」。
10月15日 寫《最近政局與擁護蘇聯》，以慕石的筆名發表在10月17日出版的《紅旗》報第49期上。文章把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混淆起來，說最近的國際政局，雖然表示出國際帝國主義互相間的矛盾更加複雜和尖銳，但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愈益緊迫，則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反蘇聯的戰爭危險也愈加緊張」。文章還說：中國的政局，的確表示出「軍閥戰爭，日益深入和擴大」，但不論戰爭誰勝誰敗，都不能改變「整個中國反動階級決意幹的武裝進攻蘇聯的政策」。我們要「以武裝擁護蘇聯的手段，對付武裝進攻蘇聯的手段」，要變軍閥戰爭為「工農兵推翻國民黨軍閥的革命戰爭」。
10月26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信中認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底時期。」「我們現在不能預先斷定，究竟全國危機如何迅速地進到直接革命形勢。然而，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底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同時，要積極地發展和擴大革命形式的階級鬥爭（群眾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遊擊運動等等）。」對從國民黨統治營壘中分裂出來的改組派，要「實行最堅決的鬥爭」。信中指出：「現時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心理和傾向。」[60]對於信中「反右傾」等「左」的主張，王明積極地進行了宣傳和貫徹。
10月 莫斯科中山大支部局改選，仍為王明小宗派控製。
楊尚昆回憶說：「米夫離開了學校，但共產國際東方部仍然管理著中大。10月，支部局調整組織，博古轉到中國問題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為人緣比較好，被選為支部局委員。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讀書了，主要搞社會工作。當時，支部局成員正職都是蘇聯人，書記是蘇聯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縱一切。組織部長是貝爾欽，副部長王雲程、朱阿根，宣傳部長希季欽，夏威和我是副部長。我分工安排上黨課，請教師，辦支部局的牆報。王明走後，張聞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這條線還在，張聞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東方部有直接聯繫。延安整風時，博古說：我雖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謀其政，主要是通過寫文章，當翻譯。張聞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論方麵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論戰。」[61]
同期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發生趙言輕[62]自殺事件，大批學生被逮捕。
對於趙言輕的自殺，許多人認為是在「清黨」過程中發生的，孫耀文《風雨五載》甚至說是在1930年3月，並說他是「一個托派組織的頭頭」。[63]但江澤民、李一凡等認為發生在「清黨」之前。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上海威海路永吉裏設立了一個資料科，惲代英、王明等都經常到這裏來查閱資料和寫作，後來王明幹脆搬到這裏，直接在這裏居住和寫作。1981年，已經是滿頭銀絲的邵珍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我們機關住四人，王鐵江、羅曉紅、陳紹禹和我。」「當時，陳紹禹和我們住在一塊兒，他一個人住在機關的亭子間裏……每天陳紹禹都在亭子間裏看書報，看材料，看得很用心，很少出來，吃飯時還看書。有時我把飯菜送他桌子上，他也不看看好壞，還是專心看書，一邊看書，一邊吃飯。我們故意給他拿些不好的菜，他也不看就咽肚裏去了。」[58]羅曉紅也回憶說：「王明經常來寫文章，主編《紅旗》。他寫文章特點是長，一寫就到半夜。我與邵大姐住前後客堂，王明太晚就住後樓。」[59]
關於這段經歷，《傳記與回憶》說：「從1929年11月12日到1930年1月1日，紹禹被調去中央宣傳部編《紅旗》三日刊。此刊原來是潘問友同誌編的，他同時兼中央宣傳部秘書，又兼編《布爾塞維克》雜誌……規定《布爾塞維克》半月出一次，《紅旗》為三日一次，但二者都從未按時出過。雖然李立三等中央負責人還時常寫稿，但當紹禹編時，他們都不寫稿了。李立三還公開說：『第一，禁止你用自己的名字，絕不準用陳紹禹、韶玉等名；第二，一定要三日出一期；第三，不給你交通，你自己送稿去印刷所。』雖然如此，紹禹一人寫稿、送稿、校對等全做。住在滬西新閘路，印刷所在滬東提籃橋附近。每期要寫一萬六千字（等於大報的兩版，除了標題報頭等外，還有一萬六千字左右）。紹禹能使報紙按期出來，大家都很稱讚。因為全為紹禹一人寫稿，所以從1929年11月半到1930年1月1日前出的《紅旗》三日刊（共15期左右）的內容，雖是署名慕石、英石、膺時、情淑、華英、兆雨、露青、魯卿……等都是紹禹一人寫的。《紅旗》三日刊的內容為：1國內外時事；2紅軍蘇維埃的消息；3對國民黨、反共言論的答覆；4群眾鬥爭的報導；5介紹蘇聯；6其他。」
10月12日 在《紅旗》報第48期上以韶玉的名字發表《英美聯合和平宣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文。揭露「和平宣言」是騙局，說它「不能絲毫減輕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危機」，而且「隱藏著一個帝國主義世界進攻蘇聯的錦囊妙計」。我們要「把廣大群眾組織在『武裝擁護蘇聯』和『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口號之下去行動起來」。
10月15日 寫《最近政局與擁護蘇聯》，以慕石的筆名發表在10月17日出版的《紅旗》報第49期上。文章把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混淆起來，說最近的國際政局，雖然表示出國際帝國主義互相間的矛盾更加複雜和尖銳，但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愈益緊迫，則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反蘇聯的戰爭危險也愈加緊張」。文章還說：中國的政局，的確表示出「軍閥戰爭，日益深入和擴大」，但不論戰爭誰勝誰敗，都不能改變「整個中國反動階級決意幹的武裝進攻蘇聯的政策」。我們要「以武裝擁護蘇聯的手段，對付武裝進攻蘇聯的手段」，要變軍閥戰爭為「工農兵推翻國民黨軍閥的革命戰爭」。
10月26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信中認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底時期。」「我們現在不能預先斷定，究竟全國危機如何迅速地進到直接革命形勢。然而，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底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同時，要積極地發展和擴大革命形式的階級鬥爭（群眾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遊擊運動等等）。」對從國民黨統治營壘中分裂出來的改組派，要「實行最堅決的鬥爭」。信中指出：「現時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心理和傾向。」[60]對於信中「反右傾」等「左」的主張，王明積極地進行了宣傳和貫徹。
10月 莫斯科中山大支部局改選，仍為王明小宗派控製。
楊尚昆回憶說：「米夫離開了學校，但共產國際東方部仍然管理著中大。10月，支部局調整組織，博古轉到中國問題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為人緣比較好，被選為支部局委員。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讀書了，主要搞社會工作。當時，支部局成員正職都是蘇聯人，書記是蘇聯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縱一切。組織部長是貝爾欽，副部長王雲程、朱阿根，宣傳部長希季欽，夏威和我是副部長。我分工安排上黨課，請教師，辦支部局的牆報。王明走後，張聞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這條線還在，張聞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東方部有直接聯繫。延安整風時，博古說：我雖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謀其政，主要是通過寫文章，當翻譯。張聞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論方麵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論戰。」[61]
同期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發生趙言輕[62]自殺事件，大批學生被逮捕。
對於趙言輕的自殺，許多人認為是在「清黨」過程中發生的，孫耀文《風雨五載》甚至說是在1930年3月，並說他是「一個托派組織的頭頭」。[63]但江澤民、李一凡等認為發生在「清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