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對史達林提出的「第三時期」理論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認為「第三時期」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裏長城。「這個時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增長，帝國主義的內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劇，從而必然導致帝國主義戰爭，導致大規模的階級衝突，導致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的革命高潮發展，導致殖民地偉大的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時期」。強調「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危險」，「在各殖民地的共產黨中也必須加強反右傾的鬥爭」。[48]對這種錯誤的「第三時期」理論，王明長期把它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提出和宣傳了許多「左」傾冒險主義的主張。
7月27日 調到中共滬東區委宣傳部。[49]
離開滬西區時，寫了一首《從頭學起有得》的詩：
見空就投飛似箭，背人即貼快如風，
莫言此道學無用，手足機靈耳目聰。[50]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回憶說：「我當時是江蘇省委書記，經常到上海各區委參加會議，見到他參加過滬東區委會。一次區委在討論支部工作，談到有些黨員不繳納黨費時，我說：黨員應該繳納黨費，要進行教育。他寫了個條子給我，說黨員不但要繳黨費，還要做工作。我沒有理他，因為我談的隻是繳黨費問題，沒有談別的。」[51]
7月30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聯合發出《致留蘇聯全體中國同誌書》，說：「很誠懇的號召全體在蘇聯的同誌，學習正確的理論，研究中國實際的環境，求得專門的工作能力。」並肅清「一切個人的糾紛，有意氣的成見，派別小組織的傾向，反對派和國民黨的殘餘」。[52]
7月31日 在滬東韜朋路碼頭工人席棚住區召開八一示威動員大會。因為會場外有人把風放哨，會議能夠大膽舉行，開得很熱烈，群眾情緒很高，口號聲、掌聲響個不停。會議決定8月1日在白渡橋舉行示威。會後，他寫了3首七絕《韜朋路上》以記之。[53]
夏 桂尊秋與大哥桂尊夏到上海看望王明。桂尊秋回憶說：「到上海後，我大哥帶我去一個秘密機關，在這裏見到了陳紹禹，他們正在打麻將。他給別人使個眼色，然後進來與我們談話，後又與我大哥單獨談話……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到他。」[54]
8月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發出《關於中共在職工會裏工作問題的決議》，說「中國工人運動底新高潮是正在增長起來」。因此，「共產黨員在工人群眾組織裏的工作，首先就是工會裏的工作——在獨立的赤色工會，以及在國民黨（政府）工會和黃色（『左派』國民黨）工會裏的工作——必須立刻實行一個轉變」；「中國共產黨現在應該用一切方法，去發展赤色工會，使赤色工會變成真正的群眾組織」，並「使赤色工會公開起來」，「就是用改換名稱而突然擅自公開起來的方法也好」。[55]對這種「左」傾的冒險主張，王明積極地進行了宣傳和貫徹。
同月 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任弼時和王明談話，指出他在對富農政策上的「左」傾觀點和非組織的活動。當時王明承認：不經過黨的組織直接向共產國際有關個人報告中國黨的情況「是不對的」，但這是莫斯科有關的人要求他做的，並且答應今後「避免」這樣做。[56]
9月1日 撰寫《論撒翁同誌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以韶玉的名字發表在《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0期上。1929年5月東北當局藉口蘇聯在中東路「宣傳赤化」，派兵包圍、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並派兵到中蘇邊界，後來又強占中東路全線。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擁護蘇聯」、「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陳獨秀於7月28日以「撒翁」的筆名給中共中央寫信，批評中共中央關於中東路的宣傳策略脫離群眾，並易為國民黨利用，易為群眾所誤解。中共中央公開寫信，認為陳獨秀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根本上離開了無產階級觀點。8月5日，陳獨秀又給中共中央寫信。中共中央又公開覆信，批評陳獨秀的觀點。8月11日，陳獨秀第三次給中共中央寫信，指責中央以「警察政策」對待同誌。王明的文章說陳獨秀對戰爭缺乏階級觀點，是對中東路引起的戰爭的性質沒有正確認識，是從共產主義者墮落到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觀點，其根源是機會主義的繼續和發展，並一再宣傳「擁護蘇聯」的主張，說：「在中國反動政府公開的進攻蘇聯的情況下，『武裝擁護蘇聯』這一口號，不是一般的宣傳口號，而是隨著事變發展的過程而變成現實行動的口號的，隻有『變反蘇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中國無產階級才能盡其國際的階級的和歷史的作用與任務。」
《寫作要目》說：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為擁護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反對陳獨秀提出的『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口號」。
9月前後 撰寫《為啥個米貴了？——中共滬東區委為要求加米貼告滬東工人書》的傳單。
《寫作要目》說：「當時作者任滬東區黨委宣傳部長，寫了許多告工人傳單，而這個傳單有一個故事，所以記得。這個傳單是用上海方言和完全口語寫的，內容是號召工人為米貴要求增加米貼，並說明米貴原因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結果等。當時區委書記遊無魂堅決反對這個傳單，認為從來沒有見過用方言和口語寫告工人書的。爭論數次不決，以後王明提議他倆一路把傳單拿到文化程度較高的英商電車公司支部和老怡和的廠支部去徵求意見，工人同誌看了說：『這傳單識字的一看就懂，不識字的一聽就懂。』然後才用區委名義印發。」
7月27日 調到中共滬東區委宣傳部。[49]
離開滬西區時，寫了一首《從頭學起有得》的詩：
見空就投飛似箭，背人即貼快如風，
莫言此道學無用，手足機靈耳目聰。[50]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回憶說：「我當時是江蘇省委書記，經常到上海各區委參加會議，見到他參加過滬東區委會。一次區委在討論支部工作，談到有些黨員不繳納黨費時，我說：黨員應該繳納黨費，要進行教育。他寫了個條子給我，說黨員不但要繳黨費，還要做工作。我沒有理他，因為我談的隻是繳黨費問題，沒有談別的。」[51]
7月30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聯合發出《致留蘇聯全體中國同誌書》，說：「很誠懇的號召全體在蘇聯的同誌，學習正確的理論，研究中國實際的環境，求得專門的工作能力。」並肅清「一切個人的糾紛，有意氣的成見，派別小組織的傾向，反對派和國民黨的殘餘」。[52]
7月31日 在滬東韜朋路碼頭工人席棚住區召開八一示威動員大會。因為會場外有人把風放哨，會議能夠大膽舉行，開得很熱烈，群眾情緒很高，口號聲、掌聲響個不停。會議決定8月1日在白渡橋舉行示威。會後，他寫了3首七絕《韜朋路上》以記之。[53]
夏 桂尊秋與大哥桂尊夏到上海看望王明。桂尊秋回憶說：「到上海後，我大哥帶我去一個秘密機關，在這裏見到了陳紹禹，他們正在打麻將。他給別人使個眼色，然後進來與我們談話，後又與我大哥單獨談話……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到他。」[54]
8月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發出《關於中共在職工會裏工作問題的決議》，說「中國工人運動底新高潮是正在增長起來」。因此，「共產黨員在工人群眾組織裏的工作，首先就是工會裏的工作——在獨立的赤色工會，以及在國民黨（政府）工會和黃色（『左派』國民黨）工會裏的工作——必須立刻實行一個轉變」；「中國共產黨現在應該用一切方法，去發展赤色工會，使赤色工會變成真正的群眾組織」，並「使赤色工會公開起來」，「就是用改換名稱而突然擅自公開起來的方法也好」。[55]對這種「左」傾的冒險主張，王明積極地進行了宣傳和貫徹。
同月 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任弼時和王明談話，指出他在對富農政策上的「左」傾觀點和非組織的活動。當時王明承認：不經過黨的組織直接向共產國際有關個人報告中國黨的情況「是不對的」，但這是莫斯科有關的人要求他做的，並且答應今後「避免」這樣做。[56]
9月1日 撰寫《論撒翁同誌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以韶玉的名字發表在《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0期上。1929年5月東北當局藉口蘇聯在中東路「宣傳赤化」，派兵包圍、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並派兵到中蘇邊界，後來又強占中東路全線。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擁護蘇聯」、「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陳獨秀於7月28日以「撒翁」的筆名給中共中央寫信，批評中共中央關於中東路的宣傳策略脫離群眾，並易為國民黨利用，易為群眾所誤解。中共中央公開寫信，認為陳獨秀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根本上離開了無產階級觀點。8月5日，陳獨秀又給中共中央寫信。中共中央又公開覆信，批評陳獨秀的觀點。8月11日，陳獨秀第三次給中共中央寫信，指責中央以「警察政策」對待同誌。王明的文章說陳獨秀對戰爭缺乏階級觀點，是對中東路引起的戰爭的性質沒有正確認識，是從共產主義者墮落到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觀點，其根源是機會主義的繼續和發展，並一再宣傳「擁護蘇聯」的主張，說：「在中國反動政府公開的進攻蘇聯的情況下，『武裝擁護蘇聯』這一口號，不是一般的宣傳口號，而是隨著事變發展的過程而變成現實行動的口號的，隻有『變反蘇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中國無產階級才能盡其國際的階級的和歷史的作用與任務。」
《寫作要目》說：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為擁護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反對陳獨秀提出的『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口號」。
9月前後 撰寫《為啥個米貴了？——中共滬東區委為要求加米貼告滬東工人書》的傳單。
《寫作要目》說：「當時作者任滬東區黨委宣傳部長，寫了許多告工人傳單，而這個傳單有一個故事，所以記得。這個傳單是用上海方言和完全口語寫的，內容是號召工人為米貴要求增加米貼，並說明米貴原因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結果等。當時區委書記遊無魂堅決反對這個傳單，認為從來沒有見過用方言和口語寫告工人書的。爭論數次不決，以後王明提議他倆一路把傳單拿到文化程度較高的英商電車公司支部和老怡和的廠支部去徵求意見，工人同誌看了說：『這傳單識字的一看就懂，不識字的一聽就懂。』然後才用區委名義印發。」