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回憶說：「清黨開始以前，王明一夥中以『機關槍』聞名的盛忠亮等，向全校宣布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有個俄文名叫麻麻也夫（趙言輕）的學生，在向支部局交待了中山大學的托派情況，盛忠亮同他『聊聊』之後，他就『自殺』了。據說他死前，留下了『托派名單』。盛忠亮等在全校大會上談到這一事件時，藉機威嚇說：『托派用不著猶豫，想躲也無用。』接著格勃烏機關開始在學校逮捕學生，第一批被捕的據說有五六十人。」[64]
吳福海回憶說：「在那些日子裏，人心惶惶，有一個學生因參加托派，感到走投無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鐵床架子上。過了幾天校內有幾個同學不知下落，有人說是被格勃烏抓去了，我所在的初級班中有一個同學也失蹤了。」[65]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傳記與回憶》也說，聽博古、楊尚昆等同誌說，「清黨」開始時，沈澤民、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何子述等擁護國際路線的人曾遭到反對，「後來，幸而在一個畏罪自殺、外號『媽媽同誌』的托派身上，搜出中大托派的名單。這個『媽媽同誌』是托派管組織的。這樣，才把清黨的對象轉向反黨分子！」
但據李一凡回憶，趙言輕並不是「托派」。他說：
一天清晨突然傳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有個叫麻馬也夫（不知其漢文姓名）的河南人「自殺」了。據說，在他的床墊子下麵「發現」一封「遺書」和一份「名單」。可是，所謂「遺書」和「名單」，並沒給人過目，據說為了「保密」。當殷鑑在大會上宣布此事時，雖然手裏也拿著一兩張紙（據說就是「遺書」和「名單」），可他並沒照著那紙念。他隻是說，麻馬也夫在「遺書」裏揭發，「中大」有個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組織，在這次鬥爭中操縱廣大黨、團員群眾向黨支部局進攻，反對黨的領導；他本人就是該組織的一員，深感對不起黨，所以負疚「自殺」雲雲。
這樣一來，學校裏的形勢和氣氛又為之大變：王明一夥於是誣陷廣大黨、團員群眾聯合反革命托派向黨進攻，並謊報區委和聯共中央。中央和區委當然大怒，指示嚴厲查處，於是帽子棍子鋪天蓋地而來，終於通過欺騙手段而大逮捕起來了。
大逮捕的第一批是一些從「東大」過來的和1928年以後從國內來的同誌。因為這些同誌曾簽名要求回國，於是就在一個晚上以送他們回國為名，按他們自己簽的名單一一聚集送進「木得已耳卡」大牢；當這些同誌到了大牢過道，還以為是「車站」哩！第二天一早，學校裏放出風聲說，這些人都是托派，其實內中好些人根本與托派沒有任何瓜葛。之後，又陸續逮捕了好些人……
從以上所述，不禁使人產生合乎情理的疑問：麻馬也夫既已決定改過自新、主動揭發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組織，還提供了名單，這對黨不是有大功嗎，為什麽還要輕生自殺呢？那麽，是不是王明一夥感到走投無路而策劃出「殺人滅口」的毒計呢？既然有遺書、名單，為什麽不把來公開給大家看，為什麽不根據名單「按圖索驥」地一網打盡呢？事實卻是：第一次大逮捕是根據他們自己簽字上書的名單，其中有人根本不是托派；後來逮捕的一些托派，肯定是根據李劍如同誌的檢舉材料；托派陳尚友（陳伯達）沒被捕，證明當時除同他單線聯繫的組長萬誌鱗之外再沒誰知道。從這三點事實可以明顯地看出，壓根兒沒有過什麽麻馬也夫提供的托派名單。[66]
趙言輕的自殺，立即在中山大學引起很大的震動。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他的悲劇性的死亡使學校蒙上了恐怖氣氛。全校學生和教職員人人自危。在清黨會議上，氣氛低沉，不論是被盤問的人或不是被盤問的人，大家都是心神不定。」[67]
同期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清黨」運動全麵展開，許多好同誌遭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關於這次清黨的時間，說法不一。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傳記與回憶》說是「1929年夏秋」。孫耀文《風雨五載》一書說：1929年9月，「新學期一開始，聯共（布）中央監委派出的清黨委員會進駐中山大學」，也就是說「清黨」是從9月開始的。[68]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說是10月，他說：「中山大學的第一次清黨大會，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舉行的。」[69]曹仲彬、戴茂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70]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上卷，[71]也持這種說法。但張仲實說是「1929年底到1930年初」。[72]江澤民說是1929年冬至1930年2月，他說：「1929年冬，聯共中央監委派出清黨委員到中山大學依靠支部局進行清黨。」「1929年12月『中大』開始清黨以後，王明一夥控製的支部局藉機對並非托派而隻是反對他們倒行逆施的廣大黨團員，極盡望風捕影、栽贓誣陷之能事，並協同格勃烏機關，對他們無情迫害，殘酷鎮壓。」「這次清黨直到1930年2月底才結束，歷時幾個月。」[73]陳修良說是從1929年冬開始，但正式清黨「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年上半年」。[74]師哲說是「從1929年底到1930年」。[75]吳玉章說「清黨十一個月」，到1930年7月才完。[76]此處采盛嶽、《張聞天年譜》等說法。
關於這次「清黨」的做法，中山大學支部局委員兼秘書、參與對「中大」被捕學生嚴刑逼供的盛忠亮曾說：清黨委員會「安排召開了一係列的會議，會議由這些委員主持，學校的每個黨員要麵對其他黨員接受可能的指責。學校黨支部局仔細挑選認為是可靠的黨員，我是其中之一，事先給他們作了布置，讓他們散坐在到會的人員中間。他們為受到別人攻擊的合格黨員進行辯護，同時一齊起來用有力的控告來攻擊托派分子和其他『反黨』分子。對於被審查的每個人來說，這些會議可稱是喪魂落魄的經歷，因為每個過去那怕是一點極小的缺點都可能受到盤問。甚至要徹底考查一個人好幾代祖宗的家史。這是一種殘酷的訊問方法。在眾口交織向你提出種種問題和指控的情況下，許多脆弱的人一下子就垮台了。就連我們中那些身強誌堅的人，也都要在這種盤問中汗流如洗。」[77]
吳福海回憶說：「在那些日子裏，人心惶惶，有一個學生因參加托派，感到走投無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鐵床架子上。過了幾天校內有幾個同學不知下落，有人說是被格勃烏抓去了，我所在的初級班中有一個同學也失蹤了。」[65]
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傳記與回憶》也說，聽博古、楊尚昆等同誌說，「清黨」開始時，沈澤民、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何子述等擁護國際路線的人曾遭到反對，「後來，幸而在一個畏罪自殺、外號『媽媽同誌』的托派身上，搜出中大托派的名單。這個『媽媽同誌』是托派管組織的。這樣，才把清黨的對象轉向反黨分子！」
但據李一凡回憶，趙言輕並不是「托派」。他說：
一天清晨突然傳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有個叫麻馬也夫（不知其漢文姓名）的河南人「自殺」了。據說，在他的床墊子下麵「發現」一封「遺書」和一份「名單」。可是，所謂「遺書」和「名單」，並沒給人過目，據說為了「保密」。當殷鑑在大會上宣布此事時，雖然手裏也拿著一兩張紙（據說就是「遺書」和「名單」），可他並沒照著那紙念。他隻是說，麻馬也夫在「遺書」裏揭發，「中大」有個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組織，在這次鬥爭中操縱廣大黨、團員群眾向黨支部局進攻，反對黨的領導；他本人就是該組織的一員，深感對不起黨，所以負疚「自殺」雲雲。
這樣一來，學校裏的形勢和氣氛又為之大變：王明一夥於是誣陷廣大黨、團員群眾聯合反革命托派向黨進攻，並謊報區委和聯共中央。中央和區委當然大怒，指示嚴厲查處，於是帽子棍子鋪天蓋地而來，終於通過欺騙手段而大逮捕起來了。
大逮捕的第一批是一些從「東大」過來的和1928年以後從國內來的同誌。因為這些同誌曾簽名要求回國，於是就在一個晚上以送他們回國為名，按他們自己簽的名單一一聚集送進「木得已耳卡」大牢；當這些同誌到了大牢過道，還以為是「車站」哩！第二天一早，學校裏放出風聲說，這些人都是托派，其實內中好些人根本與托派沒有任何瓜葛。之後，又陸續逮捕了好些人……
從以上所述，不禁使人產生合乎情理的疑問：麻馬也夫既已決定改過自新、主動揭發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組織，還提供了名單，這對黨不是有大功嗎，為什麽還要輕生自殺呢？那麽，是不是王明一夥感到走投無路而策劃出「殺人滅口」的毒計呢？既然有遺書、名單，為什麽不把來公開給大家看，為什麽不根據名單「按圖索驥」地一網打盡呢？事實卻是：第一次大逮捕是根據他們自己簽字上書的名單，其中有人根本不是托派；後來逮捕的一些托派，肯定是根據李劍如同誌的檢舉材料；托派陳尚友（陳伯達）沒被捕，證明當時除同他單線聯繫的組長萬誌鱗之外再沒誰知道。從這三點事實可以明顯地看出，壓根兒沒有過什麽麻馬也夫提供的托派名單。[66]
趙言輕的自殺，立即在中山大學引起很大的震動。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他的悲劇性的死亡使學校蒙上了恐怖氣氛。全校學生和教職員人人自危。在清黨會議上，氣氛低沉，不論是被盤問的人或不是被盤問的人，大家都是心神不定。」[67]
同期 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清黨」運動全麵展開，許多好同誌遭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關於這次清黨的時間，說法不一。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談話整理的《傳記與回憶》說是「1929年夏秋」。孫耀文《風雨五載》一書說：1929年9月，「新學期一開始，聯共（布）中央監委派出的清黨委員會進駐中山大學」，也就是說「清黨」是從9月開始的。[68]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說是10月，他說：「中山大學的第一次清黨大會，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舉行的。」[69]曹仲彬、戴茂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70]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上卷，[71]也持這種說法。但張仲實說是「1929年底到1930年初」。[72]江澤民說是1929年冬至1930年2月，他說：「1929年冬，聯共中央監委派出清黨委員到中山大學依靠支部局進行清黨。」「1929年12月『中大』開始清黨以後，王明一夥控製的支部局藉機對並非托派而隻是反對他們倒行逆施的廣大黨團員，極盡望風捕影、栽贓誣陷之能事，並協同格勃烏機關，對他們無情迫害，殘酷鎮壓。」「這次清黨直到1930年2月底才結束，歷時幾個月。」[73]陳修良說是從1929年冬開始，但正式清黨「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年上半年」。[74]師哲說是「從1929年底到1930年」。[75]吳玉章說「清黨十一個月」，到1930年7月才完。[76]此處采盛嶽、《張聞天年譜》等說法。
關於這次「清黨」的做法，中山大學支部局委員兼秘書、參與對「中大」被捕學生嚴刑逼供的盛忠亮曾說：清黨委員會「安排召開了一係列的會議，會議由這些委員主持，學校的每個黨員要麵對其他黨員接受可能的指責。學校黨支部局仔細挑選認為是可靠的黨員，我是其中之一，事先給他們作了布置，讓他們散坐在到會的人員中間。他們為受到別人攻擊的合格黨員進行辯護，同時一齊起來用有力的控告來攻擊托派分子和其他『反黨』分子。對於被審查的每個人來說，這些會議可稱是喪魂落魄的經歷，因為每個過去那怕是一點極小的缺點都可能受到盤問。甚至要徹底考查一個人好幾代祖宗的家史。這是一種殘酷的訊問方法。在眾口交織向你提出種種問題和指控的情況下，許多脆弱的人一下子就垮台了。就連我們中那些身強誌堅的人，也都要在這種盤問中汗流如洗。」[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